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你是否适合中分男:“四大金刚”是如何投靠林彪的

“四大金刚”是如何投靠林彪的
黄永胜心狠，吴法宪能忍，李作鹏敢斗，邱会作擅谀。林彪夫妇恩威并施，“四大金刚”各逞手段，阴谋结成反党同盟。
“总参谋长”的政治投靠
黄永胜身为共和国上将，战功赫赫，却喜欢拈花惹草；林彪很欣赏他全家式的效忠
黄永胜是士兵出身，积数十年军功，官至总参谋长，是典型的武将。
黄永胜打仗有一套，可毛病也特别明显，就是爱拈花惹草，见了女人走不动路。就在抗战十分紧要时，他与一个地主女儿打得火热，受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学江青、叶群的样子，对知道他这段丑闻的领导，甚至朋友翻脸不认人，疯狂诬陷迫害聂荣臻。当年正是为了此事，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后热辽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黄永胜从此投奔在东北王林彪的门下，成为林彪的一员干将。
黄永胜虽然为辽沈战役建立过功勋，但玩女人的毛病始终不改。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说他这么大把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
1955年，黄永胜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在二野时，黄永胜和罗瑞卿共过事，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林彪发起对罗瑞卿的打击时，黄永胜“作战”不力，不像李作鹏、吴法宪那样冲锋陷阵，林彪对此很不满意。
叶群给他透了信。黄永胜很紧张，怕失去在林彪眼中的地位，赶快给叶群写信，说：“我说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我是蠢猪。”
几个月后，黄永胜和夫人项辉芳感觉到全国政治风浪有变，绝不能再失去林彪这只大船了。他们设法靠拢林彪。正好他们的四个孩子到北京串联，开始住在贺龙元帅家。黄永胜得知后马上命令他们返回广州。
孩子们一回到广州，黄永胜就教训了他们一顿，同时叫他们给“林彪伯伯”和“江青妈妈”写了一封信表忠心。林彪很欣赏这种全家式的效忠，不但原谅了黄永胜批罗的不得力，还准备重用他。
事隔不久，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黄永胜被扶上了总参谋长的位置。
叶群及时将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黄永胜：“让你当总参谋长是林总提议的，林总早已有内定。林总让我宣传你的历史和大节好。”
就这样，黄永胜后来居上，比另三大“金刚”上贼船晚，却最受重用。
黄永胜强烈地表白要如何与罗荣桓划清界线，是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多数人还不知黄永胜与罗荣桓的关系，其实罗荣桓真可以称得上是黄永胜革命的领路人。在六十年代之前，黄永胜对此不但不否认，还经常说在嘴上，写在文章里。1960年，黄永胜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歌颂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文章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一个充满着无限感激之情的黄永胜，不到10年，竟变得像害怕瘟疫一样怕接触“老领导”的遗孀，急忙割断哪怕是下一代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反差！
黄永胜登上林彪贼船，除了政治欲望，还有与叶群的肉欲；“文革”中，举棋不定的他决定向老领导林彪请教，以免“走错路”
黄永胜登上林彪贼船，除了叶群的色诱之外，最根本还是其政治路线的一致性。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身处南边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开始也看不清形势，不知该往哪儿转。在他举棋不定之时，他想起老领导林彪。
黄永胜来到毛家湾，得到林彪热情接待。林彪启发性地问道：“对于当前部队和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你看应如何处理？”
黄永胜不假思索：“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支持八条中的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林彪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说道：“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需要有新的东西，向全国发出一份新命令，规定几条。”
黄永胜连声附和道：“对对，应该规定几条。”
林彪说：“好，那就再搞上几条。”
很快，林彪炮制的“十条”出笼了，几天之内发到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这正好符合林彪唯恐军队不乱的意图。乱就可以让群众冲击那些与他作对的“老家伙”，可以自下而上地揭开所谓“盖子”。
5月27日，黄永胜为紧跟形势，回到广州后伙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刘兴元召开碰头会议。在会上，黄永胜提出：“明天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班子调整问题。决定不要郭成柱、陶汉章、相炜参加。撤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副书记之职，只在常委中留一职务。”并说这样才有利于团结。
