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岩印章:谁让短道队他爸成“李刚”？

“中国短道队丽江冲突事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

可否认，双方在这次冲突中都负有责任，但是更加让人觉

得刺耳的是中国短道速滑当家花旦王濛那句“我是人大

代表，我们是世界冠军！你们不知道吗？！”而“奥

运冠军要住单间”更是这些冠军们长久以往特权思

维的体现。[详细]

面对警察，强调“我是人大代表”；前往医院，提出“世界冠军要住单间”。来自短道队员的这些言行，令人很容易联想起一个词——“特权”。更确切地说，冠军们已经直接表现出“特权人”的心态。

6月7日凌晨，在丽江庆祝端午佳节的中国短道短道队，从餐厅返回酒店途中与当地保安发生冲突。

在冲突事件发生后，丽江警方通过观看当时的监控录像，对双方的说辞进行调查。

2010的广州亚运会上，彭帅的母亲拒绝随身皮包接受检查，并掌掴志愿者，理直气壮的说“我女儿是彭帅”。

“我是人大代表，我是世界冠军”与“我爸是李刚”的特权思维没有区别

酒后闹事虽然扰乱社会治安，对于这群正值当“打”之年血气方刚的运动员而言，虽然有错，尚可理解。身着制服保安一方的过错是显然的，本应克制情绪并行劝说协调之职，结果却借绝对的人数优势成为全武行的主角和胜者，无论如何都有反应过激、滥用职权之嫌。 反倒是打斗之后一些运动员在清醒的状态下说出的话让人觉得更为刺耳。

据报道，王蒙在接受公安机关相关处理时说：“你知道我是人大代表，我们都是世界冠军吗？”而在医院里，运动员亦以世界冠军的名义要求“必须入住单人间”。无论从哪种语境来听这些话，所能想到的只有颐指气使的傲慢。而且，与其说这样的傲慢来自于情绪激动的口不择言，不如说是长期以来“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的自然流露。不难想见，正是这样一种特权意识之下的傲慢，在群殴事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详细]

群殴之后特权思维还在继续 无心为过失言行道歉

像是大多数打架斗殴事件一样，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从冲突过后的处理方式来看，短道队还是“获胜”了，对方至少表现出了更诚恳的态度，由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市长出面进行道歉。相比之下，在短道队一边，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特权思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和道歉的诚意。

在副市长道歉的同时，短道速滑队员们却还在微博上“申冤”。 短道队队员在其微博上表示：丽江医院无视本方伤员，没有“人性”。但事实是，根据医院提供的录像资料显示，医院接到公安和其他人员送来的伤者刘显伟，医生立即对伤者进行检查，４分钟后送伤者到医技楼检查。检查结果未发现有骨折或脏器损伤等情况。伤者提出要住院治疗，因为病房紧张，医院当时无法调出单间病房。相比于对方的道歉，短道短道队员们对己方的过错视而不见，更别提在微博上收回和澄清对医院“见死不救”的错误指责了。[详细]

特权思维早不是第一次：周洋为父母要工作，彭帅母亲掌掴志愿者

在很多运动员看来，只要自己拿到了冠军，就有权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享受凌驾于规则和公平之上的特权。在周洋夺金之后，当地领导专门前往她家中，周洋说出一句：“父母还没工作”，只从局部来看，这个问答似乎无可厚非，再一次表现出周洋对于父母的孝顺。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来看，这难道不算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特权思维？由于女儿夺冠而获得工作机会，和因为父亲当官而成为公务员的“官二代”又有什么区别？本质上都是对于公平就业环境的一种破坏。不妨设想一下，当周洋父母在领导特别关照下获得工作时，也许会有另外两位老人因此失去自己的饭碗，怪只怪他们并没有一个能拿奥运金牌的女儿。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体育名人身上屡见不鲜，比如庞伟在妻子杜丽生子之前就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个男孩！想起个四个字的名字呢，男孩子嘛。”国家早有明文规定，医生不得透露胎儿性别。再比如在去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彭帅的母亲拒不接受志愿者对其随身背包进行安检，反而掌掴志愿者并扬言“我女儿是彭帅”，此言一出，立即被网友痛斥为和“我爸是李刚”一样的反面典型。[详细]

在我国金牌至上的体制下，奥运冠军享受特权已经成习惯，正是长期在这种“特权温室”里成长，这才导致了这些金牌选手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

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江西当地武警部队用水陆两栖车迎载奥运冠军杨文军、吴静钰、金紫薇等人。

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奥运冠军可以获得高达百万的现金奖励，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用上缴任何税款。

2008年9月5日，北京奥运刚刚结束，举重冠军龙清泉便正式被湖南大学录取，成为湖南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此前，曾3次夺得奥运金牌的熊倪于1994年就进入湖南大学学习；2002年9月，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羽毛球女单金牌的龚智超也成为了湖大学子。

