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塑板制作工艺:与共和国命运紧紧胶粘的一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百万知识青年怀揣理想和激情，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

40年的光阴，让“老三届”作为一个特殊名词载入了史册；40年的光阴，让当年的老三届人如今霜染两鬓。面对历史，重新回顾青春的岁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可笑的幼稚和真诚，以及种种无可挽回的闪失和局限而感慨……但是，仅仅沉浸于怀旧的情绪之中是不够的，那会阻碍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容易使回忆走形甚至失真。

“回忆更应该是一种思想、一种触动，而不止于抚摸。”老三届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的命运胶粘在一起的，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反思，是下一代的营养，也是这一代人特有的生命价值。肖复兴的新著《绝唱老三届》让我们重新审视已经步入退休之年的这一代人40年的生活轨迹。

——编者

有一个叫高崇辉的知青

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树立了很多典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典型，会看到许多那个时代抹在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影子。当时名震黑龙江的黑龙江鹤岗知青高崇辉，就是其中的一位。

高崇辉1949年出生，和共和国同龄。他是1968年6月22日离开鹤岗到达克山农场的。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治医生。来自家庭的教育，让他从小就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渴望读书上大学。来自学校的教育，让他坚定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要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于是，渴望上大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需要放在第二位的个人利益。“文革”的到来，让他越发相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膨胀了早就埋在心里的理想的种子，加之他从小喜欢读科幻小说，更让理想的种子不是破土而生，而是插翅而飞了。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当然是首当其冲最早报名要去插队的。

只是，他奔赴北大荒时，父母都未能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正在挨批斗，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党的号召，临离家前，他还对父亲说应该加强改造。那一年，他19岁，少年不知愁滋味，他并不懂得人世的沧桑，不懂得父亲的痛苦。像许多知青一样，“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高崇辉义无反顾而豪情满怀地来到了北大荒。

来到农村，干的第一个活是割谷子，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地的老乡一人放六趟垄，知青一人放两趟垄，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外加一个当地的女的，排在一块地的地头。他开始以为自己中学时练过滑冰和长跑，还是个游泳运动员，在这三人中打头问题不大。谁知，那女的“噌噌”地就跑在头里去了，把他们两个知青无情地甩在后面。他累得腰酸腿疼，人家一个女的回过头来还帮助自己割，这真让他脸面不好看。5里地的一条垄，从早割到晚还没有割完，茫茫田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走，他得坚持割完。皓月当头，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月饼了。他的心里隐隐冒出一丝丝想家的念头，但立刻被他自己冒出的另一个念头连根拔掉了，这个念头就是改造。他确实真心地觉得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用艰苦的劳动把自己这一身细皮嫩肉磨掉。他一直坚持干到下半夜两点。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他说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要自己给自己加码。

凭着这样的加码的锻炼和改造，两年之后，他成为了干各种农活的一把好手。全克山农场大豆灌袋的冠军，一般一个人每小时灌200袋麻袋，他每小时灌262袋。他以自己干活的态度和本事理所当然当上了农工班的班长和排长。

他就是这样的单纯而真诚，干起活来就不惜命。大冬天里在场院里灌大豆，脚伸在豆子堆里，身上不住地冒汗，脚没法活动却冻僵了。干完活脱鞋，袜子和肉皮都冻在了一起，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耽误干活。脱苞米，一月没脱过衣服睡过一次囫囵觉。一天三班倒，他三班都要干，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老乡心疼地对他说:“你这么干，用不了40岁病就得找你!”他说:“我就是想拿自己试一试，看看全身的力量有多少。”说这话时，他格外真诚，他是以保尔柯察金在风雨中修路即使病重得浑身发抖也坚持到底的精神激励着自己。

45万知识青年把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里，记录着这一代人曾经激荡的青春往事，记录着那些艰难困苦中的豪情与苦涩，欢笑与泪水。

