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继荷兰人之后对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元首己选择你为继承人，委托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随后又收到另一封电报：“元首己死。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就这样，邓尼茨出任纳粹德国总统。但是一个月后，这位“千秋帝国”的未任总统就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政治生涯。

1918年10月4日，德国潜蜒“UB68”号巡航在西西里岛附近。艇长在夜间发现了协约国的一个护航船队逼近。潜艇立即浮上水面进行射击。命中了一艘轮船。接着，艇长下达潜水命令，天窗在几秒种之内就关闭了。紧接着，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潜艇头部沉重，像一块石头似的直向海的深处下沉。水手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设法阻止潜艇的下沉，水的压力就会把潜艇压碎。深度表指向了九十公尺，当水手们惊惶失措的时候，艇长。发出命令，要把主水柜的空气充满。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选择。压缩空气发出噬噬的声音冲进主水柜，并把水压了出去，艇身静止了几秒钟之后，如同离弦之箭似地向上冲去。浮出水面，暴露在敌人护航船队的包围之中。潜艇立刻就被击沉。在获救人员之中也有“UB68”号的艇长邓尼茨。他虽然损失了一艘潜艇，但是他却发现了潜艇攻击的一种新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邓尼茨是潜艇部队司令，后来出任海军总司令。1959年，英国海军大臣坎宁安海军上将曾这样评论他：“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德国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邓尼茨想出了什么绝招来征服我们。他那永不停息的战略，其要点就是以炸沉我们的商船为手段，达到慢慢地葬送我们的目的。他知道，大西洋是德国争取胜利的唯一战场，他极力反对把兵力分散于地中海甚至北海。我要再次指出，这是唯一正确的见解。邓尼茨是继荷兰人德路特之后对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一九四二年期间的《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卡尔·邓尼茨。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一位有才干的海军军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指挥官，他把自己的丰富学识运用到了战场上。1891年，邓尼茨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他早在巡洋舰“布勒斯劳”号上实习时，就获得了初步的军事经验。他在魏玛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就入皇家海军任候补军官，在“赫尔塔”号上完成了舰上训练，最后毕业于弗伦斯堡一米尔维克海军学校的特别班。“布勒斯劳”号曾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军舰一道为保护欧洲的利益而被派往地中海。11月初，“布勒斯劳”号开到小亚细亚，参加了对门的内哥罗的封锁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邓尼茨已是海军少尉。首先，“布勒斯劳”号在阿尔及利亚的波尼港突然袭击了正在装载的法国殖民军队。然后又和“戈本”号一道被转让给土耳其，成为土耳其海军的主力。舰上官兵担负了训练土耳其官兵的任务。直到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这两条巡洋舰才归回原来建制。邓尼茨服役的“布勒斯劳”号，曾轰击了俄国油港诺活罗西斯克的油库和十四艘俄国轮船，击沉过俄国战舰“俄斯特拉夫”号，并于1915年3月初破坏了费奥多西亚的鱼雷制造厂。当“布勒斯劳”号需要大修时，舰上官兵被配属于岸上部队，担负防御英军在达达尼尔登陆的任务。邓尼茨则被派往驻加里波地的一个航空大队，在那里担任观测员和机场导航员。工作中成绩优良。1916年3月，邓尼茨晋升中尉，9月被调回德国并派往潜艇部队服役，直至1918年10月4日因潜艇击沉而被俘。潜艇被毁使他认识到，对敌护航船队的攻击不能仅靠两艘潜艇，而必须使用一个潜艇群方能成功。这种想法虽然产生，但离实现还差得远。邓尼茨于1919年7月从英国的俘虏营被遣返德国之后，立即回到海军继续服役。他未曾忘却他的潜艇群战术，并为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海军少将时期的卡尔·邓尼茨，当时已掌管德国海军潜艇部队。

邓尼茨于1921年晋升上尉，被派到波罗的海海军军区司令部服务，然后调到鱼雷监察部和驻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1928年，他晋升为海军少校，并任第四潜艇队队长，获得发展潜艇群战术的机会。他进行了拂晓战与夜战的训练，并不断地证实了它们的效能。1933年，邓尼茨晋升海军中校，并调任训练巡洋舰“恩登”号舰长，负责海军学校学生的训练。1935年10月，邓尼茨在晋升海军上校后担任“威迪根”潜艇队队长。这是依照德英1935年7月签订的舰队条约而成立的第一支德国潜艇部队。一年之后，掌握了所有潜艇的编制情况。邓尼茨担任潜艇队队长是称职的。自1918年以来，他的思想就未曾离开过潜艇。他要求把潜艇编为集群，主张建造中等吨位机动灵活的潜艇。他的意见均被采纳。当他完成战术编组和潜艇司令部中央指挥系统的组建工作之后，又继续发展他的理论。他不仅要把各潜艇编为集群，更要实施中心指挥的夜间攻击。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的。那里的潜艇只是单独对敌作战，而无战术上的统一指挥。1939年元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向希特勒提出了Z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建造大型水面舰只编成战斗群，从德国的港湾经由北海而直插大西洋，攻击英国的生命线。这一大型水面翩队计划于1948年建成。Z计划与邓尼茨的构想不相符合。按照当时的海军上校邓尼茨的意见，德国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建立战斗群在大西洋上使用。因为英国面对着德国的各个港湾，并且恰好能挡住德国舰队的出海航路。还能控制其在大西洋上的作战路线。此外，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没有修理场所，一旦舰只被击中，其处境就很困难。还有一个不利条件：英国可以使用陆上飞机来攻击德国的水面舰只，而德国由于距离太远则不可能做到。与雷德尔相反，邓尼茨已经看出空军的重要性，他认为飞机将发展成为一个决战的军种。1948年才能完成的大型水面舰只建造计划，势必与这种趋势相违背。鉴于德国在海上毫无防卫力量，邓尼茨要求建造三百艘供第一线使用的潜艇，因为只有这种水下舰只才适合实施切断英国生命线的任务。