郭晶晶2007年还在国家队训练比赛时，就已经是河北省体育局运动中心的副处级干部。

拿到金牌奖什么？现金、汽车、房子、纪念碑、官职

每届奥运会结束之后的金牌奖励，往往会演变成各地政府之间的一场财力比拼。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国家体育总局将奖励每个奥运冠军35万元，在63名奥运冠军中，举重选手陈燮霞由于夺得了奥运首金。除了国家的奖励外，广东省体育局预计奖励陈燮霞50万元奖金和一辆价值80万以上的奥迪Q7，此外她的家乡番禺区和榄核镇政府也将分别奖励8万元。加上企业赞助的奖金，据估计陈燮霞的奖金收入将达到400万元以上。

当然除了奖金外，各地方也给奥运冠军们开出了其他丰厚的待遇，比如邹市明为贵州拿到了第一块奥运金牌，他的家乡遵义准备为其设立纪念碑。羽毛球名将张亚雯虽然没有获得金牌，但是一枚铜牌也帮助家乡重庆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突破，重庆渝北区体育局邀请张亚雯出任副局长，并且将以优惠的价格给张亚雯提供100多平方米住房。

相比之下，美国的奥运冠军奖金只有17.7万人民币，德国和加拿大也只有15万和14万，而且，他们还得交税。[详细]

拿到金牌，可以不交个人所得税

在北京奥运会上夺金的中国选手，从社会各界获得了数目不菲的奖金。但他们并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为了鼓励选手取得好成绩，政府部门颁布相关法规，为参赛运动员取消了奥运会奖金及其他奖赏的个人所得税，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早在4年前的雅典奥运会，政府就已经开了先河，这一次在家门口比赛可谓是顺理成章而已。

早在2003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就出台了《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有一项规定是：“对参赛运动员因奥运会比赛获得的奖金和其他奖赏收入，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征免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果严格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来执行，那么只有“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奖金才能免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来自赞助商的奖金同样享受到了免税待遇。也就是说，真正给这些奥运冠军发放巨额奖金的，其实是无数收入远不及他们的普通纳税人。[详细]

拿到金牌，可以直接念大学

这几天正值全国高考，无数学子为了考进理想的大学而历经寒窗苦读。相比之下，世界冠军们的大学之路则要平坦得多，只要能够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无论他们此前的文化基础有多么薄弱，都能轻松获得前往名牌大学读书的资格。

或许在主管部门看来，这种大学专门对世界冠军敞开大门的做法，算是相对于他们此前在比赛训练过程中耽误文化学习的一种弥补。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轻易获得的就学特权，并没有在运动员那里获得足够的重视。

比如去年9月，当2010级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冠军班首次开班时，登记的39名学员里面只有3人前来。除此之外，从刘国正到杨威，近年来不断传出世界冠军由于长期不上课而被大学开除的新闻。对于那些为高考付出巨大努力的考生来说，世界冠军们的这种不珍惜态度未免令人心寒。[详细]

拿到金牌，直接“当官”不愁没工作

“赛而优则仕”已经成为惯例。郭晶晶退役拿到了眼下人气飙升的事业单位“铁饭碗”，甚至她2007年还在国家队训练比赛时就已经是河北省体育局运动中心的副处级干部了。不知道这几年是如何考核这位明星的管理岗位履职情况的。就在郭晶晶提出退役申请的前后，浙江省体育局帮助15名退役运动员集体登报求职。

刚退役就火速“当官”，甚至未退役就“官服加身”，且不论程序上是否符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逢进必考”的规定，在长期封闭式训练的体制下，他们有可能在应付每天大运动量训练的同时，还自我充电获取“当官”的资质吗？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符合干部选拔、管理、考核条例吗？去年山东9名奥运冠军集体当官的事件引发不小的争议，说明“赛而优”是否一定“能仕”尚需反思。   

英格兰不乏像加斯科因那样红极一时却因生活放纵而最终穷困潦倒的球星，但他们从未因对英国足球的贡献而谋到一官半职。美国的菲尔普斯虽然在奥运会上夺金如砍瓜切菜，但估计十几枚奥运金牌也换不来一份公职。塞巴斯蒂安·科在英国体育界地位崇高，但只能担任公司性质的伦敦奥组委的主席，而并未在政府任职。 [详细]

当我们在为奥运冠军喝彩时，很难相信，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只是小学低年级的文化水平。成绩第一的专业培养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运动员素质不高的命运。

因“超学时”被华中科技大学清退的奥运冠军杨威，不久就找到了下家——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

嘉兴少体校体操队里，一群4～8岁的孩子们在这里挥汗如雨，在这个年龄段大部分的孩子都还在学校里度过自己的童年。

训练场上“收听”文化课，亚洲冠军自嘲文化水平六年级

学校训练场上到处都是学生，大广播开始播音。就在别人以为课间广播操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广播”里却说：“现在开始补习文化课，今天讲语文……”原来，那是一群青少年运动员正在进行专业训练，顺便“收听”文化课。

