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铁科英迈铁科院编制:游走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特别作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9:04:50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最年轻的主要作者，随后完成的著作《小灵通漫游未来》获得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发行量300万册，至今仍雄踞中国科幻小说第一名；导演的电影获百花奖，作品改编的动画片获华表奖。后来开始关注历史人物，他的纪实文学轰动一时，尤其是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作品，使他迅速声名远播。1989年他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他成为了以儿童文学、科普文学、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一级作家。
中国科幻无大师
许戈辉：您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距离现在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现在看来，当年小说中的很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事实。
叶永烈：对啊，比如说书里面写的小伙子从口袋里拿出个叮当响的方匣子，匣子里出现了他爷爷的画面，那方匣子就是手机，现代观念里就是可视手机，可那是1961年写的，很有意思吧！前些天中央电视台一档叫《汽车百年》的节目来采访我，说书里面写的飘行车就是概念车啊，我当时设计的那种水滴形状、全透明的飘行车，在堵车的时候可以从别的车上面飞过去，他说这个就是种概念车。
许戈辉：所以您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人，我知道您还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会员。
叶永烈：是的，我一直是，它当年有七个理事，我是其中之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许戈辉：您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真的是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但近些年科幻小说好像已经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被重视了，我们也似乎一直没有看到特别有份量的科幻小说涌现，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查到的最早的一篇是在1904年，但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科幻无大师。人家问我你认为的大师是什么样的，我说现在走进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一大排美国、法国科幻小说家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什么时候走进美国的书店，能够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的科幻小说被翻译成英文，也有这样一大排，这个人就叫大师，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我想随着我们文学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来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科幻小说大师级的人物，那也就是中国科幻小说走向辉煌的时代。
许戈辉：这样时代的到来需要有什么样的土壤？
叶永烈：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很重要。因为像诺贝尔科学奖，应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过。你看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并不大的学院，就有42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可以看出来我们跟美国在科学上的差距。我们整个国家的科学气氛和科学水平还不够，而科幻小说是依附于科学的。我想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像清华大学或者是北京大学，一个学校都能够拿四五十个诺贝尔奖的话，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就会很进步，中国的科幻小说也会发展得很快。
许戈辉：您这几年好像也不再写科幻作品了，对吗？
叶永烈：写了幻想类的作品，比如现在在香港出版的30万字的长篇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它属于政治性的幻想小说。写的是忽然有一天老人家从纪念堂里醒过来了，而且走出来了，看到了21世纪的中国，然后他跟新的21世纪的这种碰撞。你想想他的思想还停留在1976年，所以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人家塞给他一张纸，他以为是中央首长讲话的传单，结果一看是商品类的广告，房子怎么可以买卖呢？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毛泽东的性格本来也很幽默，所以这本小说就非常有趣。现在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准备拍电影，他看了这本书告诉我，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笑了三个小时。笑完一拍脑袋说，这种政治性的幽默片是绝好的题材，剧本也改好了。
许戈辉：我听您这样一说也特别期待，感觉蛮有悬念的，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题材？
叶永烈：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去纪念他，从纪念堂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外头的阳光那么灿烂，突然灵感一动，想如果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会怎么样呢。产生这样一个灵感之后，就慢慢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
政治“黑影”中的华丽转身