会上，任某提议“对相炜、江民风历史要审查，要成立专案小组，由军区负责人挂帅，由孔莱、江副参谋长和我组成”。黄永胜对此表示赞同。以此为起点，他开始迫害军区领导干部，制造了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
1967年12月8日，黄永胜批示成立相、江、陶三个专案小组。
1968年3月1日，在没有事先报告军委和总政等上级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经过黄永胜批示，为查清文年生副司令员、晏福生副政委、郭成柱副政委和陈青山副主任的问题，成立专案小组，黄永胜指出：“晏福生主要是查同贺龙的关系。”
1968年4月进京以后，黄永胜仍在北京遥控广州军区专案审查小组，诬陷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阴谋夺权搞政变，诬称王、关、戚反革命集团和相炜、江民风问题有联系。当专案组向黄永胜汇报，说查不下去了，没法查时，黄永胜说：“不要慌，可以慢慢搞嘛，王、关、戚都关着，将来是可以查清的。”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在广州军区诬陷迫害的干部达764人。
黄永胜进京后不久，就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现在又出了杨成武，这是不足为怪的。”12月25日，他在听取总政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代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深挖一下，对干部要排排队”，“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总政情况复杂，是阎王殿，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复杂的地方”。
在此期间，黄永胜以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身份，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陷害领导人，并且停发军委几位副主席的文件，收缴中央军委的全部印章。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95％以上的机关干部和直属机关的大批干部被赶出总政。
与此同时，黄永胜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法，歪曲历史事实，刚到总参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后台，11月又说：“每一个大转折时，总有些人出来反对主席的正确路线，有的是自觉的，也有的是不自觉的。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适当的气候就会起来搞名堂。”
1968年5月，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时，大肆鼓动说：“贺案很重要，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子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并扣压了贺龙元帅写的八封申诉信。
最惨无人道的是1968年8月，在罗瑞卿专案组写的一个关于推迟罗瑞卿手术治疗的报告上，黄永胜批示“同意”，赞同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待秋后再动手术。这使罗瑞卿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使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
空军司令成了“空”军司令
吴法宪一向善于忍耐，被称为“草包司令”，却权力欲极强；叶群在空军中选择吴法宪，他也投桃报李，把林彪阴谋勾结高岗篡权的信件密还给林彪
吴法宪是典型的“放牛娃”将军。他从基层到团、师、军、兵团，再任军种的正副职，几乎一步不落，又一级未跳。他生得相貌平平，才能也不超人，但能吃苦，上级交给的任务总是毫不含糊地完成，能忍让——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进阶之宝。
据说有一次接待外宾，吴法宪穿了一身西装到场。他本来个子就不高，加上身体发胖，西装到了他身上顿时失去光彩，反而让人觉得可笑。
刘亚楼正好又是讲究仪表，对军容一丝不苟的人。吴法宪的穿着让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冲口就嘲笑：“你看你穿得这个熊鸡巴样，这是哪一国的着装呀！”
当时有许多将军在场，听刘亚楼一说，都把目光转向吴法宪，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那时吴法宪已是空军副政委，可他虽红了脸，却憨憨地一笑，说：“这衣服做得不合适，嘻嘻，是裁缝不行！”
在私心杂念的驱使下，吴法宪盯住了那个诱人的东西：权力。
1964年，叶群选择了吴法宪一同去江苏太仓搞“四清”。正是借这个机会，吴法宪与林彪、叶群加深了了解，拉紧了关系，也使林彪更加看重吴法宪，并有意提拔他。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9日下午，林彪在上海召见吴法宪，并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有意带着神秘色彩说：“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吴法宪心领神会，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林彪看着吴法宪上钩，故意加了一句：“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吴法宪马上献媚道：“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就这样，林彪与吴法宪之间的一笔交易算是做成了。他们可谓“各得其所”。从此，在林彪的策划下，吴法宪和叶群勾结在一起，以推荐干部为名，在空军培植了大量的亲信。
