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技术标准目录: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把准方向

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把准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已经发展了90年，在发展历程有许多发展经验和理论创新；而现在进一步发展又面临很大挑战。有人说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连石头也摸不着了。这虽然有点道理，不过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党的发展更像在过桥，有时过度向右，有时过度向左，都面临过掉下河去的危险，幸好我党最后都能扳回中间正道。因此实际上我党在未来发展中不用去摸石头，只需把准方向，不要过度向右或向左就行了。至于这个度要怎么把握才能走在中间正道上，在实际中确实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不过若能是深入钻研辩证法，以其为指导，分析总结过去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那么还是有可能正确地走在桥的中间道路上，不会过度向右或向左，最终掉下河去的。

比如唯物辩证法中有个度的概念。度是事物保持其质的界限、幅度和范围。度是关节点范围内的幅度，在这个范围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突破关节点，事物的质就要发生变化。

　　而从这一概念引申分析历史来看，我党在左、右方向上，就常常因为有时过度偏左，有时过度偏右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发展初期的左倾危害，历史上早有定论，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党的实际工作中又犯了过左或过右的错误。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工农业全面国营集体化等过左发展路线。但是实践证明，虽然国营、集体经营有其好处，但是那种全面国营、集体经营，过于维护工农阶层等穷人公平利益的发展路线却严重影响效率，最终变成了坏事，阻碍了国家的建康发展。不过改革开放以后，又有点犯了右倾错误，比如一度过于注重市场化，过于重视富人利益，忽视了对穷人利益的维护，以致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当然后来党中央又在努力纠正方向，设法加强对工农阶层等穷人公平利益的保护了。

　　至于党在发展历程中为何会犯过度向左或向右的失误，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未能认识处理好辩证法中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功能等的辩证关系。

　　比如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以往对人们的阶级划分上，就未能处理好形式与内容之关系。以往常说地主资本家是为富不仁的坏人。但是这些判断本是从大多数地主资本家的思想行为提炼出来的特征内容，实际上却不是所有的地主资本家都是坏人的。但是在党的工作中却常常将有土地、资产的地主资本家都当成坏人处理。虽然在抗日时期也曾实行过统一战线，改变过这种错误做法，但建国以后却又犯了这种错误，全面取消了地主，资本家等。

　　而在结构与功能方面，也是常常没能处理好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在辩证法看来，事物结构决定的功能，只是决定功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保证其功能在事实上就能完全发挥得出来，其现实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同时事物整体功能的发挥，还要看其构成要素的“元功能”情况。

　　但是我党在执政中实行国营集体制度、计划经济、股份制等制度时，却过于重视这些制度的表面结构功能，却忽视了其要发挥作用的主客观条件，尤为构成要素的“元功能”状况。

　　比如国营集体制度虽然有维护工农利益的功能，但是也需要其领导管理者真能为工农利益着想，工农自己也真能为其他工农等集体国家利益而努力，但在事实中却是难以让所有人，所有时候都能做到这些的。因此国营集体制度的好处功能有时就会发挥不好，以致最终反而损害了工农利益。

　　而现在实行的国有控股制度也一样，股份制功能的发挥，也是有赖于股东能否监管好管理层，管理层人员能否有能力提升股东利益等。并非一旦实行股份制，企业就能自然而然地盈利发展了。否则西方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就不会也有那么多破产企业了。因此本来实行国有控股制度后还是需要加强对管理层领导等的监管，以便发挥好股份制的功能，但是在事实中却未能做好这一点，反而成为少数人的“提款机”，奢侈浪费无所不在，以致国有经济难有实质性根本上的好转。因此国进民退也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势必又要对国家发展产生反作用了。

　　至于党的民主集中领导制度等等，也大体如此，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分析了。

　　总之就事物的功能而言，事物的制度结构并非决定性因素，更多的还是有赖于其他主客观条件，元功能情况。而这也是事物往往出现“同构异功”、“同功异构”现像的原因。

　　比如虽然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但却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史治廉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的；况且别忘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也是民主选举选上去的。而这种情况就是“同构异功”。由此可见我国事实上也并无必要翻天覆地，改为实行多党制，全面直选制等西方民主制度，只需逐步完善宪法中的人民民主制度，改革完善人大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等，提高相关人员之素质水平，那么还是同样有可能达到史治廉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等发展目标的。

　　而另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市场经济，但是由于能够重视工人利益，实行福利制度，因此却与国营制度一样发挥了维护工人利益之功能，可谓是“同功异构”。而这种同功异构现像实质上也等于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理论上确是十分正确地。

　　至于他还说过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结构理论上虽然不错，但是也只是决定了其功能的可能范围，能否发挥好其功能还需构成这种结构之各要素，如各个富人的功能配合。事实上具体到个人时，显然不是所有先富的人都会自动去带动和帮助其他人脱贫致富的，甚至还会去损害穷人利益。因此这种发展结构本需加强法治，道德建设等迫使富人们能去帮助其他人脱贫致富，但可惜的是在法治和道德建设等方面没能配合做好：事实中虽然有部份先富人士确能带动他人致富，但也有许多富人侵犯穷人利益却难以得到有效制约；或者富了以后不是帮助其他人致富，而是出国发展一走了之。以致这种发展理论结构作用发挥得不尽如人意，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

　　而就目前而言，党的理论创新，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中间道路已是符合辩证法的最佳发展方向。　　

　　不过与上同理，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等能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还需要看相关人员执行情况。要看人们如何去发挥了。因此现在没必要过分地在国家发展制度结构上辩论不休，而更应该考虑加强对党中央对各级领导的监管，同时充分地发挥人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力，以便制度优势能够发挥得更好。

作者：陈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