这时候，正时兴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高崇辉这样苦干便自然成为了典型。营里的报道组帮他写了讲用材料，提纲挈领，每件事情前面加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豪言壮语，讲用材料便点石成金。高崇辉拿着这份讲用材料从团里讲到师里，一直讲到兵团，红透了整个兵团。当时正在讲扎根边疆，加上这个主题，高崇辉这些苦干实干的实例，就又迸发出了新的火花，材料一下子从北大荒上报到了国务院的知青办，一炮打响，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高崇辉。

此时的高崇辉，已经像是坐上了过山车，由不得自己了。他本来并不想用苦干作为一块往上爬的敲门砖，但是往上的梯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如果说在讲用之前，高崇辉是走在泥土里；那么，讲用之后则好像走在云端。从天而降的荣誉桂冠，将他本来就膨胀中的一腔热情点火生烟，其实是给自己布下了陷阱。

后来的高崇辉常想，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渐渐又那样暗暗的得意，原来的那一份真诚在悄悄地锈蚀。这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化为讲用的材料，也可以如同颜料，把人涂抹成五彩斑斓的另一副模样。

就在这时，高崇辉恋爱几年的对象吹掉了。下乡前，他们是邻居，高崇辉的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女方的父亲是煤矿总公司的头儿，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吧。下乡时他到克山，女方到北安长水河农场。第一次回家探亲，两家大人商定，他们自己也乐意，这门亲事就这样爽快地定了下来。就在高崇辉一路讲用一路红的时候，女友父亲官复原职，便将女儿调回了城市。女友回城后就来信对高崇辉说你也得回城，调动手续我家替你办。但高崇辉当时正是整个北大荒扎根边疆的一面旗帜，他怎么可能为了爱情抛下这面旗帜呢?他写信告诉女友:我不能离开北大荒，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女友说:你要是不回来，咱们的事就黄!他说黄就黄!一段恋爱曲就这样戛然收尾，这是那个时代的知青典型的爱情。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段夭折的爱情，却又成了新的讲用材料。女友不要，加上后来的大学不上，招工不去，他一步一步走上材料铺就的云端。

1975年初，高崇辉被提升为副团长。他常常要到省里和北京开会。他还太年轻，不知道过犹不及。而此刻政治如密密的浓雾，已经把他团团围住，欲罢不能。推荐上大学的时候，他本来有两次可以争取的机会，一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次是清华大学，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他的心动了。他找了领导，希望能把握住这两次机会。领导对他讲:“你现在是扎根边疆的典型，你要安心工作，将来是会有前途的!”他不知道这时团中央九大要召开，物色团中央常委，他是被物色对象之一。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十天，他还带领全省代表团到大寨访问……他不知道这看似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实际是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悬崖。

“四人帮”倒台之后，以前的辉煌都成为了罪名。从1976年11月到1979年4月，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各级清查小组团团地包围着高崇辉。他充满痛苦和迷惑:“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难道我一腔热情地从城市来到北大荒玩命地干活，倒干出问题来了?难道你们想把我捧上天就捧上天，想把我摔下地就摔下地?我只是一只玩偶和风筝?”他没有想到，这一切其实是这一代人所付出真诚的必然代价。这种真诚，自有其可爱的一面，更有其幼稚的一面，所以才容易受骗，才容易将真诚作为了一粒狂热的种子而煽动起背道而驰的狂潮。

其实在1976年高崇辉被清查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对象，也是鹤岗的知青。每次回家探亲时，他常到她家去，由于当时他是上了报纸电台的名人，她的父亲对女儿说:高崇辉将来肯定有发展，你要多接触他。他们准备那一年的元旦结婚的，谁想到11月份，高崇辉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婚事便彻底吹了。

转眼到了1978年下半年，清查小组要他写材料，要的很急。他写完了，来不及抄，正赶上团部文教科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来，高崇辉无奈中请人家帮忙，话说得有几分凄凉:“清查小组要我写这个材料，要我态度要好。我求你帮个忙，替我抄抄。”

