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信号维护规则2010:王忠明：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各领域改革

时间:2011年07月19日 09时06分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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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对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革，以及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等做出了部署。在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重申了“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这都意味着进入“十二五”规划期后，我国改革开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攻坚决战期或关键期。它考验着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既是当下中国再创辉煌、奋发有为的必然抉择，也是执政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和新的动员令。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部署，中国将进入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这就更为紧迫地要求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而在“十二五”期间，则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一要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鉴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务求适当提速、加快推进，才能“对冲”已经不无显现的“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而执政党凭借既有的强大政治优势，“不信东风唤不回”，完全有可能在全社会进一步调动或激发起促进改革的积极性，整合好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有生力量，以摆脱普遍既得利益化的深度蔓延。这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必须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阶层及阶层关系，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组织形态及行为方式。当基本生活水平获得较大改善，并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已非遥不可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或者投身于深化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参与力度、强度不可能都一如先前。富足，哪怕仍是较低水平的富足，倘若不能适时或适当引导，也难免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负面拖累或消极因素。相对于其他阶层，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以及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是当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变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别无选择地跻身于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对公共服务尤有“内需”。他们迫切要求享受到跟城里同代人同样的尊严、同样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给”，不甘于强吞“以人为本”被狭隘为以“城里人”为本的苦果……这就直接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了挑战，倘若改革不能跟进，最终使他们沦为“农村不愿回，城镇又不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难说不会演变成我国现实社会的重大不幸。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还应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凡中央研究确定的改革路线、实施方案等 王忠明：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各领域改革
时间:2011年07月19日 09时06分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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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对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革，以及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等做出了部署。在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重申了“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这都意味着进入“十二五”规划期后，我国改革开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攻坚决战期或关键期。它考验着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既是当下中国再创辉煌、奋发有为的必然抉择，也是执政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和新的动员令。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部署，中国将进入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这就更为紧迫地要求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而在“十二五”期间，则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一要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鉴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务求适当提速、加快推进，才能“对冲”已经不无显现的“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而执政党凭借既有的强大政治优势，“不信东风唤不回”，完全有可能在全社会进一步调动或激发起促进改革的积极性，整合好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有生力量，以摆脱普遍既得利益化的深度蔓延。这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必须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阶层及阶层关系，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组织形态及行为方式。当基本生活水平获得较大改善，并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已非遥不可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或者投身于深化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参与力度、强度不可能都一如先前。富足，哪怕仍是较低水平的富足，倘若不能适时或适当引导，也难免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负面拖累或消极因素。相对于其他阶层，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以及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是当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变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别无选择地跻身于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对公共服务尤有“内需”。他们迫切要求享受到跟城里同代人同样的尊严、同样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给”，不甘于强吞“以人为本”被狭隘为以“城里人”为本的苦果……这就直接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了挑战，倘若改革不能跟进，最终使他们沦为“农村不愿回，城镇又不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难说不会演变成我国现实社会的重大不幸。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还应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凡中央研究确定的改革路线、实施方案等，必须明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忠于令典，善事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还应限期完成。比如国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均已确定了非常完备、成熟的方针政策，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背离态势。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国有资本必须具备流动性，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的原则是国有经济应该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替代的领域，则主要应做好“学会退出”这门功课，以便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着意控制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进一步重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大方针政策，严明统一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强调严肃性、连续性以及执行力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推动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作出示范。这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现阶段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条件成熟的还必须限期履责尽职。
二要着力培育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长期的计划经济影响，使我们对资本、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文化一直非常陌生，甚至非常排斥。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渐将其奉为“人间正道”。
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因为所谓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后取得的宝贵成果，而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称之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资本（财富、公司）的客观价值，任何仇视和贬诋都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要求资本（财富、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好资本（财富、公司）的力量，为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尽其所能。而在这两方面，目前至少都是不尽充分、不尽稳定、不尽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可喜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框架和气象（景象），一整套专门语汇应运而生，且越来越体系化、系统化，比如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诚信、守法、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资本市场、创业板、企业公民、PE、IPO、CEO、CFO、风险管控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广泛践行或构建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尚处在初建阶段，还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样也必须依托于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以彻底改变官本位、仇富心理、计划经济的陈旧思维以及种种变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设步伐。