刘亚楼逝世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一封林彪1953年在杭州写给刘亚楼的信，其中写道：“亚楼同志：我要你给高岗同志转的话请不要转了，请你勿给高岗说……”
吴法宪看到这封信后，立即派人把信密封送到叶群手中。
叶群接信后，即回电话给吴法宪，说：“林总很感谢你发现这封信，林总说你很忠厚。”
原来这里有一段秘密。林彪1953年曾参与高岗密谋夺取中央最高权力的活动，这封信就是一个铁证。但后来林彪知悉高岗的阴谋已经败露，就立即掩藏过去了。
1965年秋冬正式开始的迫害罗瑞卿的行动，可以看作是林彪一伙密切勾结，狼狈为奸的新起点。
当时的林彪远没有后来当上“副统帅”那样法力无边，他和叶群都怕吴法宪临阵动摇，所以对他是软硬兼施。
1965年12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认真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她向吴法宪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要他彻底揭发罗瑞卿。为了死死地控制他，叶群有意说道：“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受到叶群的威胁，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们可以看我以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
叶群立刻转嗔为喜，说道：“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到五级了。”
这样，通过又打又拉，吴法宪被牢牢地绑上林彪的战车。
在解决“罗瑞卿问题”的紧急会议上，林彪指挥各路亲信一齐上阵，形成对罗瑞卿的密集火力网。吴法宪果真没有辜负林彪的“厚望”，紧跟叶群作了长篇发言，诬蔑、诽谤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云云，主要论据就是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反映的“四条”意见。用林彪的话说：这是一颗置罗瑞卿于死地的“原子弹”。
不妙的是，这种谎言太拙劣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
林彪也觉得“四条”一事编得太不高明，表示：“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绝不能让罗长子翻案！”
叶群说：“这个我明白。我让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让她证明听见过这'四条’，再让吴胖子从侧面证明一下，让罗长子有口难辩。”
就这样，矛盾的焦点突然转移到刘亚楼的未亡人——翟云英身上。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后，三番五次地前来纠缠翟云英。
翟云英坚决不作伪证，吴法宪急得抓耳挠腮。叶群得知后，骂了他一声“笨蛋、草包”。
隔了几天，吴法宪又带着秘书来到刘家，客气地说：“翟医生，我想起来了。刘司令讲'四条’你没听到。他临终时老是晃动四根指头，你准看见了吧！”他说着，还伸出香肠一样的手指摆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亚楼谈话有个习惯，爱挥着手打手势，这你是知道的。”
“是啊是啊，挥四根指头，就是指'四条意见’，让人们别忘了，对吧？！”
“我没看清是五根，还是四根。”
吴法宪眨眨小眼睛，恨得直咬牙，起身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叫秘书代写了一张纸条，拿来让翟云英签字。
翟云英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证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刘亚楼同志的夫人翟云英谈过“四条”一事。她觉得这里面没什么，是有这么回事，便没多加考虑，提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吴法宪等人立即作了加工，在上面添加了刘亚楼挥动“四根指头”表示“四条”一说，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送上去。
叶群一看，如获至宝，马上报送林彪过目。
林彪毕竟老奸巨猾，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说：“你们还要搞得圆满一点。这个样子送上去，人家会说：中央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是保密的，翟云英怎么知道？还写出了证明？”
叶群心领神会，马上打电话与吴法宪商定：“如果有人问翟云英为什么和你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听到他出问题的风声，为了及时反映情况，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至此，大功告成。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硬扣在罗瑞卿头上了……
“小老虎”林立果参加空军，吴法宪受宠若惊，向下级传达林立果“可以指挥、调动空军的一切”；“政治卫星”《讲用报告》出笼未几，庐山上林彪集团的和平抢班阴谋已经破产
