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针编织小熊:“死刑不是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法官审判”

“死刑不是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法官审判”
作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法官
2011-07-14 13:56:2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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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评论43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编者按：在李昌奎案中，公众舆论倾向于认为，由于该案情节恶劣，赞同对其判处死刑。此时，云南省高级法院有法官来信，从法理层面提出了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这种不同声音，有助于人们理解法治的内涵。故刊之。
 云南男子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事件过程 （CFP/图）
现代文明社会里，我们应当消除对死刑的迷信和崇拜，不能再把死刑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
在轰轰烈烈的“民意”反映上，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司法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
李昌奎一案被云南省高院由死刑改为了死缓，引发的热议和争议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云南法院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舆论危机之中。
免死判决，触动了谁的神经？
本案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又将其年仅3岁的弟弟残忍摔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没有任何人会同情和容忍。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和法官违法之情形下，争议的焦点乃在量刑上。二审云南省高院缘何改判？所给出的理由是，有自首情节、属于邻里纠纷引发，符合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可民众不买账，一片喊杀，认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两种对立的意见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差异、理解的不同，它显现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或碰撞。
“杀”，似乎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符合传统、符合民意，大快人心。而“不杀”，民间也绝不可任意抹黑司法、妖魔法院、丑化法官。
在中国的法制语境中，法等于罚，法就是长着牙齿随时吃人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除了笞、杖、徒、流、死，中国人还发明了各种折腾人的刑罚。几千年来，中国法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慢慢变成了一种“惩罚”的常识和暴力传统，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由此可见，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
面对“杀”与“不杀”，李昌奎案引发的讨论，具有标本性意义，在当代的法治史上，注定会被反复提及。借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命观、人权观。李昌奎案说明重刑主义、死刑主义还有深重的群众基础，在从“从严、从重”的严打政策走向“少杀、慎杀”的“宽严相济”政策时，须要考虑如何面对中国的国情、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衔接。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潮流中已经逐渐崛起、占据主动。然而，我们更期待在世界法治舞台上中国能有重大的表现和贡献。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无价，一个人通过非法手段剥夺了另外的生命，我们再利用合法的手段去消灭这个生命，我们还欢欣鼓舞，这是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仇恨、残杀，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仅要为民族振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顺应世界潮流，更重要的是转变我们的刑罚理念。
我们必须保持刑罚应有的人道和谦抑，消除对杀人的迷信和崇拜，不能再把杀人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死刑裁判不是“杀人偿命”的简单逻辑，它必须是法官对案件起因、主观恶性、政策形势、社情民意等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权衡判断。
法官不能做墙头草
“生死两重天”，二审法院留下李昌奎的活命，并不代表李昌奎不该杀。如果真杀了，倒也干脆，顺应民意、大快人心。但纵观二审，云南省高院没有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瑕疵或错误。如果因为舆论的反对，轻易、草率地说改就改、想变就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需要慎重对待。
当然，有错必纠。法院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到底，但如果是迫于民意和外在的压力，说改就改，何谈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杀”或“不杀”，表面上似乎只要法院迎合民意妥协一下，就可有台阶下，就皆大欢喜。大家都期待司法独立，反对“舆论杀人”，那怎能把自己扮演成正义的法官，任由激愤的情感替代理性，报复的冲动替代中立的审判，杀人的快感替代综合考量？李昌奎一案的处理，不仅是个利弊选择的问题，还需要回归到依法解决的路子上。
从古至今，中国式的司法裁判方式不仅仅要考虑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且还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但判断不是简单地对号入座，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存在着重大差异，没有可比性，适用法律不是一个呆板、机械的过程，在裁决案件过程中，总会受到政策、形势、理念等影响，受到少数服从多数的审判制约，如科学家那样精算出一个令众人都信服的裁判，是绝不可能的。对待法院判决，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只有尊重法院的判决，法治才有希望。
当然，严格把关、防止“冤假错”案，是法院的职责。审判权的行使不是天马行空，任意妄为。如果裁判与民众普遍的正义情感、传统观念、集体良知背道而驰，如果裁判与民众的认知和接受太脱节，则必须对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反思。毕竟民意的表达、民愤的平息、民心的理顺，是衡量社会公正的一个尺度，也是实现法律目的的一个标志。民意的表达如果符合大多数人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应该认真倾听和关注。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与“司法为民”的理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民意始终只能是一种参考，而不能代替法官独立、负责的审判。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法官不能当墙头草，简单地迁就、迎合是要出问题的，轻易地承诺和改变，依附于各种非理性、不正当的民意只会没完没了，甚嚣尘上。
用舆论的方式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死，是人治赤裸裸的重现。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更应期待法官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中国法治不能这样折腾，法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证据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就不容许随意“翻烧饼”。
但愿在李昌奎案这场“博弈”中，不让舆论的压力影响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法律的胜利，法治的胜利。
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
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专业化的法律适用讨论中，对云南法院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考验。无论结局如何，都提醒法院要从整体上考虑法律如何给社会带来持久、良性的发展和整体的法律效果，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能充分吸纳民意，又能确保法官独立工作的审判体制。
此案折射出今后的法院工作中需要有所面对。比如说，法院的判决要说清原由，讲透法理，不可简单粗糙；比如说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执法尺度，不可同案不同判；处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法官进行判决更要提高风险意识、应对策略，不可不闻不问；弥合传统的死刑观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消除职业化思维与民众期待之间的鸿沟，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上找到出路，需要我们共同找出路。
这个个案，具有强烈的标志性意义。司法权最重要的品格在于其独立性，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有时需要能忍受一时的社会议论、压力甚至诋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严格执法，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只能滋生不健康的民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布南先生的一个观点，足以令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法治国家，从来不主张法官根据群众意见或社会的普遍呼声去裁判。如果把群众意见或社会观念作为参照物，法院就会根据同情或义愤、根据政府当时的政策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或者专栏作家溃漫、武断的看法修正其判决。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维护法治。在我们的法院，判决是否具有群众性并不是判断法官是否真正履行司法职责的准则。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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