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汝坟:药家鑫与李刚

微博上流传的一幅拼接图将这两位新闻主角联系在了一起，给“李刚门”当事人打上的标签是“官二代”，给那位撞人后连捅伤者八刀致其死亡的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的定义是“军二代”。因药家鑫驾车撞人案开审，对权贵嚣张、司法不公的反感、怨恨一时喷薄而出，时评作者已将当下舆情形容为“万人皆曰可杀”。

据媒体报道，药家鑫撞人后刺死伤者案于3月23日在西安开审，其辩护律师称其当时系“一念之差”、“激情杀人”，希望法庭从宽量刑。此语传出后，更激化了网络“围观”者的愤怒情绪，“激情杀人”一词成为公众斥责、调侃的中心靶子，也有多家报章发表立场明确的评论，认为律师辩词理由不成立，斥其“讼棍”；西安中院向包括多位药家鑫校友在内的500名旁听公民发放问卷调查，更使民众提高了对权贵背景干预司法的警惕――虽然早在2010年底，就有媒体报道称药之父亲虽曾是“西安某机械厂副师级军代表”，但究其家境仍算不得有多少“权贵”。

紧接着，央视报道在客观上加重了药家鑫身上的“民意反感”。3月23日晚，央视新闻频道名牌栏目《新闻1+1》播出专题报道《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这位身陷看守所的音乐学院高材生在镜头前满眼含泪，悔恨诉说人生经历。次日，这些专访画面又在多档滚动播放的央视新闻节目中出现，大标题的感叹是“21岁人生”。

虽然这档节目可能确实让一部分观众感叹中国学生教育之弊、惋惜药家鑫“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但在那些已经对CCTV报道模式形成固有负面印象的人看来，这段访谈正是操纵舆论导向的新罪证。孔庆东因在一家视频网站节目中怒斥这条新闻“为杀人犯开脱，毫无廉耻、毫无人味”，其名字成为网络搜索热词。这位北大教授、孔子后代认为药家鑫“能够进学校学习，自己开车，一定是有背景的人”，“今天这个事情辩解了，这个社会完全可以崩解掉了，这个社会没有公理了”。

或许当真是“天要灭药”，正当网络不平者开始谴责CCTV美化药家鑫以博取同情和轻判、却不给受害者发言机会时，3月28日，一份“李刚门前传”突如其来，给愤怒的烈火又加上一把干柴。《新京报》在这一天发表长篇调查报道，回溯一桩被怀疑为“没有作案时间”的保定抢劫案，石家庄青年王朝当时因此被判刑13年，而主管此案刑侦者，正是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那位在去年秋天因其子李启铭交通肇事案（当然，更因为那句“我爸是李刚”）而成为全国焦点的新闻人物。根据《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道，王朝自称他遭遇了历史课本中见到的酷刑，李刚正是实施刑讯逼供者。

无独有偶，也是在3月28日，《河北法制报》用整个头版发表长篇辟谣报道《“我爸是李刚”是怎样炒起来的》。该文将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舆情演变过程总结为“语焉不详的传言→似是而非的报道→媒体声讨→新的传言→新的媒体声讨”，感叹“一些媒体将案中人、受害者以及周边的人和事，都仅仅当成自己文中图解某种概念或宣泄某种情绪的道具，将之随意裁剪、摆布。真相就这样被绑架、扭曲。”根据报道描述，面对几近失控的炒作，保定市相关部门感受到巨大压力——任何一个澄清都将招致更猛烈的嘲讽和谩骂，“不回应”反倒成了暂时平息社会舆论的惟一选择。

虽然这则来自李刚所在省的报道被网络舆论一边倒地看作“虚伪谎言”，但《河北法制报》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说对了，那就是在央视播出李刚流泪向受害者道歉的画面后，网民发帖指责他“神通广大，连中央电视台都帮他做秀”。因为，很快，药家鑫的家长就要体会到这种苦涩，体会到“李刚逼供门”的恰巧出台给他们带去的是“火上浇油”。

在李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后，那些愤愤不平者将CCTV对药家鑫的报道与“李刚做秀”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药家和李家其实并不算显赫的家庭背景（难以想象可以直接操控央视）再度成为证据。于是，“军二代”、“官二代”与当年杭州“70码”事件中的“富二代”拼接成了系列，在一个贫富差距、官民对立持续恶化的社会中，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像惊恐的小白鼠一样，警惕着哪怕只有一丝可能的威胁，在通往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抢盐”。央视当年对李刚、现时对药家鑫的“正面”报道，仿佛就是那块“盐已售尽”的招牌。

这时，再去讨论CCTV的新闻报道技术伦理似乎都有点不合时宜、不识时务了——今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分析“药家鑫案报道的伤在何处？”作者认为《新闻1+1》采访药家鑫本身并没什么不妥，给一个“千夫所指的杀人嫌疑犯”发声机会意味着文明与进步，而且“央视此前曾采访过受害者家属，也播出了”、“新闻平衡是通过媒体历时性的充分报道来实现，而非单独一个报道就必须穷尽所有方面的声音。”但由于节目中播出了认为药家鑫连捅八刀“只是重复过往被摁在钢琴前弹琴的动作”的犯罪心理分析（并引发民间舆论剧烈反讽反弹），文章也认为没有导入对立专家意见，“很容易给观众造成央视在为药家鑫脱罪的印象”，确是“小伤”。

大伤是什么？“真正的大伤，则要放宽到历史与社会的视野才能看到：一是非技术性而是导向性的新闻平衡缺失，二是媒体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这段《南方都市报》作者的论述或许才真的是中国媒体从业者的苦闷，也包括CCTV里的中国新闻人。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这是一位媒体人在面对微博责问“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给杨佳（一位三年前刺杀多位上海警察而后被处死刑的青年）发言机会”时的回答。因为“李刚门”，更因为长期以来被人诟病的“选择性报道”（例如《新闻联播》），央视在一些异议者眼中早已不再是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媒体，虽然它仍拥有受到广泛尊敬的几位新闻人（包括《新闻1+1》里的董倩）。所以，当这家电视台报道药家鑫案件时，只要有少许缝隙，就有足够多的眼睛搜寻出蛛丝马迹，解读出权贵勾结。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认为药家鑫“必须判死刑”者的意志，他们批评的是央视试图用煽情化、不平衡的报道制造舆论，为一个因为“怕伤者找麻烦而致人死地”的泯灭人性者开脱；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警惕媒体报道、评论影响司法判决的人士，强调“民意不能成为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依据”，甚至抨击发表“该杀”论的媒体，尤其是当这家媒体是与央视同为官办的新华网时。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在微博上贴出新华网截图，指责新华网于3月29日刊发题为“药家鑫应该判处死刑”的评论“很不妥当”，“新华网这样做，给法院的舆论压力太大，树了个坏榜样。”不过，迅速有围观者回应称，“新华网有两方观点，一个说该死，一个说不该；这是它的评论版块，发表观点（何况是两种对立观点）是它该做的事，何来干预司法？”

对央视播放一段报道和新华网发表一篇评论异常敏感的人们，毕竟只居两端，只是少数，更多的围观者，不论是主张“药家鑫死有余辜”，还是认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在持续抱怨司法不公、权贵骄横的黑暗现实时，也在等待最终判词，等待一个让他们暂歇愤怒或者怒火中烧的机会。腾讯《今日话题》栏目30日结语有言：“作为一件关注者甚众的案件，希望药家鑫案的句号，是一个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