1967年3月，“小老虎”林立果参加空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吴法宪受宠若惊，指派得力干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处长刘沛丰负责协助林少爷。1969年2月26日，林彪亲笔写信给他们：“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致以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10月17日，吴法宪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空军的一切都可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1970年7月6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
林彪也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7月23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国防科委所辖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的左侧，其他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
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但终究年轻、根基浅，于是，吴法宪指示周宇驰、刘沛丰为林立果放一颗“政治卫星”。
7月31日，在空军化名“吕果”的林立果以林副主席儿子的身份公开亮相。他要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吴法宪率领空军党委常委、空军机关在京的二级部副部级以上干部、党办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全体干部180多人听取林立果宣读《讲用报告》。
林立果用7个多小时结结巴巴念完了《讲用报告》。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吴法宪老婆、吴办主任陈绥圻像触电似的蹦起来，举起肥胖的胳膊，扯开嗓子领呼：“向林立果同志学习！”“向林立果同志致敬！”
王飞把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吹捧林立果的稿子念了一遍，特别强调：“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我们要反复学，反复用，学一辈子，用一辈子。”“林立果是空军的领导，也是全军的最高领导”，“林立果在行政上不是自己的上级，但他政治上强，是林副主席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是自己的上级。”“认识一个领袖不容易，林立果具有领袖的条件，现在认识了，就要跟一辈子，风吹浪打不回头”。
“讲得好，讲得好，你比我强，放了大卫星呀！”吴法宪扭动着他那短粗肥胖的身体，唠叨着。
8月1日，空军“三代会”开幕。7月31日晚上，各军区空军、航空工厂、民航、空直机关13个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本来是安排开幕式的一些具体工作，却变成了要求听《讲用报告》的会。
他们规定，与会团以上干部听《讲用报告》的全部内容，团以下的干部、战士、职工只能听一、三、五部分。不论是哪一级干部，都不准作记录。还规定，驻会采访的中央新闻单位除《解放军报》的组长以上编辑、记者外，都不准听《讲用报告》录音。他们交代大会报道组，对中央新闻单位驻京记者不通知、不邀请。如果有人问到这事时，以“不了解”为由推脱搪塞。
阴谋到底是阴谋。从一开始，林立果、吴法宪的表演就做贼心虚。既想在内部树威，又惧怕树大招风，引起党中央的注意。
正在这一伙人施放着最大的能量，把《讲用报告》捧上天的时候，林彪集团的和平抢班阴谋破产，吴法宪急忙从庐山打电话到空军，指示：第一，收回大会印发的毛主席、林副主席语录。第二，收回各种版本的《讲用报告》，录音也不要再放。第三，《讲用报告》不要外传，简报上也不要出现林立果的名字。
那时，山下的人们对庐山上林彪一伙的境遇还不知晓，还以为是“林副主席”谦虚了呢。吴法宪下令收《讲用报告》，结果越收越多。据“九一三事件”后的不完全统计，共印刷了48种版本，714265册，这还不包括已经自行销毁的。
海军政委与司令的“陆上对抗”
“四大金刚”中李作鹏最有特点，到哪里都戴一副墨镜，在那个年代是小孩子心目中“坏人”的标志
叶群曾给李作鹏起了个雅号“李瞎子”，倒也贴切，因为李作鹏的确有一只眼瞎了，他戴墨镜也就是想遮住这个缺陷。其实这只报废的右眼是有功的，它是当年打日本人时，被敌人施放毒气熏瞎的。
1955年，李作鹏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林彪抓“海军”，大约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海军东海舰队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如东航飞行员刘承司驾机逃往台湾等。这些事不仅震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4月2日，军委派出了由李作鹏、张秀川等参加的庞大检查团，来到东海舰队。
在此之前，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已先期到达东海舰队一周，了解舰队的情况，分析事故原因，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检查团在东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检查了20多个单位，开座谈会57次，个别谈话的师以上干部112人，团以下干部234人，战士100多人，飞行员21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走这么多单位，找这么多人谈话，东海舰队的领导有些怀疑他们深入的程度。