许戈辉：您当年是怎样从科幻小说转向纪实文学题材的？这中间有怎样的思想或自身经历的转变？
叶永烈：现在人家都说我是一个华丽转身，就像模特走T型台一样，走到头忽然一转，完全换了另外一身衣服。我这个转身发生在1983年的11月份，主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觉得科普性作品还不能很好地表达我自己的思想。1981年11月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发了一篇小说《腐蚀》，当时它是中国最顶尖的纯文学杂志，在这样一个杂志以头条地位发表，说明作品是很被看好的，还差点被评为当年的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那个年代如果这篇小说能够获奖的话，也许我就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不会再走上纪实文学这条路。但后来我的小说越来越引起大的争议，我有一篇长篇小说叫《黑影》，1983年11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对我这篇小说进行了大批判。这个运动当中，我是中国科普届头号挨批判的人物，所以说我为什么会华丽转身，其实是那个时候的胜利大逃亡。很有意思，这部《黑影》到1999年出版了，同时还被收录到“中国20世纪最佳科幻小说丛书”里，说明它到了后来还是完全被认可的，我也完全被平反了。可是在那个年月中，乌云压城城欲摧，那种批判的气氛让我觉得很不公平，我想在思想上寻找“左”的根源，所以开始深入到“四人帮”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这样的题材，从那时开始完全转向纪实文学，转向大规模的采访，找了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写了很多当代中国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
许戈辉：您刚才还说自己是“胜利大逃亡”，可在我看来您好像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战场，开始了一场更为严酷的战斗。我觉得科幻小说您还可以用很多虚实相间的笔法，把自己真实的观点隐藏一下，可纪实文学是无处藏身的，尤其我看到您一直强调写纪实文学是有两个“确”，一个叫做“观点正确”，一个叫做“事实准确”，对吧？
叶永烈：对。纪实文学跟科幻小说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学形式，写科幻小说要求你天马行空，要求你富有想象力，所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幻想；写纪实文学，尤其写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要完全脚踏实地，要非常准确，哪怕一个年月日、一个人名都不能有半点错误。我说的两个“确”，一个是观点正确，就是作家对整个发生的历史事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必须正确；还有就是事实要准确，为了保证这一条，我让自己做到“一主两馆”，“一主”就是以采访为主；“两馆”，一个是档案馆，一个是图书馆，这“一主两馆”组成了我的作品来源。中国对相关档案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有时候很难查到一些重要的资料，还好我着手比较早，查了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采访。那时候人家都说，叶永烈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作家之一，其实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我所做的工作就是采访了大量重要的历史当事人，而且我全部都录音。那个时候是像饭盒那么大小，叫红灯牌录音机，我采访的时候红灯一闪一闪，用那种大的磁带来录。
许戈辉：这个东西在被采访者旁边，他心理上能接受吗？会有障碍吗？
叶永烈：我都是得到被采访者的同意，才拿出来摆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搞偷录，我认为那是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有的职业道德。如果对方不同意，我只能坚持说明录音的重要性，包括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一开始他怎么也不同意录音，我就再三地跟他说，笔记终归有限，跟不上讲话的速度，我回去可以根据录音来对笔记，使我的记录更加准确。
许戈辉：陈伯达岂止是不同意录音，他刚开始根本就不同意接受您的采访，他说，如果是公安部提审我，那我没有办法，我当然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叶永烈来采访我，对不起，我可以不理他。陈伯达开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您是怎样让他接受您的采访的？
叶永烈：是啊，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作为他这样阅历的人，尤其是刚刚从特别法庭审判台下来的人，你让他回顾过去，他肯定不愿意。可我必须面对他，因为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是政治局常委，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有五个人，他排名第四，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另外他担任过毛泽东三十多年的秘书，“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采访他之前，所有能找到的他的著作我全部都读过了，还有他的一些档案资料，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北京之后我先打外围，包括他的子女，他的前后几任秘书，他身边的司机、公务员，都一一采访过。最后那天我去了他家，他知道我是叶永烈，有些爱理不理。“陈老您好”，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然后说，“我很早就见过您。”我说起1958年北大校庆的时候，他给我印象最深是带了一个中国人做翻译。他听见就笑了，说他的普通话实在太蹩脚了，所以做报告就带一个中国人来做翻译。这一笑距离就缩短了。我问他怎么会成为主席的秘书，这在所有关于他的档案和资料上都没查到过，他一听就侃侃而谈，回忆当年的事情。后来我又采访他好多次，他对我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把在秦城监狱写的那些交代的复本也交给了我。还有像采访王力、
