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钣金加工企业设备投资:西楚霸王失败的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2:31:02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英雄末路 什么原因：
1. 项羽性格问题， 自私，残暴， 自负。
项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战之罪”说及司马迁对此论的抨击。司马迁论道：“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项羽败亡事件放置于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其结论较之于刘邦君臣提出的单一人才问题显然要高明得多。项羽的败亡确实是从他号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渐次发生了。项羽背叛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放逐义帝，失德已显，无怪诸侯纷纷效法；自矜其智，专以暴力统治为务；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乱，项羽均派兵击之，而不考虑武力以外的手段。于是，尽管项羽胜利频频，但叛乱的愈伐愈多，与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状极为相似。无怪司马迁要将项羽与暴秦相提并论（虐戾灭秦自项氏）。
当然，这里的天绝非指冥冥上苍及异常的运气，而是指人的禀性及时代需求。所谓禀性即人之天性，其构成极其复杂。项羽的禀性与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残暴的特质又迥异常人。项羽初登历史舞台即是以一种极其凶悍的姿态亮相的：他斩秦之会稽守后，旋即格杀数十百人。载于史册的反秦武装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项羽所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项羽参与——与刘邦攻城阳屠之。之后，他又坑秦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屠咸阳，坑齐降卒，杀义帝怀王心，可谓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泷川资言将其比之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实不然，项羽未诛杀害死项梁的罪魁祸首章邯，说明他还是照顾到长远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于其本性中占上风的施暴冲动。参之以怀王心的背景亦能说明这一点。怀王心祖父客死于秦，国又为秦所灭，但其号令攻秦时，谆谆以不得行暴为戒。所以，项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归结于复仇。项羽在扑灭叛乱的征战中，肆意残杀，结果，激起了更顽强的反抗。项羽的残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还有一些从秦政中习得之暴。项羽于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诸侯将而轻封诸侯，就是奉行了赵高为秦二世进策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之意，他将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分别贬为代王、辽东王、胶东王，而将赵相张耳、燕将臧荼、齐将田都分别封为上述三地之王。项羽还剥夺了韩王成的王位，后又废为侯而杀之。这样一来，在施暴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祸根。
项羽的残暴似与当时公认的“仁而爱人”的口碑极不谐调。人性原本多组相反的矛盾组合，又由于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现增加了掩饰性。不容否认，项羽的天性中有仁爱与残暴并存，但这种仁爱一经表现出来，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不仅可以博得好评，满足他需要赞誉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为其效力。曹咎、司马欣、郑昌就是项羽仁爱的受益者。这些人的得益，给项羽带来了知恩图报的虚誉。与项羽的仁爱同样受到公认的，还有他的不肯赏人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经韩信一点化，项羽“仁而爱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赏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外，也是项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残暴的先决条件。于是乎，项羽的仁爱使社会得益极小，而他的残暴则对社会危害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暴不仅为项羽最重要的行为标志，亦是当时社会的切肤之感。那么，项羽是继秦而起的暴君，当无疑义。
由于项羽以残暴立世，他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什么是时宜？按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历史的自然韵动，其中包含着补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时代需要”。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8]忠，意为质厚；敬，意为多礼；文，意为尊卑。自周衰，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可谓文敝已极，世道需要质厚的调养。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为，有违质厚之道，与社会需求相抵触。秦以暴兴，不能救时弊，最终为民众所唾弃。项羽以暴继秦，视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杀；视天下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时代而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辙。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时不利”这一要害。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为司马迁痛斥。
项羽的残暴特质是项“天亡我”论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问题上的失误亦可从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马迁论项羽为“才气过人”，事实上，他确有过人之能。正因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容不得人，韩信、陈平、张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时，项羽的猜忌心极重，故此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疏远了钟离昧、范增、周殷等人。周殷的叛楚归汉或与此有关。项羽爱人的特质又为他招来了一批无用之人，错用了一些无力承担重任之人。因此，项羽在人才问题的失误也可归咎于“天亡我”的范畴。
2. 用人的问题。