李作鹏等向肖劲光报告了检查情况，他们提出，对检查出的一些具体工作问题要好好排排队，分别研究解决。
这次谈话不久，海军机关便接到了检查团的汇报材料。在这个材料中，他们把东海舰队的问题作为海军问题提了出来。
肖劲光对此感到难以接受，觉得汇报材料里有些问题是在“做文章”，是从海军党委指示、文件和他的讲话中，寻找一些在他们看来与林彪、军委精神不一致的内容，加以对比，以证明海军党委，尤其是他肖劲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错误。
肖劲光不同意这些，因此被认为是“态度不好，不承认错误”。
在林彪的安排下，李作鹏、张秀川还有其他几个人便留在了海军，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工作，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因为犯了“错误”和“身体不好”，被安排到“三线”。
两人上台以后，以林彪的“三条指示”为“尚方宝剑”，全面否定海军十几年来的工作，大搞“端正海军工作方向”，全力贯彻林彪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
李作鹏等给肖劲光列了十多条“罪状”，其中主要的是“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说既然是林彪批评了他，“就应该向林副主席写一检讨，向毛主席写信，是应付差事的检讨，轻描淡写，未接触思想实质，未真正承认错误，对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的挡箭牌，是以此来抵制林副主席的批评”。
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李作鹏的鼓动下，会议重炮抨击肖劲光和苏振华，批判他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的小组已公开提出撤换领导的问题。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肖劲光、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上了天安门。毛泽东看见他们以后，主动过来握手，交谈，要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对李作鹏、王宏坤等说：“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做什么？”毛泽东还与肖劲光在天安门上合照了一张相。当时肖劲光手里拿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脸上一副苦笑。
以后李作鹏只好说，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握过手的人，都是毛主席要保的人。据说，毛泽东几次听林彪等人告状，要对肖劲光罢官时，都表示“讨嫌”，说过海军司令还要肖劲光来当，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的话。这就是林彪一伙几次想打倒肖却没有得逞的主要原因。
林彪亲自出面保李作鹏，肖劲光成了“空头司令”；在潮水般的冲击中，李作鹏夺了海军的权，林彪完成了暗中操纵海军的构想
全国迅猛发展的政治形势，打乱了海军及全军的预定部署。海军各级领导都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步，无法控制局面。
1967年1月初，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和肖劲光他们这些人，差不多同时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处境更加被动。因为机关一发动起来，有许多方便条件，又比较知底细，揭发批判的内容越来越深，提出要开张秀川的控诉会，要戴高帽，要抓“中的”、“大的”和“黑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引起了李作鹏的恐慌。他认为抓“中的”，可能是张秀川，抓“大的”，可能是自己和王宏坤。为了扭转形势，李作鹏和林彪一起策划，决定在海军公布林彪“三三会议”期间对李作鹏等的所谓“高度评价”。
1月8日，军委将肖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一起叫到办公厅，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出面谈话。这时，肖劲光才知道，李作鹏于两天前给杨代总长写了信，说海军现在的局势是“颠倒是非”。他提出三个方案：一是请军委对海军“三三会议”决议表态，把问题揭开，看究竟谁搞“刘邓路线”；二是将林彪在1966年8月13日对李作鹏等人的评价公布；三是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揭开，进行大辩论。杨成武说，他把此信送给了林彪，林彪又让他转送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对肖劲光说：“主席、总理的意见是按第二方案办，请你出面传达一下。”事情很清楚，海军批张秀川，紧接而来的将会是李作鹏、王宏坤，再下来就会涉及林彪，这与当时的整个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刹车。
1月9日，李作鹏让秘书将他起草的传达提纲送到肖劲光那里。提纲前面有个说明：“肖司令：我上午有外事活动，下午又有会议，因此替你讲话写了一个短提纲（我认为不需要讲得更多），能不能用，请你考虑。”这个以肖劲光名义起草的传达提纲，即林彪的“高度评价”：“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由被评价人代传达人起草讲话提纲，真是怪上加怪。
