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甲勇士刑天三个队长:共富之路在于降房价

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广大未富者强烈的意愿，也是邓小平晚年时一再强调的经济建设思想和发展理念。那么，路在何方？路，就在房地产，就在房价。因为中国先富阶级之超短期先富和由此造成的中国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之日益显著，主要就是房地产或房价的“贡献”。因此，中国缩小先富和“后富”之间的差距和走向共同富裕，主要应该拿房地产或房价开刀。中国贫富差距的猛然拉大，归功于房价的飙升。记得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博士讲过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上海华东师大读本科时的三位同学，毕业后工资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位投资炒房的，身价早已过千万，一位买房自住的，只能算小康，而另一位没买房的，彻底“沦为”贫穷。许子东博士由此说，“房价导致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确实如此，房价的飙升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在短时间内突然拉大的主要原因。本来都是平等的人，由于房价的飙升，一夜之间变成不同阶级的人。也因此，中国的暴富阶级没有一个不感谢和佩服任志强的，因为任志强是“中国的房价之神”。（中国的暴富阶级诅咒他们不喜欢的那个“神”，却拜起了新的大大小小的财富之“神”，看来，中国人不管什么阶级，都离不开自己心目中的“神”。）不过，也正是这位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神仙”最早地讥讽穷人，说“穷人没钱就不要买房”，“中国的房子是专为富人盖的”。就是说，这位“神仙”早就为我们证明了房价与贫富差距拉大的关系。中国地区差距的猛然拉大，也归功于房价，归功于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的率先飙升。其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差距并不大，甚至没有什么差距。上海从90年代末开始“致富”，尤其从2001-2002年“房地产书记”陈良宇执政以后开始“暴富”，主要就靠的是房地产和房价的飙升。记得距笔者居处不远的上海徐家汇的房价1998年房改起步时不过3、4000元，到2000年就飙升到1万多元，现在是6万多元，也就是房改以来涨了15-20倍。上海房价的飙升，一下子拉大了其他城市与上海的差距，上海一下子又回到上世纪2、30年代“东方巴黎”和在国内城市中傲视群龙的地位，尤其世博会还大大为之加码。还有，其他城市许多富人以及海外富人纷纷到上海投资买房和炒房，也为上海房价的率先飙升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大量地迅速地向上海等几个一线城市集中，这就造成中国城市之间的差距猛然扩大了。典型的例证就是，北京的博士毕业后，宁可在北京教小学，也不愿到其他一些城市教大学。随着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北上广（深）等房地产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畸形发展畸形繁荣的情况十分明显，而相形之下，中国中西部许多三四线城市处于相对“贫困”之中。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去调查一下，许多三四线城市甚至城镇的大小官员和富人都在上海等一线城市有房产。这说明中国的地区差别对富人并没有影响，影响的是穷人。中国地区差距拉大和造成中国人财富布局的畸形，跟民国时期很相像：民国时期，中国有亚洲最繁荣最豪华的城市上海，同时也有亚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城市或城镇；另外，即使在最繁华的上海，地区差别也大得惊人：上海有有钱人居住的上只角，也有穷人居住的下只角，有寸土寸金的南京路、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路），也有“惨不忍睹”的棚户区。可见，中国贫富意义上的地区差距或城市差距的迅速扩大，也主要归功于房地产或房价因素。顺便说一下，笔者在“房地产书记”陈良宇倒台时对身边的朋友说过，中央只是打倒了一名贪官，但没有清算这位“房地产书记”在房价方面惹的大祸，一定还有后患。这几年的事实证明笔者当年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中央似乎一直没有从“房地产书记”陈良宇身上吸取教训和高度重视高房价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而是采取回避、犹豫甚至纵容的态度。所谓的房地产调控，都是“小打大帮忙”。陈云同志1949年在上海打击投机倒把是作为一场战役来打的，而现在的调控倒好，要打了，都是提前半个月一个月发通知的。比如通知下个月要实行限购令了，就是让你在这个月赶紧买房，这就是“小打大帮忙”。出现这种“玩笑”式的调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刻地从“房地产书记”陈良宇身上吸取教训。中国城乡差别的扩大，也与城市房价的飙升不无关系。农村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房价涨不动，房地产投资及伴随的银行资金不愿意到农村，只能越来越集中到城市。最耐人寻味的就是连农业银行也把网点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尤其大城市，还是市中心。像上海市中心这几年就出现了一批农行的网点。中国的农业银行不去重点投资农业，都纷纷往大都市跑，岂不怪哉？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与房贷有关。在房价飙升的情况下，房贷是中国所有银行都想争夺的蛋糕，农业银行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地跑到大城市抢蛋糕了。