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教徒式的人物这时竟成了红色圣地上的“钻石王老五”，于是在丁玲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洋女人史沫特莱。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华北抗战前线采访的时候，正是世界注目于延安之时，当时八路军的英武将领们也是投身抗日的许多知识女子崇拜的对象，据彭帅传记写作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该书说到此处，用了十分简约和含而不露的口吻，它说：其时，彭德怀在华北根据地也颇有对之流露爱慕的女子，这有著名的女作家，甚至有外国的女记者。

　　“女作家”，应该就是丁玲了。书中说：１９３７年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陕西渭河北岸的三原县云阳镇，彭德怀在这里主持红军整训，准备迎接全民族抗战，此时陕北已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男女无限向往的“红色麦加”，于是也就有了一段美好的传闻：有一知名的女作家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陕北，她久慕彭大将军的大名，又从陕北赶往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将军，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这个并非讹传的传说后来被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虽说个中不免有想象的情节，但大体上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女作家深深地被笼罩着传奇色彩的彭将军所吸引，她颇注意彭将军传奇式的战争生涯，尤敬重他那融会军人英武与农民淳朴为一体的可敬的特殊气质。有时，她望着彭将军黄土塬上驱马驰骋，用充满敬仰的神情和眼神随其左右，她还观看彭将军在练兵场上检查部队的射击和刺杀，动情地关注他用激励的语言鼓舞士兵把满腔仇恨集中在被绘成狰狞的日本鬼子的靶子上；有时她又好奇并惊异地发现：在士兵的窑洞营房里，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爱抚着士兵的肩头，毫无拘束地与士兵交谈。这一切更加使得女作家对彭将军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将军对之也亲切有加，老乡对老乡，湖南人是格外热情的，他曾对她倾述自己的身世并像一个内行一样与她谈论文学的问题。彭德怀虽然没有上过什么学，却十分喜爱文学，得闲时他常常阅读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作品，很可能他也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显然他听说了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信息在陕北也传得很快，毕竟独身的彭将军十分显眼，大家都期盼有好事发生嘛。周恩来故意同彭将军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将军苦笑地回答：“没有的事。”原来，他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作为军人尤其还是指挥员的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均难以协调，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自己结发的妻子刘坤模（即刘细妹）的消息，于是那个念头很快就被他打消了，周恩来等大家热望的“好事”遂不谐矣。

　　“女记者”，还是“外国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沫特莱了。彭帅传记写作组在书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有一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十分倾慕彭将军，她于１９３８年年初去采访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时，她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和热情表达了衷忱，却被彭将军婉拒了，因为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当彭将军与浦安修结婚时，彭将军如实“汇报”了这段奇遇——原来，当这位女记者表示她无法理解彭的回拒时，彭严肃地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听了这话，女记者赶紧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对这种“西方话语”（当然彭将军那时还看不到西方电影，但他也有可能读过被翻译过来的西方爱情小说吧），他也回敬以坦率和幽默的“中国话语”：“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于是乎，当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际，这位女记者独自坐在村边的石头上，望着村内袅袅的灶烟而饮泣。第二天，她随队怏怏地离开了总部。

　　六

　　于是，在延安，彭德怀将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是单身，此外戎马生涯也不容许他过多地去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但毕竟延安是后方，当时许多女学生千里迢迢地到了延安，长久以来困扰在许多汉子心上的老大难问题——陕北根据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也正好促成了许多老光棍的好事，比如刘伯承、罗荣桓这样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也在旁人撮合下幸福地组成了新的家庭，彭德怀的战友邓小平（与卓琳）、左权（与刘志兰）等也完成了个人大事，却只有彭德怀一人向隅，大家不约而同替他着急，然而“皇帝不急，急煞太监”，最后在众人的撮合下，终于解决了彭将军的老大难问题。后来人们传说这段佳话，也就有了不同的“版本”，这一是说促成者为陈赓——陈赓为老首长的“孤家寡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擅自为首长去物色人选，有一次他把彭德怀拉到球场去观看据说是八路军机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女子排球赛，让彭副总司令亲临观阵，其实是陈赓的一个“计谋”：他就近仔细观察彭德怀会对哪个女队员有好感而特别注意，以便针对性地做工作。果然，彭德怀注意上了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姑娘。另一个说法则说这桩好事的成全者是李富春——他是中组部副部长，“近水楼台”，一次邀请彭将军出席一个由大后方和华北赴延安干部的座谈会，彭将军到场后，细心的李部长发现：将军的眼光不时停留在一位腼腆的高个子姑娘身上。不管是陈赓还是李富春，彭将军相中的这位清秀、温和、文静的姑娘正是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上海嘉定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浦安修，她当时在陕北公学教书，而且已经是党员了。