1月16日，李作鹏一伙首先揪斗了苏振华，名曰“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因为顾忌毛泽东对肖劲光的保护，没有从他直接开刀。1月18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海军常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虽然名义上肖劲光还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成了“空头司令”。
“新党委”成立以后，在海军第一招待所门前召开“庆祝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把一些海军的领导揪去斗争。因为肖劲光名义上还是新党委的成员，所以还坐在李作鹏的旁边。会议开到一半，便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他，一个造反派跳到他面前，指着他说：“肖司令，你反对毛主席！”
肖劲光反驳：“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你反对林副主席！”
肖劲光没作声。因为林彪确实说过肖反对他，再申辩也没有用。
这时，大喇叭里口号震天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打倒肖劲光！”两个造反派气势汹汹跑上台来，要揪肖劲光，让他坐“喷气式”。肖劲光本来就对这一套斗争方式很反感，他看了看李作鹏，后者却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肖劲光的脾气上来了，腾地一下站起来，把披着的棉大衣一甩，厉声喝道：“你们哪个敢上来！”
两个造反派被肖劲光的突然发作弄愣了，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好。李作鹏把手一挥，忙暗示那两个人不要搞了。
散会以后，肖劲光怒气未消，驱车紧随李作鹏来到他家，质问李作鹏搞的什么名堂！李作鹏连连解释说不是他搞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肖劲光说：“你不搞，别人哪个搞啊？”李作鹏连连说：“下次不搞了，下次不搞了。”
1月27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在海军开创了残酷迫害干部的恶劣先例。主席台上坐着党委新成员，却给了肖劲光一个对面的位置，好像坐在被告席上，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肖劲光上台的时候，身后有九个人押着他，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他。会上被揪斗的海军领导是苏振华和杜义德，以及其他机关的代表人物。斗争会一开始，火力就很猛，六个人坐着“喷气式”上来，胸前挂着牌子，头发被人揪着，强行弯着腰，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肖劲光坐在那里，心里一阵紧似一阵，如坐针毡。因为这些干部都是和他朝夕相处，为海军事业贡献过大半生的同志，可是现在自己却无力保护他们。
海军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在潮水般的冲击中，李作鹏等人终于夺了海军的权，海军也终于归入林彪的暗中操控。
总后勤部长成了林家“总管”
锦州战役上邱会作的表现，深得林彪的青睐；因为生活作风腐化，他被罗瑞卿批准进行教育帮助，关键时刻，林彪说这只是“小节”问题，保了他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邱会作作为中共派出的5万干部之一，随林彪率领的10万大军进入东北，组建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邱会作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黄永胜搭档。
他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严惩丢失阵地的负责人。
那是攻打锦州前，10月6日夜，八纵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韩枫，率三营打下小紫荆山后，麻痹大意，下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八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一个反击，把阵地又夺了回去。
此事惊动了敌我两方上层机关。南京《中央日报》也立即登出“国军反击克紫荆山”的消息。
这时已担任八纵政委的邱会作火速赶到六十八团，马上召集全团干部战士和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他训话。他命令明天拂晓后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然后当场宣布，将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八连连长枪毙。全场大惊。邱会作下边的话更是震耳：“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
副团长韩枫在下边说了一句怪话：“无官一身轻。”邱会作听见了，说：“一身轻？好，你给我背大锅去！”副团长被降为炊事员。
而邱会作就在六十八团等着，直到夺回小紫荆山才走。
锦州战役结束后第三天，林彪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了邱会作，并表扬了他。
因其在战争中的卓著功勋，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他提名由邱会作接替“彭德怀线上”的洪学智，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党组第一书记。邱会作对林彪自是感激不尽。
