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坟用的木头棺材图片: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19:02:38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 的文章〔1〕,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
该文举例说:1927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
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
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
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
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
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4〕。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
如
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
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
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
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
当然,这个例子所述只是一介个案,不好以此作为判定当时社会中官员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
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1953年,
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1923年2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8〕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1942年5月17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9〕,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1946年9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
对此,周炳琳、 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1〕,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12〕,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
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 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
他说:“碰见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
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
第二 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
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
依我的观察,体制性毒素对现在教授行为取向的负面发酵功能,主要表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黑色的“学术幽默”。学术幽默的实质说轻一点可理解为“学术动机不良”,说重一点就是“伪学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学术成果的内容、水平及社会独立评价、社会效益等置若罔闻,好坏不分,轻质重量,且因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评价体制惯性使然,加之权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钱因素的纷纷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前不久,报上披露的两条学术“八卦”新闻,堪称了解当前大学这种学术认定标准“动态”的另类窗口。
第一条,广东某知名大学一次就审批通过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导师,其中还有既无研究生学位、也从未独立指导过研究生的处级官员;
第二条,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
“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
这种融合的突 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
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
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
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
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3月18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 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1901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20〕。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1998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2002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1951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21〕。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