与王牌艇长阿达尔伯特·舒尼、副官艾伯哈特·戈德一起的邓尼茨。

今天的英美研究战争的人士都认为邓尼茨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们说，如果邓尼茨的潜艇建造计划被批准，那未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是另一种结局。昔日的敌人认为，德国这一战争指导的错误构想，是其总体战略的一个决定性错误，它也造成了德国潜艇和邓尼茨海军元帅的悲剧。当9月1日战争爆发而英国也同时宣战的时候，德国海军只有五十七艘潜艇，其中只有二十六艘能够担负作战任务。因此每次只能派出八艘，至多九艘潜艇，而这样的兵力要去对大不列颠帝国的所有交通线进行决战实在是太少了。要让潜艇担负对英作战的主要任务，至少必须经常保持九十艘与敌周旋。可见当时邓尼茨所要求的三百艘潜艇是绝不可少的。尽管德国潜艇数量不多，仍然参加了战斗，而且在战争初期的数月内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39年9月，德国潜艇击沉了四十艘船，其总吨位为十五万三千吨。德国海军还用鱼雷击中了英国的战舰“皇家橡树”号以及航空母舰“勇敢”号，这些辉煌战绩完全归功于邓尼茨的卓越指挥。早在9月3日，他就命令各潜艇艇长依照海上战利品条例进行商业战。不久就发生了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似的事件：第三十号潜艇击沉了载有无数妇孺的客轮“雅典”号，导致海战更激烈的进行。英国海军部命令各商船采取防潜措施，夜航时也必须灭灯光。邓尼茨则更肆无忌惮地实施潜艇战，并命令对所有船只不加警告即行攻击。1939年10月，邓尼茨晋升海军少将。同月，他提出一份意见书，强调缩短航路进入大西洋的意义，并建议在挪威的德伦斯哈姆港设立一个最优良的潜艇基地。1940年至1942年三年中，德国潜艇创造了辉煌的战绩。邓尼茨改进了他的潜艇集群战术，使人们对于这些海洋中的“灰狼”无不闻风丧胆。他让海军的远程搜索机构报告盟军船只的位置，并随之利用无线电指挥各潜艇群去攻击这些目标，同时，各潜艇群还攻击敌人的护航舰只使之陷入混乱，再行攻击别的船只。1943年3月，邓尼茨的成功达到了最高潮。他的潜艇在二十天内击沉盟军舰船七十五万吨。英国海军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感到，虽然没有人肯承认，我们的失败是注定了。”1940年，邓尼茨晋升海军中将。1943年元月30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与希特勒意见不合而获准辞职，邓尼茨即由雷德尔推荐而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海军元帅。

与克萨韦尔·多施、阿尔伯特·施佩尔两位建筑专家一起的邓尼茨（非常少见的海军船型帽）。

这时，海战出人意料地激烈起来。邓尼茨发觉，虽然他的潜艇部队官兵勇敢，战术成功，但总的趋势业已完全改变，大西洋的海战必将归于失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烟幕中浮出水面并加以伪装的潜艇，突然遇到敌机的攻击并被击沉，令人不胜惊诧，不知敌机如何能够发现这些伪装良好的潜艇。原来，英国的远程轰炸机装备了一种新式的、准确程度极高的定向器，即所谓“鹿特丹器材”，从那时起，德国潜艇蒙受的损失不断增加，迫使邓尼茨暂停作战，研究对付办法。英国不仅依靠新式定向器，而且采用了一种新的护航战术对付潜艇群战术：各运输船队由飞机掩护，机上的定向器可以探知潜艇动向，船队侧面则有反潜舰只实施警戒。北大西洋的空中被严密封锁，迫使邓尼茨撤回所有的潜艇。这样，盟军的护航作战反败为胜了。1943年6月1 日，邓尼茨又派出四百三十五艘潜艇去攻击敌人的护航船队。此时，一种新型潜艇研制成功。这种潜艇的水下航速由七节增至十六到十八节，并且依靠一种吸气装置能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由于盟军对德国造船厂的轰炸，使邓尼茨终未获得海战形势的转机。1945年4月，邓尼茨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被希特勒指定为总统。希特勒自杀后，他还在对德国国民的广播中发表了悼词。邓尼茨做了三个星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德国总统。他决定继续同东方作战，以免使德国军民陷入苏联人手中。为此他还请求英美帮助。他的要求被艾森豪威尔严辞拒绝。邓尼茨本人最后被投入俘虏营。在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判的时候，邓尼茨被指控的罪行是：指挥罪恶的海战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审判过程中被告方的辩护证明，邓尼茨并未采用犯罪手段指挥海战，因之在这一方面被宣判无罪。但因第二条罪行成立而被判处有斯徒刑十年。直判之后，邓尼茨被押往施潘道监狱服刑。1956年10月刑满释放后定居于奥米莱，直到1980年12月24日因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