女知青答应得很爽快:“行，我替你抄，再帮你改改!”其实，在这之前，女知青对他就已经关注，抄材料成了他们进一步接触的契机。这一年的年底，女知青要离开北大荒返回上海，临行之际，她主动提出要和高崇辉交朋友。

这似乎很难让高崇辉相信，上海女知青似乎早料到他会这样，她很坚决而且考虑得很长远地对他说:“你要是以后站起来，我再回来。站不起来，就和我一起回上海。”这一瞬间，高崇辉很感动。两年后，1980年的春节，高崇辉和她结婚了。

而就在1979年4月，高崇辉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时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在飞机上与省团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相遇，随便聊起天来，就顺便问起高崇辉，这位团委书记说高崇辉还在被清查。省委书记又问宣传部部长到北京干吗去?宣传部部长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青联要恢复第一次开会，要各省报青联委员的名单。省委书记对宣传部长说:你下飞机立刻买机票回去，到农场了解高崇辉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名单换掉，青联委员的名单报他!

就这样，高崇辉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届全国青联委员，他所有的职务重新恢复。1979年，他参加全国青联代表团到英美法和西德等国访问。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办到上海与妻子团聚的决心，他对似乎是失而复得的这一切，也没有了年轻时的激动，乃至感激。他在沉浮的命运之间，想到关于生命，关于思想，关于人生的许多。

1986年底，高崇辉来到了上海，这一年，他37岁。青春已经逝去，曾经拥有过的光彩也已经逝去。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大上海立刻将他吞没。一切，他要从头再来。

他愿意做些实事，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以前的一切是已经翻过页的书，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下一页他想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应该说，他干得不错。这就是这一代人的能力，也是这一代人的素养。无论社会如何对待，无论时代如何颠簸，无论命运如何沉浮，这一代人总是实干着，上要对得起良心，下要对得起人民。

他在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粮油公司担任副经理兼经营部的主任，这个粮油公司在他上任前是有名的烂摊子，三年的时间，他使公司的利润翻了两番。公司从分配的十套房子里，拿出一套给他，作为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奖励。但他拒绝了，他说房子正紧张，我能要吗?这样拿了房子，以后还怎么工作?

他还说:“当初，我想的是要为革命，但那个革命太空洞了。现在，我想的是为老百姓。老百姓总比空洞的革命要实际得多了。”说出这话来，他显得并不轻松。从空洞到实际，他从19岁走到40多岁，走了20多年，这是整整一个青春的季节。

如今，高崇辉58岁了。他对于给予过他荣誉、浸泡过屈辱的北大荒情感复杂，却始终没有改变对于那里的一往情深。北大荒有个基金会，专门帮助困难的老知青，支持北大荒的发展，高崇辉每年给基金会捐赠一万元。

有一年，高崇辉重返北大荒，看到当年待过的生产队的队部那样的老态龙钟、破败不堪，他出资40万，重新修建队部。如今，这个新队部被当地的人们称之为“崇辉楼”。其实，那里只是他留下的一个青春的脚印。

北大荒和他相互难忘，都还在彼此的心中和视野里。

爱情故事

陈光顺和童建华是1969年从上海来的知青。那时，陈光顺是队上的统计，后来又干过机务，最后是副队长。人长得高大挺拔，面庞英俊。记得队上曾经排过样板戏《红灯记》，几乎众口一词，李玉和非他来演莫属，尽管他一再推脱说自己根本不会演戏，大伙依然非拉他上阵不可。虽然他一口上海腔唱得差些，但他的扮相要远远赛过胖得有些臃肿的浩亮，上台一亮相，满堂喝彩声。

那时，童建华先后干过农工、机务，又当过文书。她人长得苗条又秀气，身材尤其好，个子高高的，腿长长的，即使厚厚的大棉袄遮住了漂亮的三围，也遮不住她天生的美丽。而她的性格比她人还要美丽，极其温和得体，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书卷气。她的字写得和她人一样的漂亮，一看就知道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她不多言多语，干活任劳任怨，从不怕吃苦，和有些娇气的上海女青年大相径庭。