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高见。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用错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由于这些项羽故旧均非干才，委其独当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曹、龙、周三个事件对项羽的打击是最为致命的。由此可见，用错人的危害，绝不在不重人才、不善于团结人才的危害之下。
当然项羽也非一介凡人。如果他只是个一味逞血气之勇的莽夫（尽管他确有这种倾向），在政治上毫无可取之处，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际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对秦战而胜之，并收拾残局，称霸全国达五年之久。他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可圈可点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杀宋义、援赵取胜。针对宋义提出的“承秦赵敝”畏战托词，项羽敏锐地认识到秦破赵后将无敝可承，于是他果断地斩了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钜鹿之战固然是在项羽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舞下取胜，但此等重大战役，其细微处亦非常人所能设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胜众的战绩。其二、击降章邯。钜鹿战后，秦军与诸侯军相持于漳南，陈余遗章邯书或为项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谋和时，项羽乘其懈，急击大胜。随后章邯约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及时接受其降。项羽不杀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种谋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举。试想，二十余万秦军与四十万诸侯军结伴入秦，一旦变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为项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体现其政治涵养。项羽谋略通过分封，长久确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国之举不时受到后人的指责，以为其比战国七雄并峙又倒退了许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项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当时中国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为了削弱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诸侯实力，他将旧秦一分为四（汉、雍、塞、翟），将旧齐一分为三（齐、胶东、济北），将近楚之赵一分为二（代、常山），将燕一分为二（燕、辽东）。不仅如此，他还将赵的军事实力化解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仅次于楚的军事集团削弱于无形。[23]由于三秦对项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对项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国的韩地尽入项羽掌握，项羽已建立了从彭城至三秦横贯中国东西的实力带。这个实力带的南面，九江、临江、衡山三国由楚国旧将执掌，最西南的汉亦为楚旧部。不难看出，项羽阵营的势力范围十分壮观，足以使任何欲有异动的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其四、楚汉战争。项羽在正面战场与刘邦的交锋中屡战屡胜，这绝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对付刘邦这样的劲敌，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艺术诸方面胜出一筹，是很难取胜的，更何况连胜。至少有三事表明项羽的出众之处：第一，刘邦攻占彭城，项羽率军从齐回救，绕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击奏功。[24]第二，楚汉相持成皋，彭越扰乱梁地，项羽回救，与留守成皋的曹咎约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将令，于六日上为刘邦所破。第三，项羽受困垓下，他领兵趁夜突围。汉军至平明才发觉。这些无不说明项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家韩信与项羽直接交手有二，一胜一负，韩信不占优势。由此可见，项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亦不应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然而，项羽过人的聪明才智仍不足以弥补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损害，兼之有刘邦这样强劲的对手，使项羽为历史淘汰势不可免。项羽在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几乎集中展示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羽便以为楚地悉为汉有，此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觉溃围而出，竟被一田夫骗入泥泽，此为其暴行的恶果；仅剩二十八骑，他仍要证明自己向来正确，此为刚愎自负的表现；他拒绝乌江亭长“王江东”的建议，此为其缺乏韧劲、遇挫则不振的脆弱性；已决意赴死，他仍大开杀戒，杀人无数，充分表现了他的残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于人，他自刎以便让其旧部持其首取万户侯。这些至死不改的品质就是项羽的天性。
综上所述，项羽天性方面的诸多缺陷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残暴为时代所斥，经过暴秦统治的广大民众绝不会接受继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刚愎自大、目中无人使得人才离他而去，或不为其所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他的缺乏韧劲特质使得其败亡突然发生而没有苟延残喘偏安一隅的余响。由于项羽崛起甚速、成功甚大，不可一世的威势与其迅即溃败、一蹶不振的结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于司马迁对项羽结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项羽的“天亡我”之叹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汉人扬雄与王充就分别对“天亡我”说进行过不完全的肯定的论述。特别是王充，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这种对项羽哀叹的简单附和显然失于偏执，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刘项的正面军事较量上，而不顾主战场之外的力量消长。正是因为项羽正面控制区域以外的形势趋向决定了楚汉战争的胜败，同时也衬映出项羽孤家寡人与天下抗争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以意逆天，宜其灭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叹也终于落到实处。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英雄末路 什么原因：
