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各初中升学率统计:夏斌: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逐步推进金融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21:19:41

夏斌: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逐步推进金融改革

(2011-09-01 10:05:37)转载 标签:

军事

分类: 经济金融

     第一财经对夏斌先生的这篇采访稿是非常不错的,在此转发一下,这篇采稿在第一财经连发三天了,不过好象还没发完,缺的回头再补吧。

    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发布力作《中国金融战略:2020》,在这部被业界赋予“未来金融业行动纲领”的著作中,夏斌建议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作为推进改革的总体原则。

    如今,当危机再次袭来之时,夏斌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仍强烈呼吁“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他还提醒投资者注意汇率制度转换之时可能发生的风险。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在您的书中,“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是贯穿始终的战略思路,其中,“有限全球化”的思路特别引人注意,这体现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现在资本账户渐进开放这些战略建议上。您为什么这么注重中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问题,是担心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吗?

    夏斌:是的。因为在国内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汇率改革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绝对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在这方面国际上是教训多于经验。

    我怕市场人士不太相信中国学者的话,所以在本书(指《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下同)中,特别引用了一个西方人、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书中讲的话:迄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过程,还没有出现不发生危机的现象。

    “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就是指,在金融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对内越快越好,对外相对于对内,要谨慎。就是在汇率、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这三个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上,要讲节奏,要讲三者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要逐步推进,这就是金融“有限全球化”的主要含义。

 

    汇率制度转换之时最容易发生危机

    日报:谈到汇率制度改革,您提到“汇率制度的选择,更大的风险来源于转换过程,而非某一种汇率制度本身”,在去年6月启动“二次汇改”之后,中国的汇率制度可以说也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之中,对于其中的风险和机遇,你怎么看?

    夏斌:我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国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中,第六点专门讲到了你引用的这句话。在第一到第五点中,讲了关于汇率选择的理论很多。从历史上看,不存在绝对好的和绝对坏的汇率制度,固定和浮动汇率下都有不光彩的危机历史。

    选择好的汇率制度就是选择最优的货币区。但是对于大国、小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什么叫最优?其实是不同的。同时又要考虑,是不是“最优”,还要看你对资本管理政策是否选对了,因为这项政策实际是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

    而且,不管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上看,一国最容易发生危机的时期,恰恰是在汇率制度转换之际。

    我在本书中指出,为什么汇率制度的转换如此艰难?或者说为什么有风险?因为一方面,一国经济制度有“路径依赖”,有些不适应浮动汇率制下的其他经济制度并不是能简单转换到位的。另一方面,我引了巴里·艾肯格林的话来解释:因为“每个国家的决策并不是与其他国家无关的。它们的自主性源自于国际货币安排的网络外部性”,“一个国家的决策会受到此前其他国家决策的影响”,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决策会受到国际主导的中心货币国家的影响,在这方面,非中心货币国家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当然,这并不否认“内因”的重要性。
    至于说机遇,从中长期看,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仍处于相对世界各国而言高速的增长,这是最大的机遇。

    在高增长阶段,我们应该有条件去加快内部的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改善贫富差距,加快财政改革,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内部金融改革等,在此基础上,可以去推进包括多方面内容在内的汇率制度改革,而汇改不仅仅是指人民币的升值。

    就是在今年经济调整的艰难之年,我仍不否认,同样存在推进汇率制度逐步调整的空间。在这方面据我观察,现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学术界、理论界的讨论,而是决策层的认识和勇气。


  处理好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三项政策的协调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你的观点比较谨慎,建议通过资本账户应该渐进的开放,并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的加强等一系列制度协调好,当下,我们看到,在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已经出现“井喷”之势,香港的人民币存量已经超过4500亿元,并有望在年底达到万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回流的需求正在增加,现在是不是打开“通道”的时机?怎样理解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对在岸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

  夏斌:不是现在是不是应该打开“通道”的问题,而是在处理中国金融开放中的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这三项核心内容时,从大原则讲,是必须自始至终要处理好的政策协调问题。

  我从2009年来一直呼吁,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思路是三条:一是先让人民币走出去,二是让人民币在境外自己“玩起来”,三是还要“有控制的”让人民币回流一部分。

  这自然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从开始就要打开“通道”。关键是以什么形式、什么载体打开"通道"?根据市场发展,打开多大的“通道”?其实目前“通道”已经打开,譬如,我国已在香港发行主权与准主权债券,境外三类金融机构所持人民币可进入我国的货币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通道”能否打得再快一些。譬如能否加快境外人民币基金投资境内?人民币QFII?人民币债券对外开放等等?当然这需要统一筹划。但是不管怎么说,同时又要冷静,现在还没有到完全自由打开“通道”的时候。

