银行合同工能不能升职:美国教育部只有服务权——教改当从教育部改起

 美国教育部只有服务权——教改当从教育部改起

现在不是讲究与外国接轨吗？就是国外的教育部，也不像中国教育部一样包揽一切，就说美国教育部吧，就很让国人开眼界。1867年，美国曾设有一个类似教育部的机构，但寿命不长，一年后就降格成为一个“办事处”，直到1979年才重新设部，在此期间的111年中，美国不曾有过一个专管教育的“部”。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教育部，不等于没有管教育的政府部门，更不等于没有教育。美国的教育是由公民社会主导，而不是由政府权力管理或管制的；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是官僚，而是有社会抱负、公民理想的启蒙者、知识精英、教育家。同时，民选的立法机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美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是19世纪初，当时根本就没有教育部，变革是在州里由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理力量推动的。

即便是现在，美国教育部也是所有内阁级部中最小的。1995年，雇员约5000人，与农业部的10万雇员或国防部的80万雇员相比，简直不算什么。当时美国有7000万人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经费是500亿美元，教育部的款项支配只占其中的8%。根据美国《教育部组织法》，教育部的职能简单而有限，主要就是提供一些联邦资助，收集和传播关于学校和教育的信息，以及确保教育机会的平等。很显然，与其说美国教育部是一个“管理”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服务”机构，因为它不管考试，不管升学，不管评估，不管具体教学，不管政治思想，既无权任命一个学校的校长，也无权规定教师的职称和薪水，更无权过问学校的课程和老师的教案。实际上，根据国会的立法，美国教育部被明确禁止“对任何教育机构、学校或者学校系统的课程设置、管理或者人事安排进行任何形式的命令、监督或者控制”。受到此等限制的教育部，也只有“服务”的份了。所以美国教育部长到下面的学校去考察，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更别说前呼后拥了。这与我们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要是教育部门的一个芝麻官来到学校，学校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得全程陪同，前几年广西师大六位校领导亲迎评估组秘书的“闹剧”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可能有人会说，美国教育部是在一个联邦政体下运作，难以与中国的教育部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对教育的管理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但是，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有着不小的管理权，也不像我们的政府部门把学校的升学率当成了政绩工程，管得事无巨细，连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教育部门都要检查。并且，美国各州和县市的教育行政机关一般只能管理公立学校，而对私立学校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权；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在美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有4万所左右，大学阶段的私立学校就有4000余所，是公立大学的一倍还多，我们所熟知的最好大学如哈佛、耶鲁等都是私立的。中国的私立学校本来就少，难成气候，还被教育部门不断地压缩生存空间，完全被边缘化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所采纳的分权式教育制度安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由于教育制度在全国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由各州和地方决定，于是，各州和地方之间就会为提供教育服务展开激烈的竞争。比如当一个州的学校和教育质量得到提升的时候，其他州的居民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迁徙到该州来，使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竞争的压力迫使各地竞相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纳税人就会“外逃”，而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4%的目标几十年未实现，教育内部只有分数的浅薄内讧，竞争严重缺乏，基本还处于卖方的垄断市场；于是在中小学阶段各地严厉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中高考也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自划分数线自定录取名额；对于因实际生活需要在异地就读的学生，即使上学已经交了高额的借读费，学习的教材版本也不一样，到了中高考还是得回原籍考试。如此僵化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尽管早成众矢之的，可教育部就是爱得无怨无悔。

据《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封面文章报道，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畅谈大学教育制度改革，指出大学独立对大学、社会和国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财经》杂志在编者按中一语中的地指出，“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大学如此，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教育大业，不仅关系着当代中国人的福祉，更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文明走向，教育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要真正实行教育改革，就必须痛下决心，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先从教育部开始改革。这样的改革当然很难，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要想出现光明和希望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