1. 项羽性格问题， 自私，残暴， 自负。
项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战之罪”说及司马迁对此论的抨击。司马迁论道：“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作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项羽败亡事件放置于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其结论较之于刘邦君臣提出的单一人才问题显然要高明得多。项羽的败亡确实是从他号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渐次发生了。项羽背叛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放逐义帝，失德已显，无怪诸侯纷纷效法；自矜其智，专以暴力统治为务；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乱，项羽均派兵击之，而不考虑武力以外的手段。于是，尽管项羽胜利频频，但叛乱的愈伐愈多，与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状极为相似。无怪司马迁要将项羽与暴秦相提并论（虐戾灭秦自项氏）。
当然，这里的天绝非指冥冥上苍及异常的运气，而是指人的禀性及时代需求。所谓禀性即人之天性，其构成极其复杂。项羽的禀性与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残暴的特质又迥异常人。项羽初登历史舞台即是以一种极其凶悍的姿态亮相的：他斩秦之会稽守后，旋即格杀数十百人。载于史册的反秦武装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项羽所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项羽参与——与刘邦攻城阳屠之。之后，他又坑秦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屠咸阳，坑齐降卒，杀义帝怀王心，可谓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泷川资言将其比之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实不然，项羽未诛杀害死项梁的罪魁祸首章邯，说明他还是照顾到长远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于其本性中占上风的施暴冲动。参之以怀王心的背景亦能说明这一点。怀王心祖父客死于秦，国又为秦所灭，但其号令攻秦时，谆谆以不得行暴为戒。所以，项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归结于复仇。项羽在扑灭叛乱的征战中，肆意残杀，结果，激起了更顽强的反抗。项羽的残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还有一些从秦政中习得之暴。项羽于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诸侯将而轻封诸侯，就是奉行了赵高为秦二世进策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之意，他将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分别贬为代王、辽东王、胶东王，而将赵相张耳、燕将臧荼、齐将田都分别封为上述三地之王。项羽还剥夺了韩王成的王位，后又废为侯而杀之。这样一来，在施暴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祸根。
项羽的残暴似与当时公认的“仁而爱人”的口碑极不谐调。人性原本多组相反的矛盾组合，又由于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现增加了掩饰性。不容否认，项羽的天性中有仁爱与残暴并存，但这种仁爱一经表现出来，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这不仅可以博得好评，满足他需要赞誉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为其效力。曹咎、司马欣、郑昌就是项羽仁爱的受益者。这些人的得益，给项羽带来了知恩图报的虚誉。与项羽的仁爱同样受到公认的，还有他的不肯赏人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韩信所说的“妇人之仁”。经韩信一点化，项羽“仁而爱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赏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视之外，也是项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残暴的先决条件。于是乎，项羽的仁爱使社会得益极小，而他的残暴则对社会危害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暴不仅为项羽最重要的行为标志，亦是当时社会的切肤之感。那么，项羽是继秦而起的暴君，当无疑义。
由于项羽以残暴立世，他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什么是时宜？按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历史的自然韵动，其中包含着补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时代需要”。司马迁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8]忠，意为质厚；敬，意为多礼；文，意为尊卑。自周衰，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可谓文敝已极，世道需要质厚的调养。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为，有违质厚之道，与社会需求相抵触。秦以暴兴，不能救时弊，最终为民众所唾弃。项羽以暴继秦，视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杀；视天下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时代而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辙。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时不利”这一要害。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为司马迁痛斥。
项羽的残暴特质是项“天亡我”论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问题上的失误亦可从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马迁论项羽为“才气过人”，事实上，他确有过人之能。正因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容不得人，韩信、陈平、张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时，项羽的猜忌心极重，故此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疏远了钟离昧、范增、周殷等人。周殷的叛楚归汉或与此有关。项羽爱人的特质又为他招来了一批无用之人，错用了一些无力承担重任之人。因此，项羽在人才问题的失误也可归咎于“天亡我”的范畴。
2. 用人的问题。