如果说陈光顺像是北大荒上一棵挺拔的白杨，童建华确实像是一株秀美的白桦。因此，当他们两人相爱了，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天设地造的一双，都为他们祝福。

其实，恋爱对于童建华来说，是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童建华从心里绝不想在北大荒找对象，更不想在北大荒结婚。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读书一直是她未泯的希望，尤其有了可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之后，这种念头便像燃起荒火般烧得心里难受。以她干活的态度，以她的好人缘，当然也应该包括她的好模样，队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自然推荐上了她。谁知，政审不合格，说她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大学之门无情地向她关闭了。就是这时候，她相中陈光顺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生失利之中，恋爱给了她温情的抚慰和补偿。

所有的领导都会喜欢像陈光顺这样的人，忠厚能干又听话，出身又是地道的工人，家里家外光滑得没有一点毛病。因此，他刚到北大荒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了当时需要的典型。他像是一张白纸，任人在上面描绘当时流行的最新最美的画面。这种画面曾经使得他一度辉煌，却在关键的时刻遮挡住了他的去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便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当然要留在北大荒发挥作用，他已经自觉地斩断了上大学的念头。

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像是旱天中稀少的雨点，童建华幸运地赶上了这列末班车的尾巴，被推荐上了哈尔滨的一所中专，学金属专业。虽然没能上梦中的大学，毕竟离开了北大荒，有了学上，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吧。

陈光顺为童建华送行时，—下子百感交集而无法言表。来北大荒7年，恋爱3年，感情同时融在这片土地和女友身上。他当然希望她如愿以偿，但又舍不得离开她。他庆幸她终于上了学，又为笼罩在自己身上一时的辉煌而脱身不得，痛苦得无处诉说。

幸亏这样的日子并不太长，一年多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高考制度恢复了，陈光顺考上了哈尔滨的中专，他欣喜欲狂，即刻打点行装，奔向哈尔滨与童建华会合。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相逢和读书的喜悦还未过去，旋即刮起了知青返城风，而且越刮越猛，上海在向他们招手了。陈光顺和童建华商量，他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后全部都要留在哈尔滨，到那时再办回上海恐怕就难了，他想退学回北大荒，再办回上海可能要容易些。那么，就得把可以到手的文凭丢掉。童建华支持了他，先回去一个人，总算先有了一线光亮。读书和回家，是当时身在异乡的多少知青心里的两大情结呀！

别离之中，陈光顺无所事事，他要做的除了思念，就是等上海的调令。这两样东西都在磨他的性子，天长地阔，大雁南飞，草甸子上荒草摇曳，七星河水水流清瘦，北大荒寥廓苍凉得让他想落泪。

1980年，陈光顺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调令。离开家11年之后，他又回到家了，走了一个圆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青春已经和他挥手告别了。

单位先派他到九江生产第一线，一干就是5个月。在这5个月中，童建华也从哈尔滨毕业，办不回上海，便先办到了镇江当老师，总算离上海近了许多。即使是依然有着两地相思，两人的心里却都有一种苦尽甜来的感觉，充满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

谁想到，5个月后陈光顺回到上海，迎接他的却是祸不单行。因为他这5个月是住在九江传染病医院对面，竟染上了肝炎，回上海不久便住进了医院。而童建华总闹肚子疼，单位的医生并不给她开病假，只是给她开点药。等到她疼得躺在床上直打滚被送进医院，已经晚了，子宫肿瘤，第一次开刀取出瘤子依然还长，只好第二次开刀摘除了子宫。起初，童建华埋怨是单位的医生给耽误了，后来她明白了，在北大荒，天寒地冻又潮又湿，她太年轻，干活又太不惜命，病已经潜入她的身体里，长年累月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对思念多年的恋人，终于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了，却是咫尺千里，躺在各自医院的病床上，对着皓月一轮、明星万点，寄托苦涩的相思。