许戈辉：您刚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信任。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能体会到，像陈伯达、王力这些人，通过采访对您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感。面对这样的被访者，您在最后落笔的时候，感情上会不会有一种纠结？
叶永烈：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的当事人，我并没有把他们看成历史的罪人，所以我对他们充分地尊重，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很好的友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始终是一种平视的、平等的交流态度。包括陈伯达，那年中秋节我在他家，他也非常高兴，戴一副老花眼镜，拿了个报纸在那儿看，摆好姿势给我拍照，这是绝无仅有的，说明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有一种很深的信任感。
许戈辉：很有意思，这种采访不仅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真相，还有很多鲜活的小细节，可能是在任何档案馆、资料馆都查不到的。
叶永烈：有时候被采访者很无意说的一句话，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时中共中央跟苏共中央进行争论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主席说了一句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就这么一句话。陈伯达不懂，去请教别人才知道，他们两个都是乒乓球运动员，张燮林是削球的好手，就是人家任何球打过来，他都能接住给你打回去；庄则栋是挡得快，就是正攻的好手。他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这篇文章只需要正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用人的观点，用不着针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批驳。毛泽东讲的这句话是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的，可是它体现了毛泽东的立意，我觉得这算一个历史的细节。
许戈辉：进一步挖掘了历史背后的真相。不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结果，还呈现了这个过程。
叶永烈：对，所以我想采访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我采访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的时候，问他陈独秀平时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菜，抽烟的姿势是怎么样，演讲的时候做什么手势，如此等等。郑超麟跟我说，尽管很多党史专家也来采访他，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问这么多的细节。对我来说，因为我们是作家，跟党史专家视角不一样，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当然要采访，可是也要了解这些细节，要描绘这个人物的肖像。细节除了重大性，还能使我们的作品鲜活起来，因为它可以还原当时的环境和人物。有一次在采访当中不经意的一件事，后来成为一个重大的发现，让我一步步查明确定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通知大家疏散转移的那个侦探的身份地位和来历。
许戈辉：我体会到，因为您是学理工出身，经受过严格的科学培训，加上您写过科幻小说，知道怎样去推理，去顺藤摸瓜，通过一点点线索找出背后的事实真相，这些在您的写作中都派上了用场，太有意思了。您所呈现给大家的文字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吗？
叶永烈：应该说我是要求自己做到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如果说有百分之一掺假的话，也是因为工作当中辨伪的能力不够。有的时候当事人口述中的一些差错会造成我的差错，这种责任我来负，但不是我本意要把事情弄错。所以我会在书里头加很多注解，就是说明这些东西不是我臆造的，我书里写的事情都是有来历的。
三度空间中的行走者
许戈辉：您这些年写了很多自己的行走游记或者叫做杂记，为什么会迷上行走？
叶永烈：我写过一部长篇童话，叫《小溜溜溜了》，那个小溜溜就是我。我喜欢行走，喜欢自由行，喜欢满世界地跑。现在我的家可以说是处于一个三度空间，我的大儿子在台北，我的小儿子在旧金山，所以我就是这样三度空间来回行走。
许戈辉：行走于上海、台北和旧金山之间。
叶永烈：对，比如美国我已经去了七次了，从夏威夷一直到纽约，整个美国都跑遍了。台湾我现在一年可以去三次，每次都住两个月，也差不多跑遍了。因为我是作家，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只是去旅行，我会把我的印象和感受写下来。
许戈辉：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叶永烈：我会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差不多走一个国家，我就会写成一本书，这样的书现在大概出了快20本吧。我发现现在旅游的书也相当的多，但大部分停留在对景点和饮食的介绍，或者是地铁线路图等，没有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因为我很注重细节，会把民生的各种花絮写上去，读者很爱看。关于美国我写过三本书，“911”爆发的时候我去了纽约，正是大家往外逃的时候我往里进，我记得那一架大飞机里就没几个乘客，大家都说这时候你怎么还去纽约呢，我说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我住在离世贸大厦两站地的地方，在那里做采访。关于台湾也是连续写了好几本，讲我在台湾方方面面的见闻。我非常关注台北的名人故居，我去了林语堂、胡适、于右任、张学良、梁实秋等人的故居，这样可以让我对台湾从文化的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
许戈辉：您的写作生涯真的是丰富多彩，如果把您写游记看作是在现实中游走，把您写传记文学看作是在历史中游走，写科幻小说看作是在未来游走，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带给您的是什么？
叶永烈：在科幻小说幻想世界里游走我非常轻松，在历史的世界里游走我感觉到非常严峻，在现实的世界各国游走，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当年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漫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