但邱与林之间结成超乎寻常的特殊关系，应该说是从共同对付罗瑞卿开始的。
原来在1960年至1965年，总后每年都要接到大量群众来信，揭发邱会作生活作风腐化。1965年5月，一位在三○一医院治疗的女病人又来信揭发邱会作的腐化问题。同年10月，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竟奸淫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女服务员。
经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并由总政治部派领导干部参加，对邱会作进行帮助教育。邱会作觉得事情不妙，唯恐闹出去之后一张老脸没处搁。他想起了老上级林彪，便悄悄地跑去诉说自己的困难处境，并告罗瑞卿的状。林彪对邱会作的毛病早了如指掌，但对他的忠心也从不怀疑，便决定救他一把。
林彪对邱会作说：“你小节上有些缺点，这是因小失大。他们现在要整你，开你的斗争会。他们要开会还是让他们开。你自己对付他们的斗争会，方针由我来掌握。”
叶群自身不检点，看到此类事反而兴奋不已。她看到一个绝好的控制人的机会，马上召见邱会作和夫人胡敏，说道：“我同林副主席商量过了。101认为，你小节上有错误，这是因小失大的事。但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改变了总后勤部过去历来见物不见人的最大毛病。”
这样一说，这位好色之徒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千谢万谢地走出毛家湾。不久，林彪特意对解放军后勤工作发了个指示，肯定了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的工作成绩，保他过了关。
邱会作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把林彪看作是救命恩人，同时更仇恨罗瑞卿，很自然地成为迫害罗瑞卿的帮凶。
1965年冬，林彪启动对罗瑞卿的迫害工程。被林彪“打捞”起来的邱会作，不等主子发话，主动出来往罗瑞卿身上泼脏水，这一则是向林彪报恩，二则也是发泄自己心头的仇恨。
“文革”中，邱会作成为批斗对象，林彪两次撑起保护伞；叶群冷笑：活该！邱会作把林家夫妇看成自己的“再生父母”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全国到处都在揪“当权派”，作为总后第一把手的邱会作也在所难免。总后造反派对他实行“车轮战”，使他没有喘息的机会。邱会作终于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昏厥过去。
林彪再次出面保护自己的老部下，派人把他接到西山，并亲笔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林彪撑起保护伞向老部下施以恩惠，使老部下更加体会他的“好处”，以便坚定地效忠于他。因此，邱挨批斗到一定火候，林彪便出面说话。对其余几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是如法炮制。
当时除了毛泽东，林彪说话是管用的，他的话是“次高指示”，不论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于是，邱会作被解放出来，马上又成为批斗别人的急先锋。其中最残酷的，就是按照林彪的“旨意”，活生生折磨死傅连暲。
邱会作替林彪除掉一大“隐患”，除了进一步得到林彪的信任外，并没有获得“文革”的免斗牌。
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接受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严厉批判。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则干脆在总后大院把邱会作捉将起来，无休止地加以批斗。这一次，邱会作遭到了包括罚跪、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批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疾——后来邱会作再度掌权，进行了疯狂的病态式的反扑和报复，也在料想之中了。
邱会作着实招架不住了，趁着看管人员放松之机，在纸片上写信给叶群，发出了紧急呼救信号：“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胡敏也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均不予理睬，冷笑道：“活该！邱会作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发他，叫我们怎么说？！”
后来，叶群也觉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了，再熬下去，邱会作要被“烧焦”了，她忙报告了林彪。
林彪和陈伯达批示：立即放出邱会作。
1月24日，叶群亲自出马，很快找到了关押邱会作的那座楼。开始，学生们听说叶群来了，个个兴奋异常，有的女生甚至拉着叶群的手欢跳起来。
绕了半天圈子，叶群终于切入正题。她对学生们说：“对同志们造邱会作的反，林彪同志非常支持。但听说邱会作现在身体不太好，林副主席的意思是：让他出去把病治一下，这样如果他病情恶化，大家也没责任。你们看好不好？”
一听说要让放邱会作，小将们顿时显出不高兴的神色。在他们心中，邱会作干尽坏事，至今仍坚持“资产阶级路线”，就应该坚决把他打倒，怎么能轻易放了他？于是，几十个人嘟起嘴，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吭气。
叶群按捺住胸中的火气，慢腾腾地从口袋中把那张纸条掏出来，说：“不瞒同学们说，我这次来，是执行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交给的一项任务。”一边说一边把纸条递给学生负责人看了看，又向四周展示了一遍，继续说道：“这是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亲笔写的信：立即放出邱会作。大家不会怀疑吧？”