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高见。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用错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由于这些项羽故旧均非干才，委其独当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曹、龙、周三个事件对项羽的打击是最为致命的。由此可见，用错人的危害，绝不在不重人才、不善于团结人才的危害之下。
当然项羽也非一介凡人。如果他只是个一味逞血气之勇的莽夫（尽管他确有这种倾向），在政治上毫无可取之处，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际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对秦战而胜之，并收拾残局，称霸全国达五年之久。他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可圈可点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杀宋义、援赵取胜。针对宋义提出的“承秦赵敝”畏战托词，项羽敏锐地认识到秦破赵后将无敝可承，于是他果断地斩了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钜鹿之战固然是在项羽一往无前的气势鼓舞下取胜，但此等重大战役，其细微处亦非常人所能设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胜众的战绩。其二、击降章邯。钜鹿战后，秦军与诸侯军相持于漳南，陈余遗章邯书或为项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谋和时，项羽乘其懈，急击大胜。随后章邯约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及时接受其降。项羽不杀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种谋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举。试想，二十余万秦军与四十万诸侯军结伴入秦，一旦变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为项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体现其政治涵养。项羽谋略通过分封，长久确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国之举不时受到后人的指责，以为其比战国七雄并峙又倒退了许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项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当时中国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为了削弱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诸侯实力，他将旧秦一分为四（汉、雍、塞、翟），将旧齐一分为三（齐、胶东、济北），将近楚之赵一分为二（代、常山），将燕一分为二（燕、辽东）。不仅如此，他还将赵的军事实力化解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仅次于楚的军事集团削弱于无形。[23]由于三秦对项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对项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国的韩地尽入项羽掌握，项羽已建立了从彭城至三秦横贯中国东西的实力带。这个实力带的南面，九江、临江、衡山三国由楚国旧将执掌，最西南的汉亦为楚旧部。不难看出，项羽阵营的势力范围十分壮观，足以使任何欲有异动的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其四、楚汉战争。项羽在正面战场与刘邦的交锋中屡战屡胜，这绝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对付刘邦这样的劲敌，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艺术诸方面胜出一筹，是很难取胜的，更何况连胜。至少有三事表明项羽的出众之处：第一，刘邦攻占彭城，项羽率军从齐回救，绕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击奏功。[24]第二，楚汉相持成皋，彭越扰乱梁地，项羽回救，与留守成皋的曹咎约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将令，于六日上为刘邦所破。第三，项羽受困垓下，他领兵趁夜突围。汉军至平明才发觉。这些无不说明项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家韩信与项羽直接交手有二，一胜一负，韩信不占优势。由此可见，项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亦不应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然而，项羽过人的聪明才智仍不足以弥补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损害，兼之有刘邦这样强劲的对手，使项羽为历史淘汰势不可免。项羽在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几乎集中展示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羽便以为楚地悉为汉有，此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觉溃围而出，竟被一田夫骗入泥泽，此为其暴行的恶果；仅剩二十八骑，他仍要证明自己向来正确，此为刚愎自负的表现；他拒绝乌江亭长“王江东”的建议，此为其缺乏韧劲、遇挫则不振的脆弱性；已决意赴死，他仍大开杀戒，杀人无数，充分表现了他的残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于人，他自刎以便让其旧部持其首取万户侯。这些至死不改的品质就是项羽的天性。
综上所述，项羽天性方面的诸多缺陷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残暴为时代所斥，经过暴秦统治的广大民众绝不会接受继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刚愎自大、目中无人使得人才离他而去，或不为其所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他的缺乏韧劲特质使得其败亡突然发生而没有苟延残喘偏安一隅的余响。由于项羽崛起甚速、成功甚大，不可一世的威势与其迅即溃败、一蹶不振的结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于司马迁对项羽结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项羽的“天亡我”之叹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汉人扬雄与王充就分别对“天亡我”说进行过不完全的肯定的论述。特别是王充，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这种对项羽哀叹的简单附和显然失于偏执，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刘项的正面军事较量上，而不顾主战场之外的力量消长。正是因为项羽正面控制区域以外的形势趋向决定了楚汉战争的胜败，同时也衬映出项羽孤家寡人与天下抗争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以意逆天，宜其灭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叹也终于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