这不是搞笑片，而是国内某地一所运动学校对文化教育课的安排。这种重体育训练而轻文化教育的喜剧情节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的真实反映。无论业余体校还是运动学校，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与训练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后者作为首选。 武汉体育学院社科院院长高雪峰对国内少年体校进行过专门调研。他说，体校每周至少应该安排１０至１２学时的文化课，但因为训练任务重，比赛压力大，所以基本上达不到这一最低要求。而且由于文化学习常常被长时间中断和耽搁，因此，“绝大多数从事体育训练的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文化水平上徘徊。” 2001年乒乓球亚洲杯冠军唐媛就曾表示：“不怕你笑话，我的文化水平还只停留在小学六年级的水平。” [详细]

成绩第一的专业体制下，文化教育成了摆设

在打架事件中当有队员高喊“世界冠军要住单间病房”时，抛开这次丽江打人事件孰对孰错，中国运动员素质再一次引起质疑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运动员的素质问题引发争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乒乓球队素质问题曾被莎拉拉点名批评，09游泳世锦赛跳水梦之队也被组委会要求，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尊重媒体，中国选手的素质问题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武汉体育学院社科院院长高雪峰认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导向上的偏差，体校认为“不出成绩不出人才就显得不行”，而“不搞好文化教育就不会有人觉得不行”。 与欧美选手在教育过程中接受适当且正规的体育训练，文化课教育仍是占据主导地位不同，中国培养运动员是采取专业队培养和体校培养的方式，很多孩子在不大的时候就投身到专业队，文化课学习不仅无足轻重，还经常因训练和比赛而夭折。直到今天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各级体工队选队员首先考察运动成绩，文化课学习不仅无人问津，甚至运动员从小就被灌输着黑猫白猫成绩好就是好猫的思想。 [详细]

如果说打架是突发行为，那短道队在打架后的“特权言语”看起来更像是习惯成自然，当社会特权思想普遍时，身为中国体育圈的荣耀之师短道队也开始追求这种普通人的特权，忘记了真正的“衣食父母”是谁。

在丽江冲突事件后的第二天，短道队队员返回昆明酒店，保安再三强调他们（国家队）不接受采访。

中国短道队在冬奥会上的成功，不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更是以举国保障体制为基础。

短道队受益于体制内培养 纳税人才是其衣食父母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冬季项目成绩相当出色，对此冬运中心主任赵英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举国体制和经济发展是支撑中国冬季军团进步的因素”。如果没有举国体制和经济上的不断投入，短道短道队是断然不可能在温哥华缔造收获四金的壮举。

她们自从进入短道短道队后就进入了举国体制，成为体制内的人，所有的吃穿住用、训练比赛等费用统统都由国家包办下来，参加世界大赛获奖还能分享到数目不菲的奖金， 国家所有承包的费用来自普通纳税人，说纳税人是她们成功道路上的衣食父母并不为过。除此之外，这些奥运冠军从政府方面受益的奖金也是他们巨额的收益，与李娜在法网的千万人民币巨奖不同，奥运冠军的奖金却每一分都是纳税人在买单。享受着“衣食父母”的恩惠，却还要处处想得高人一等，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详细]

特权社会里，“短道队”们却在追求高于“父母”的特权

当“我是冠军住单间”、“我是人大代表”与一次并不光彩的打架事件联系在一起，犹如那位车祸肇事者说出了“我爸是李刚”。 事情级别不同，但李刚之子也罢，短道队也好，他们头脑中的“特权思想”经过长时间日积月累后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只不过，体育圈的特权思想从何而来，如果说叫嚣“我爸是李刚”折射当今社会特权思想泛滥，那这次短道短道队有意无意间追求高于“衣食父母”的特权，说是受社会大染缸的浸泡并不无道理。

特权思想和现象在当今社会已变得普遍，例如特权车和特权车牌早已被百姓怨声载道，而去年武昌一家省直幼儿园为孩子设计名片，这张名片上标注家长官职，一位家长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在幼儿园获得老师更多的照顾，当特权思想都深入孩子内心时，短道短道队的冠军成员们的内心又怎能设防呢？当王濛和周洋都成为了冬奥冠军后，她们被捧到一个高度的同时，就有了将特权思想从意识到认识再到运用的平台，她们认为这种权利是理所应当的，名人就该有特权思想，不用的话就可能过期作废。 于是，在打架事件发生后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冠军和人大代表感到羞愧，反而冠军和人大代表这神圣且又庄严的词汇成为他们拿来压人的利器。[详细]

短道队追求特权待遇，漠视规则和法律，这是体育圈的个体现象，还是体育圈在社会问题有色染缸中浸泡后的结果，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