叶群抖出的小纸条，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场的“二医大红纵”和总后机关造反派头头全被惊呆了。
学生们无奈，只好放掉邱会作。面容憔悴的邱会作从关押他的房子里走出来，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狼狈地跟着叶群走了。汽车出了总后大院，加足油门，朝市区疾驶，拐进了一个招待所的院子里。这里是叶群为邱会作秘密安排的住处。下了小汽车，叶群命令几个警卫员扶着邱会作进了一座房子。
刚走进房间，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邱会作硬是给叶群下了跪，痛哭流涕地说：“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此后，每年一到1月24日，邱会作都要写信给叶群，向她表示万分的谢意，以表忠心。1970年9月，邱会作的儿子成婚，胡敏带着儿子、儿媳到毛家湾林彪住地求见。一见林彪，胡敏就对儿媳说：“快给林伯伯磕头吧！”这位新媳妇马上跪下。林彪满面笑容，对此默认，这和他在公开场合大唱“兴无灭资”的高调大相径庭，似乎对这种封建礼节很欣赏。叶群忙在一旁说：“起来吧！现在不兴这个了。”林彪对这个磕头的大礼回赠了一句话：“祝你们白头到老！”
“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力挺吴、李、邱一伙；邱会作对林彪感恩戴德，甚至为他特制了一张“拉屎屙尿椅”；叶群亲自题诗《咏梅》，表彰他对林彪的“忠心耿耿”
依照政治派别的分野，部队文艺团体也分裂为两派。1967年5月13日晚，当一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时，遭到了另一派的冲击，两派发生严重武斗，伤了数十人。这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为演出那一派在背后撑腰的，正是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另一派则坚决反对他们。
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一伙。5月14日，叶群带着关锋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了演出一派的伤员，对砸会场的那一派的伤员根本未予理睬。6月9日，林彪亲自观看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专门为此发了消息。在那个年代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若是明确支持两派中的一派，即意味着另一派政治生命的结束。果然，林彪表态后，冲击演出的一派很快土崩瓦解，而邱会作则与吴法宪、李作鹏一起，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
邱会作为了表示效忠，曾亲自选定一个用象牙与有机玻璃制成的台屏献给林彪，还对林家的衣食住行，包括药品、毒品等全力保证，曾动用大笔外汇为叶群进口两部高级轿车和摄像机。对毛家湾的房屋施工，邱会作批示：让怎么修就怎么修。
据说，林彪怕风怕到了连他的手下人走路带起的风都怕，后来连厕所都不去，要大小便就在屏风后面进行。邱会作听到此事，马上叫人特制了一张“拉屎屙尿椅”，用红绒包裹，以防久坐受风着凉，真是“用心良苦”。邱会作成了林家称职的“总后勤部长”。
叶群看到邱会作忠心耿耿，特意题诗一首，名曰《咏菊》：“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看此工。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
邱会作接到叶群的题诗，马上让人把诗精心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
林彪也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邱会作。
1967年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时发表讲话，突出地提到了邱会作，他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
在邱会作眼里，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可能一时半会儿动不了，其余人都要“烧一烧”，烧对了是功劳，烧错了是对其考验，自己总是对的，于是连人们心目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在所难免。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颠倒历史，硬说朱德“在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特别是邱会作诬陷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更是恶毒至极，其用意仍是抬高林彪在历史上的地位，将所有人排斥在毛泽东、林彪之外，同时将自己与那些过去曾共同战斗过、现在成了批斗对象的人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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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uhua148朱华发表于：2009-02-28 2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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