农业银行都弃农进城了，中国的城乡差别还有不扩大的？更重要的是，如笔者上一篇拙文所说的，随着房价的飙升，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开支不断增加，推动城市劳动力价格（即名义工资）的上升，这就不断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新农村建设事实上出现停滞，原来已经相对缩小一点的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总之，近10余年来，中国社会以贫富差距为核心的三大差距的迅速扩大，主要归功于房地产投资的畸形发展和房价上涨得过快、过高。高房价使得占人口少数的投资投机炒房者和一线二线城市迅速暴富，同时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其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急剧地相对贫困（不是绝对贫困）。我们知道，价格具有实现社会分配的功能。高房价帮助中国的富裕阶级实现了他们与中国不富裕阶级之间不公平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因此，要调节和改变中国贫富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不公平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高房价降下来。（二）要把中国的高房价降下来，首先，要把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降下来。而且，只要把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降下来，全国其他城市的房价下降可能就不在话下了。光把三四线甚至二线房价降下来，可能没用，也做不到，因为这些城市的房价都比照甚至追赶上海等一线房价的。“擒贼先擒王”，只有降服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才可能降服全国的房价。其中，尤其要重点把上海的房价降下来。上海是中国高房价的标杆。中国的投资投机炒房者最怕上海的房价下跌，因为上海一跌，其他地方的房价就没理由坚挺了。中国政府就应该像1949年那样，在上海打好降房价的战役。在上海打赢了，其他地方就比较好办了。其次，要全面地严格地实行“三限”即限贷、限价和限购。“三限”的核心是限购。没有限购，光限贷和限价是没用的。投资投机炒房者个人和企业的资金来路多得很，比如股市圈钱，比如骗贷或挪用非房地产投资贷款等，调控者根本看不过来。限价更没有用，那是玩数字游戏。关键是限购。厉以宁教授说“要变限购为限售”，笔者劝政策制定者不要听他老先生的，限购政策不能停。限购一停，投资投机炒房个人和企业立即如狼似虎地反扑过来，整个房地产调控就全线败退了。第三，要全面地对超标准住房业主（或三套及以上住房业主）按商业性房产征收房产税。不要再以“搞试点”为由拖时间。超标部分的房产是非自住房产，是投资投机性房产，其性质完全等同于商业性房产，因此征收高额房产税完全合理合法。房产税的要害是对存量超标房征收。上海的房产税，只对增量房征收而不对存量房征收是避重就轻的做法，也是一种玩笑式的调控。对投资投机房业主（包括大量的出租房业主）征收房产税，能增大投资投机成本。不少房地产评论家说“房产税没用，而且只有抬高房价，因为卖房人和房东可以通过抬价把房产税转嫁给买房人和租房人。是的，在房价飙升和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种转嫁是可能的，但在房价下跌和形成下跌趋势的情况下，转嫁房产税的可能就不大了。因此，“房产税转嫁”论是片面的，不能成为反对房产税政策的理由。事实上，只要中国的房价出现下跌的趋势和预期，投资投机房业主就很难转嫁房产税，高昂的房产税成本就会迫使他们抛出投资投机房，从而增加商品房的供给和降低房价。其实，中国的投资投机炒房者最怕的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极力反对他们的投资投机房征收房产税。最后，要明确在房产证50年和70年大限到期时，必须收回投资性住房的土地产权。不少房地产评论家拿出《物权法》来为长期投资房地产的个人和企业打气，好像《物权法》会保障他们长期投资权益的。其实，《物权法》只保障自住用房土地在50年或70年大限到期时的自动续期权益，并不保障非自住的商业性住房土地的自动续期权，相反，政府有权在合同到期时收回这类非自住性房产的土地，当然应支付这类房产在合同到期时的残值。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明确私人投资房产地产获益的期限，有助于督促存量房中投资投机房的业主尽早地将手中的投资房投入市场，增加商品房供给和由此降低房价。当然，毋庸讳言，由于降房价直接触动中国房地产投资投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这个利益集团有官商银勾结为依托，要权有权，要钱有钱，集中地代表着中国先富阶级的意志，其各方面的优势是中国未富阶级很难相比的。因此，中国的降房价，恐怕要中央政府使用强势的铁腕手段才能奏效。不要把中国的房价调控演变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和房地产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博弈是陷阱，博弈会增加调控成本，博弈会增强地方官商银的结盟。这几年，中央的调控连连失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掉进了“房地产博弈陷阱”。从理论上讲，政府的调控就是行政性和强制性的，就是“调控你没商量”的，不是和你玩猫鼠游戏的。没有强硬、果断和落到实处的调控，“降房价”就成为一句空话。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 原文链接：http://zpwzpw.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ids=154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