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x碧血剑:毛泽东访苏时：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冲突及解决

本文拟依据俄国最新解密档案及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回答下述因缺乏史料以往研究较少的问题:1950年中苏双方对于签订新的同盟条约所持的原则和立场有何背景？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做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目标和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如何让民主党派和国民接收中共的亲苏立场。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以及如何签订一个新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曾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的强硬立场。关于旅顺港的租借问题，双方经过试探，一致同意苏军暂时保留这个海军基地，待对日和约签订及美国从日本撤军后归还中国。不过，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东北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长春铁路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也是斯大林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斯大林十分担心毛泽东会否认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他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地以无线电报”询问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并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而，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几个月后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了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的三种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便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第二天，中共中央给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在此期间，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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