　　丁玲呢？后来她和陈明结合了。她是不可能与彭将军有结果的。这其实在他们双方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比如说双方迥异的经历和性格，甚至脾气，如彭将军亲密战友的黄克诚就说过：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彭将军自己后来也在庐山会议上坦言：自己“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做关公投降，无礼貌”。感情细腻的女作家怎么会容忍他呢？用后来王蒙那篇“奇文”——《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的话说：“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这真是说得很到位。她丁玲么，活生生就是她笔下的人物，于是又有“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的吊诡。天性既然不喜有纪律、组织、集体生活这些“紧箍咒”约束着，也就顺心如愿当上了“自由职业”的作家，甚至后来在作家和党员这杆天平上，她还曾把重心放在前者一边，这又是彭将军能容忍的么。至于爱情，如其以“莎菲”的口吻所曾说的：“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够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先前的那个胡也频、后来假设的彭将军会有这“资格”么？丁玲早就声明“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也不愿意用恋爱或婚姻来羁绊我”，要说真爱——须是对方“懂得我”的，那只是“柏拉图式”的爱人——冯雪峰一人而已，这是藏在丁玲心中的隐秘。

　　不过，话也不能说死，彭将军说“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是一个理由，但这并不是说彭德怀就绝无这种可能性，其实在他“丘八”的外表下，未必没有柔美的一面，比如说对文学，他并不是外行（当然，在战争年代，作为军人的他恐怕很难有余暇甚至是兴致去欣赏文学作品，如《刘英自述》中就记有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到了陕北前线，“彭总怕我闷，给我一本小说，是丁玲的《水》。彭总说是丁玲采访时送的，他没有什么兴趣，让我拿去看。”等等），赵树理在太行山的大名爆起，就和他的揄扬和推崇有关，而丁玲，老乡又兼鲁迅所称道的中国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且“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于是，她在将军的见闻中也许已是如雷贯耳了。当然，将军在女作家眼中，在当时的战争的年代里，更不是她刚刚离开的冯达这种人所能相比的了。那么，是什么根本的原因让他们没有牵手呢？其实，这才是我关注的重点。

　　七

　　丁玲到陕北的第五年，她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她感到了“新世界”中妇女问题的严重、普遍和持久，甚至，这似乎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妇女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显然，丁玲是不会安然于这种“自然选择”的。这是一个今天应该由“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来写的题目了。也似乎在上述那篇杂文里，可能如同当年总书记张闻天没有受到婚宴的邀请，丁玲闪烁其词的文字也使她为自己埋下了让人讨厌的伏笔：“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在这里，丁玲和彭将军一样，都是那么见不得特权的作风和搔首弄姿的。

　　丁玲大概只适合与文化人（陈明那样的）结合的。她的身份、名气、性格、经历（包括党内对她在南京“自首”的看法），都不宜于彭德怀这样的人。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

　　１９５５年，继胡风的“钦案”之后，一水涟漪，波及到了“丁陈反党集团”。逾两年，在反右运动中，这个集团又扩大为“丁、冯、陈反党集团”，而当年丁玲的奔赴陕北，竟被说成了“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当年她在陕北写的文字，也被“再批判”了。又逾两年，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入冷宫。你想想呵，假如他们当年竟结了连理，这可怎么说？这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