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2016年9月调图:日本间谍活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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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即以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日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武力胁迫等一系列阴谋手段和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进行情报刺探、监视、暗杀及收买汉奸、扶植傀儡等活动。在这阴险的“第二战线”上,充满了欺骗、伪善和阴谋,这条战线在日本的整个侵略扩张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第二战线”的开拓,也就不会有日军侵略扩张史上的种种“显赫战绩”。  罪恶历史  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派遣大批浪人(非军职人员)间谍深入中国内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又派出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头山满等特务,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日本侵华间谍任务。民国建立后,日本当局企图以拉拢中国统治者、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的手段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曾先后派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策划成立“满蒙独立国”,派著名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21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后,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式的高涨,日本不断变换手法,间谍活动也越做越细,越做越深入。直至抗战爆发后,日本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间谍网。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有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其特务头目从青木宣纯开始,继而由坂西利八郎接替,最后则是土肥原贤二领衔。青木机关建立在清朝末年。坂西机关活跃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土肥原机关则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20世纪30年代粉墨登场,他们被称为一脉相承的3代特务机关。  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和坂西二人,则知之不多。青木生于1859年,187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参谋本部,同年秋,被派往广州。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03年任武官。从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坂西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参加了1894年中日战争。因其对中国问题有较多研究,于1902年5月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的辅佐官,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坂西是青木最得意的继承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因率领特别工作班潜入我国东北进行谍报活动,故其在北京的工作便由坂西接替,从此他建立起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后来一些重要的侵华分子如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坂西被称为“第二颗巨星”。  间谍机构  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外务省(外交情报机关),在其亚洲局里设有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内阁情报局(综合情报机关);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兼搞情报活动的机关)。  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国民党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3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汪精卫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3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主要罪行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3次。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  诱引溥仪去东北出任伪满洲国首脑,是日军间谍活动的又一大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仅仅才4天即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土肥原与板垣、石原等人又在密谋,研究占领后的满洲如何实施统治。与会者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建立一个日、满、蒙、朝、汉5个民族共和的独立国,有的主张干脆建立殖民地政权由日本派总督统治,土肥原则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国”,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它的首脑,日本即可通过他来达到统治满洲的目的。这样做,既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在国际上也好讲话,是上策。会议最后采纳了土肥原的意见。在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土肥原立即着手实施这一阴谋。土肥原于10月27日到达天津,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密谋,策划了溥仪从天津出逃的办法。土肥原在天津与溥仪会面,探询其意向。数日后,土肥原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将采取特殊手段,达到目的”。他所说的“特殊手段”,就是后来发生的由他一手导演的所谓天津“便衣队”暴乱。土肥原把制造这起暴乱的具体任务让香椎浩平去完成,而他自己乘中国军警忙于镇压所谓的暴乱,而日租界的日本军警也忙于戒备之机,推说溥仪在此不安全,必须另觅安居之地而将他秘密强行劫持离开日租界,乘船逃往满洲。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下,伪满洲国成立。  策划汪精卫投敌,炮制汪伪政权,可谓是日军阴谋的又一“代表作”。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把原来与蒋介石秘密进行的和平交涉的大门关上了,其用意就是准备在日军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华北、华中分别炮制出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和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1938年3月),但这两个伪政权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收揽民心,因此还要拉出一个“大人物”来建立新的傀儡政权。1938年2月,经松本重治、西义显等介绍,国民政府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满铁社员伊藤芳男陪同下秘密赴日,探讨中日之间“和平”的可能性。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在董回国时托董给何应钦、张群带去亲笔信,大意是“希望日中两国赤诚相见,互相合作,今后仍继续接触”。董回到汉口,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张。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与董商量后,把影佐的信也给汪精卫、周佛海看了。蒋介石对此信毫无兴趣,并表示不许何、张两人复信。而汪、周以及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对此则大为振奋。影佐的信,明显对汪精卫、周佛海后来投敌发生了作用。日本方面感到既然不能无视蒋介石在国民中的威信,就只有在其内部发起强有力的“和平运动”,以促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因此,考虑诱使与蒋介石相匹敌的国民党重要人物汪精卫出走这一方案。11月20日,影佐、今井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一个月后,汪精卫逃至河内,并于29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其后,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