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机械连接规范2016:“法培班”事件中的“刁官”与“刁民”

　　陕西城固县近日冒出了一个用来收容关押上访人员的“法制培训中心”，擅用饥饿、打骂等手段折磨上访者直至“息诉罢访”，造成一名上访者被活活饿死。单从这个中心的叫法看，颇有点讲究。过去这类场所或曰机构，名字五花八门。如果叫“学习班”，就有点文革的遗风;如果叫“法教班”，就有点高高在上的不平等感;如果叫“访民学校”，就有点露骨加软绵绵，难显官威与庄重。名曰“法制培训中心”，听起来像普法教育机构，倘若不是闹出恶性的人命案，这名头还是可圈可点的，其中的妙处任你去咂摸。

　　城固县的这个机构也有媒体称“法制培训班”。不管叫啥名，意思都一样，就是变相的看守所：几乎所有的“学习班”“法教班”“法培班”都是强制性、封闭性的，收容和关押的都是“刺头”“钉子户”“爱找碴的主”，有专人日夜看守，不得自由出入，更有的打骂，罚站，不准睡觉。目的只有一个，对越级上访者隔离反省，“同灵魂闹革命”。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固县的这个“法培班”了，除存在上述现象外，还不让人吃饭，有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的意味。被挨饿，直至晕倒，还不给吃药，是城固县“法培班”的一大特色。

　　未等“天降大任”，上访户胥灵军在饥饿中殒命。胥灵军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县84号厂下岗，其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七年后因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疾退伍军人不允许下岗，但城固县领导却一直对此事推脱，随后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换来被强行接回押至该县的“法培班”。胥灵军死后经法医尸检，其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

　　从报道的情况看，胥灵军怎么也不像是“刁民”。他是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按照1983年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规定，二、三等伤残军人由政府优先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非个人原因，用人单位不得辞退或者安排下岗。胥灵军曾外出打工多年，因伤残影响被辞退，这至少说明他不是懒汉，多次进京“告御状”，想必是生计所迫。这多少应了原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的说法，“群众信访80%以上是有道理的或有一定实际困难的，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上访者胥灵军应该不是无理取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忠孝治天下，在历史的帝国语境中，“告御状”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一般都被视作“刁民”的典型特征。清顺治时代，朝廷“文件”就明确规定：凡告御状者一律先打四十大板。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御状者一律收入刑部监狱，进行统一折磨。乾隆皇帝在一次讲话(圣旨)中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对待上访者的办法是，你告的是谁，就把你交给谁来处理。因此乾隆时期，上访者一个比一个死得惨。

　　如今我们是民主法制社会了，高层当然不会视胥灵军的进京上访为“讦其父母”，胥的具体问题最终得靠当地政府解决。随着改革深入推进、社会加速转型，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矛盾冲突呈高发态势，相伴而来的信访问题层出不穷。高层不可能事无巨细，只能定方向定原则定政策，解决具体问题当然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与乾隆帝对待上访者的办法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到了地方政府那里，胥灵军们常常被视为“另类”，你不是“告御状”吗?最终能跳得出地方政府的手板心?

　　按过去官家之理，“刁民”就是不与官府合作之民，也就是说：官要杀你，你不能反抗还要谢主官恩;官剥削你的利益为己所有，你不能有怨言;官强占了你的土地和房产，你只能忍气吞声;如果你不忍气吞声，你有怨言，你要个说，你上访或你反抗了，那你就是“刁民”。如同强盗抢劫你，你就得让他抢还得配合，否则你就是“刁民”一样，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回到现实中的城固县，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上访者胥灵军等有权继续寻找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渠道，而城固县官方无需干预上访者的行动，胥灵军的现实困难也理应得到地方政府救济。问题是现今不少地方上级考核下级的一个指标是：不允许有上访者或者不允许出现有影响的上访者。这虽然未必宣之于文，却是一条“高压线”。胥灵军的问题或许属前任不按政策办，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后任有“不理旧账”的理由，或属当地官方不愿开这个口子，以防效仿者众，总之是拖着不予解决。城固县官员大抵根本就说不过上访的民，说服、劝阻这些“文”的办法行不通了，遂暗暗动用起各种私设的“酷刑”，以此教训那些“驯服”不了的“刁民”，最终让一介平民屈服于公权力威慑之下，进而一劳永逸。胥灵军无非就是那只“出头鸟”。

　　报道说，2008年以来来城固县“法制培训中心”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信访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利，一个公民对正常的行政或司法途径彻底失望，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被迫走上信访之路，却常常遭遇百般阻挠和打击报复，甚至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之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侵犯人权，却长期、普遍、公然存在着的机构。封建社会的草民尚有拦轿喊冤的权利，法治社会的上访者却连人身自由甚至性命都难保，这实在是法治社会之耻。

　　中国历代，只要社会肌体健康，民情上达的渠道是畅通无阻的，政府的责任是保障上访权利，设立便民告状站。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城固县“法制培训中心”被媒体揭开盖子，公众不免质疑：难道人民公仆的良知还不如封建官吏?难道现代政治文明还不如古代的青天文化?

　　在民主社会，只有“刁官”，没有“刁民”。事实上现今中国社会的“刁民”，除了少数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者外，其实大多刁民并不“刁”，比如那些苦争合法权利的“上访者”，认法律为“死理”的“无理取闹”者，当然也包括“维权刁民”胥灵军。面对“刁民”，官员首先应该反省的是自身的执政水平、能力与方式。动辄用“法制培训中心”打压百姓的正当诉求，这恰恰说明某些官员是“刁官”。一般情况下，诸如城固县“法制培训中心”举办的依据和道理，往往还在“刁官”手里，振振有词。这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