他们结婚是1985的春天，这时陈光顺33岁，童建华31岁。童建华很爱并感激小陈，手术和激素药物的后遗症，使得她明显地发胖，再不像以前那样苗条漂亮了，关键是子宫的摘除，使她再无法生育。可是陈光顺毅然和她结婚，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她。”便不再说什么。

但是，爱情同时也面临着考验。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挤在陈光顺的家中。一间房子，前有父母，后有弟弟，他们被挤在中间。在大上海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

只是这一代人已经学会了吃苦而不诉苦，我们曾经是自愿才搭乘上这列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的，当这列列车轰隆隆地驶走之后，我们被甩了下来，被摔伤，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吃苦而不诉苦，因为我们知道诉苦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下一代会觉得那些苦只是我们自找的，谁让你们当初自以为真的能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只能悄悄舔舐自己的伤口，让它慢慢结痂，让它在阴雨天时悄悄带给我们阵阵的隐痛。

1986年，童建华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教育局和人事局联合举行咨询活动，解决两地教师的分居问题。她从镇江赶回上海，拉着陈光顺到现场，想死马当做活马医，试一试。他们的运气真好，赶巧碰上人事局局长坐在那儿值班，听了他们的申诉之后，非常同情这对坎坷中的患难夫妻，说根据他们的情况，童建华是完全可以办回上海的，并告诉他们办理调动的程序，要先由陈光顺的上属公司申报。陈光顺请求局长:“您能不能帮我们写个条子?我们好找单位的领导。”好心的局长帮他们写了个条子。这张条子起了作用，单位领导再不推诿，立刻打电话给公司，公司立刻打报告向市里申报……他们不知道陈光顺和童建华到底和市人事局的局长是什么关系。复杂的问题—下子简单化了。生活在给了他们那么多磨难之后，终于向他们露出了笑容。

童建华回到上海，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工作。曾经吃过苦中苦，她的工作是没得挑。然而就在这时，陈光顺家中后院起火。他的弟弟要结婚，惟一的一间房子，弟弟要争着做新房，最后竟和哥哥争吵起来。童建华夹在中间，非常尴尬难受，最后，两人只得搬进了童建华父母的家，和两个老人住在了一起。那是一间10平方米的西房，天天被晒得火热，最恼人的是和老人的相处，老人原来都是单位的领导，自尊心很强，陈光顺在北大荒也曾是个头头，自尊心也很强。几强相遇，难免碰出火花。那一阵子，家冷冰冰的，下班回家，谁也不说话，父母看电视，童建华看书，小陈塞上耳机抱着收录机听音乐，每天如此，各就其位。

如果有个孩子，那该多好，就不会这样死气沉沉的了。童建华和陈光顺都想到了孩子，没有孩子的痛苦，此时才真正像撒在伤口上的盐，在他们心里隐隐作痛，他们谁也不说什么，但比说出来还要疼。没有孩子的家，像是没有放盐的菜，日子过得单调得要命。那一阵子，童建华和小陈有时下班后竟谁也不愿意走进这个家门。

辛辛苦苦熬回了上海，为了什么?付出了一张文凭、一个子宫的代价，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曾经是多么让北大荒的老乡们羡慕的一对，北大荒的磨砺却让他们的生活残缺，内心永远淌血。但即使在那些摩擦的日子里，他们谁也不提孩子的旧伤疤，他们知道那是北大荒留给他们青春的纪念。

像许多从北大荒回到上海的知青一样，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失去了许多，但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也没有太多的感慨，他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日子都像路一样总是要走的，那么就往前走吧。

这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陈光顺提拔到研究院当负责生产的院长，童建华当了实验室主任，还兼任着学院的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两口子的工作更忙了。他们搬了新家，住上了112平方米的大房子，两口人足够宽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