三要着力提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就了数量众多的创业、创富、创牌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但总体而言还不够专业、不够职业。这一方面为成长的“自然规律”所决定，不可拔苗助长；另一方面也与外部环境制约有关。
比如民营企业，其中相当多数在专业化方面尚处于混沌摸索阶段，表现为主营业务普遍多元化，研发投入有限，产品和服务优化升级的精准性和精细化不足，造成产业和行业沉淀不深，可持续发展前景并非明朗。所以，像华为集团这样专业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领先的企业至今仍是凤毛麟角。而国美电器，相较于业内同行似乎够专业，但黄光裕在职业化方向上为何踉跄乱步？为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职业化色彩不那么鲜明、强烈、坚定？整个企业界、经济界重视了职业经理人，是否也应同样重视或者更加重视“职业企业家”或者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建设？值得深思！现实的政企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增长模式、业绩考核导向或评价标准等等，对提升各行各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并非都是正向的、正面的。大前研一著有《专业主义》一书，称专业“是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所谓专业、职业，其实就是安分守己，就是心无旁骛，就是要像瑞士的钟表匠那样乐于一辈子拨弄那几个零部件，由此才能走向精湛、深刻。而这都需要通过改革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塑造出来——更准确地说，是“逼迫”出来、“约束”出来。但是，人们现在常见一些官员不像官员、学者不像学者、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其专业或职业边界十分模糊，不仅影响社会必要分工，而且形成贪欲竞逐，崇尚浅表，以致学历造假等习以为常，使社会风尚遭遇败坏，这是非常糟糕的。亨利阀福特在其自传《向前进》中总结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秘诀时，多次提到关键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到业务投入中去。中国的各界人士（不只是民营企业）现在能做到吗？倘若不能，那么，是否该叩问一下“为什么”？
横向的学习与借鉴永远是必要的，专业与专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也未必不可跨越、有所兼备，但这都不能成为贪得无厌的代名词，不能成为冲淡“本职工作”和突出主业（主营业务）而向专业化、职业化精深钻研的堂皇借口。当我们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完善或优化到足以使“陌生的成本”减低，足以使全体公众都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这样一个竞争法则——确实唯有勤劳致富、诚信和守法致富、知识和智慧致富，或者足以使民营企业乃至各行各业都不必、不敢、不能在权钱交易等方面煞费苦心，那么，其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定会有长足进步乃至飞跃。到那时，我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强国或者创新型国家，才会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而不是低水平的复兴。而这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在知识产权保护、公民知情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等方面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性障碍，方可预期。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必须明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忠于令典，善事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还应限期完成。比如国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均已确定了非常完备、成熟的方针政策，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背离态势。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国有资本必须具备流动性，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的原则是国有经济应该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替代的领域，则主要应做好“学会退出”这门功课，以便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着意控制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进一步重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大方针政策，严明统一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强调严肃性、连续性以及执行力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推动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作出示范。这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现阶段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条件成熟的还必须限期履责尽职。
二要着力培育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长期的计划经济影响，使我们对资本、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文化一直非常陌生，甚至非常排斥。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渐将其奉为“人间正道”。
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因为所谓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后取得的宝贵成果，而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称之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资本（财富、公司）的客观价值，任何仇视和贬诋都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要求资本（财富、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好资本（财富、公司）的力量，为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尽其所能。而在这两方面，目前至少都是不尽充分、不尽稳定、不尽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可喜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框架和气象（景象），一整套专门语汇应运而生，且越来越体系化、系统化，比如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诚信、守法、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资本市场、创业板、企业公民、PE、IPO、CEO、CFO、风险管控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广泛践行或构建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尚处在初建阶段，还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样也必须依托于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以彻底改变官本位、仇富心理、计划经济的陈旧思维以及种种变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设步伐。
三要着力提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就了数量众多的创业、创富、创牌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但总体而言还不够专业、不够职业。这一方面为成长的“自然规律”所决定，不可拔苗助长；另一方面也与外部环境制约有关。
比如民营企业，其中相当多数在专业化方面尚处于混沌摸索阶段，表现为主营业务普遍多元化，研发投入有限，产品和服务优化升级的精准性和精细化不足，造成产业和行业沉淀不深，可持续发展前景并非明朗。所以，像华为集团这样专业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领先的企业至今仍是凤毛麟角。而国美电器，相较于业内同行似乎够专业，但黄光裕在职业化方向上为何踉跄乱步？为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职业化色彩不那么鲜明、强烈、坚定？整个企业界、经济界重视了职业经理人，是否也应同样重视或者更加重视“职业企业家”或者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建设？值得深思！现实的政企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增长模式、业绩考核导向或评价标准等等，对提升各行各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并非都是正向的、正面的。大前研一著有《专业主义》一书，称专业“是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所谓专业、职业，其实就是安分守己，就是心无旁骛，就是要像瑞士的钟表匠那样乐于一辈子拨弄那几个零部件，由此才能走向精湛、深刻。而这都需要通过改革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塑造出来——更准确地说，是“逼迫”出来、“约束”出来。但是，人们现在常见一些官员不像官员、学者不像学者、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其专业或职业边界十分模糊，不仅影响社会必要分工，而且形成贪欲竞逐，崇尚浅表，以致学历造假等习以为常，使社会风尚遭遇败坏，这是非常糟糕的。亨利阀福特在其自传《向前进》中总结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秘诀时，多次提到关键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到业务投入中去。中国的各界人士（不只是民营企业）现在能做到吗？倘若不能，那么，是否该叩问一下“为什么”？
横向的学习与借鉴永远是必要的，专业与专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也未必不可跨越、有所兼备，但这都不能成为贪得无厌的代名词，不能成为冲淡“本职工作”和突出主业（主营业务）而向专业化、职业化精深钻研的堂皇借口。当我们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完善或优化到足以使“陌生的成本”减低，足以使全体公众都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这样一个竞争法则——确实唯有勤劳致富、诚信和守法致富、知识和智慧致富，或者足以使民营企业乃至各行各业都不必、不敢、不能在权钱交易等方面煞费苦心，那么，其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定会有长足进步乃至飞跃。到那时，我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强国或者创新型国家，才会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而不是低水平的复兴。而这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在知识产权保护、公民知情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等方面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性障碍，方可预期。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