  关于离岸市场的影响问题,目前这一市场还在发展中。可以说它对在岸市场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归结到一点,就是最后对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者说挑战。现在我们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放开,具体说,影响表现在通过套汇、套利行为,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稀奇。

  解决的出路无非是两条,在逐步的、有限的金融全球化中,一是国内的配套改革一定要跟上,包括国内的货币供给机制及调控方法的改革,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二是相应的一定要加快汇率的改革和资本项下进一步开放的改革。

 

  金融发展的三对矛盾

  日报:在对我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分析时,您提到“目前我国资本账户管理下的对外资产运用效益是比较低的,隐藏着较大的外部风险暴露”,对于这一点,愿闻其详。

  夏斌:这一观点主要在分析我国金融现实特征,即“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时提出的。不少学者从比较成熟金融市场、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层面,常用直接融资比例,金融资产/GDP比例等指标,来描述我国的“金融滞后”。

  我是从金融应发挥的功能、机理层面,从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中的金融矛盾、问题出发,寻找金融发展的滞后。发现有三对矛盾,一是产能过剩与资源配置不合适、一些部门投资不足的矛盾。后者如中小企业、“三农”、服务经济、创业投资等的不足。二是货币过多与货币迷失、一些瓶颈行业资本不足的矛盾。第三点就是你提出的问题,对外大量的金融投资和较高水平的FDI并存。

  前者指三万多亿美元储备资产的运用是个典型数据。在国际资金循环中,我国的大量外汇资金投资于西方金融市场,西方市场又将其中的一部分直接投资我国。前者多为债券投资,利率较低,后者多为股权投资,分红回报较高,其结果表现为中国总体净资产收益率极低。

 

  外储管理应扩大“池子”范围

  日报:在外汇储备管理原则上,您提到可用适量外汇,去解决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多年积累的历史痼疾,我们注意到,外汇储备作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也要承担支付外汇占款对冲成本的责任。有观点认为,如果将资产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拿走,那么央行就无法承担这个负债,您怎么看?

  在外汇储备投资上,我们听到这样一种声音,由于存在“池子太小鱼太大”的原因,外汇储备投资大宗商品和黄金并不现实,你怎么看?

  夏斌:对于你说的,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拿走外汇,与负债方如何平衡这一问题,我注意到了,有些人包括一些专家也在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误解。我在各种场合讲加快外汇资产的运用,让政府去运用,让企业与居民去运用,潜台词非常清楚,搞宏观金融的都明白,不可能是无偿地拿走,而是讲谁要外汇,谁就通过发人民币债,筹集人民币,或者直接用人民币来买外汇。

  这样,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资产减一块,央行收回一块人民币的同时,负债方流通中人民币也减一块,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的,一点不存在问题。现在关键是不能让央行一家去用外汇。

  至于“鱼大池子小”的问题,看你怎么分析。第一,我在2006年提出用外汇储备抓紧买一些黄金,这里的重点是提出一个战略方向、一个战略原则。因为过去不重视,要尽快重视起来。

  从长期看,人民币要国际化,必须认识到黄金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储备,这并不是想恢复金本位,也没有那么傻,让几万亿外汇一下子全去买黄金。而是提出“逢低吸纳、长期购买”的原则,这一点过去没确立起来,现在要确立。至于如何买,那是具体部门的事,他们会秘密操作。

  第二,关于大宗商品,我认为只要是中国崛起短期、长期需要的,都应该设法去买。至于买不着,那是另一回事。我记得在2006年时曾说过,美国发那么多美元,我们就应该用美元去买大宗商品,买到一定的时候,美国也会担心美国国内通胀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清醒,要用好外汇,另一方面,自己也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外汇过快的增长,加快提升国内的消费,提升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不能产生那么多的污染,不能在物价问题上引起与各国更多的尖锐矛盾。

  第三,同时一定要看到,“池子”不应该仅仅是指黄金与大宗商品,要放大“池子”的边界。生产大宗商品的企业股权、其他包括优质金融企业的股权、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优秀的人才,以及其他一切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资源,都应看作是“池子”。而且这一池子还可以包括适当用于提高国民福利的商品与服务。只要不涉及“二次兑换”问题,都可以看作是“池子”。如果是这样看问题,“池子”不应该是小的,因此关键看认识,看具体操作的能力与效率问题。

  过渡期内应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目标

  第一财经日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你认为在2020年之前的金融战略过渡期,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只是追求区域化的目标,并提示注意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浮动之间的政策搭配,能否详细阐述一下政策搭配的建议?

  夏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要求、战略方向,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去努力、去追求。但是现在由于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本书又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我们应追求的是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讲到政策搭配,从粗线条、大原则说,第一,汇率、资本管理政策要与国内其他政策变动尽可能衔接好。这一点尽管不直接涉及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但是相当重要,因为这是基础性的工作。第二,在人民币逐步区域化的过程中,衔接好与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适度改革。比如,人民币流进流出规模大了,自然资本管理和汇率的改革要跟上。第三,我们是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此离岸市场的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发展规模必须同时视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过程而动,适时扩大“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的“通道”、机制,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

  至于从工作层面看,具体的政策配套内容就多了。比如,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流出去进程,就要在贸易结算上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对外贷款、对外投资政策要跟上。

  如果流出去的人民币多了,回流的政策就要跟上,包括在境外发人民币债,允许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等等。进出的人民币规模大了,则意味着资本管理政策要变化,汇率的浮动区间、浮动弹性要跟上。

  另外,在战略过渡期内,我们要人民币国际化,又要坚持部分的资本账户管理,这是不是涉及要建立“人民币外汇账户”的管理政策?当“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通道”做得相当大了,那么在国内,包括信贷、社会融资总量管理政策上是不是也要及时调整?等等。当然,如果汇率、利率的市场功能完全发挥了,那是另一回事。其他的政策配套,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以离岸市场为支点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日报:最近媒体上有一些文章提到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颠倒了,应该先是汇率改革,然后才有可能搞人民币国际化,并提出搞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危险的。有的还说,正是由于推行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剧了外汇的流入等等。对此,你有何想法?

  夏斌:对此我想从几个方面回答。

  第一,当今世上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或者说,当今世上存在一个平等、互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今中国未必一定需要去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因为当今金融世界不太平,问题太多,主导世界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争气,不能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本国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迫不得已,必须去追求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我曾说,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第二,按照常识及有关国家金融开放的教训,一国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必须取消资本管制。要取消这一管制,意味着汇率改革要在先,先要自由浮动。这是常识,也是有些国家的教训,而这些常识背后的理论其实质就是“华盛顿共识”。但是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批评当前的这项改革太慢,然而毕竟从经济全局看,这项改革慢又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汇率可以实现自由浮动,这也是严酷的现实。中国客观上还需实行一段时期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三,根据以上分析,既要克服美元的负面影响,自己的汇率又不能完全自由浮动,怎么办?能否“鱼和熊掌”兼得?能否走出“三元悖论”?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提出了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来逐步推进人民币国标化。即通过离岸市场在向境外部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又相对隔离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汇率、资本管理改革,来逐步扩大“离岸”与“在岸”之间的“通道”。最终,随着汇率改革的基本到位和资本管制的基本取消,届时离岸市场自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真正到来。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期望能否变为现实,一半还取决于政策、制度的设计和具体的执行力。

  第四,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要实现上述第三点,确实是充满着矛盾和困难,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世界上这样的案例几乎没有。但不这么做,不选择“次优”,什么是“最优”?面对缺陷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的艰难性和长期性,汇率马上选择完全的浮动,能行得通?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正因为这种“次优”选择存在不少困难,所以我同时认为,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利益追求,人民币迟早也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我仍清醒估计,即使经过10年的努力,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也许也仅仅为3%~5%。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

  第五,当前一些学人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序”的讨论中,重点提出了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助推了外汇储备增长的观点。对此,我们在两年前写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第341页中早已预料:“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有可能在某一时期内反而加剧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怎么办?

  首先要看到,由中国一个国家持有另一国家纸币形式的国际储备货币近三分之一的现象,也许是经济全球化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其背景是这毕竟是“百年一遇”大危机下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现中美大国等都在努力纠衡。大危机不可能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

  其次要看到,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既是苦恼也是机遇。人民币贸易结算加剧了外汇储备的增加,这恰恰说明,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方面,在“藏汇于民”方面,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包括适度加快汇率改革方面,我们的动作慢了,改革慢了。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的“托宾税”等措施滞后了。而不能说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步伐快了,不应该了。

  进一步说,针对人民币国际化中可能预料的各种矛盾与风险,我认为应该要尽快建立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要有一套特别的制度安排作储备,包括 “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通道”中的“人民币外汇账户”管理、要加快人民币QFII、境内债券市场向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开放,以及应该在外汇储备战略性利益的运用方面,加快调整管理框架和制度,等等。

  第六,从全球化潮流讲,特别是从中国崛起的大势讲,只要主导世界的和平政治力量仍占上风,只要在全球化趋势中中国自己不犯大的决策错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决定了,通过渐进的策略,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支点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是可行的。剩下的是,关键取决于策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