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四辑，原标题为“曾经有过的故事——兼说‘假如丁玲和彭德怀结婚’”

　　一

　　有时候看书，会禁不住走进传主的世界中，笨拙地或自以为聪明地把已知的结局与自己“阅读期待”的假设相替换，这也就是好读书读出来的一个境界：颠覆文本，丰富文本。其实，这在读书界也是惯常的景象。的确，有些“假如”的构想也实在是诱人呵。有了一番“假如”，历史的长镜头会勾勒出一幅分明或朦胧的画卷，它或许会比没有“假如”更加逼近真实的文本。

　　说到了丁玲。如同我们有许多“说不完的人物”——丁玲，也是说不尽的。从特价书店购得一册书腰封上写着“大腕作家、学者描述一代文豪生平”、“中国首套揭示现代顶尖文学巨匠生活、婚姻、创作内幕的巨著”的《丁玲评传》（杨桂欣著，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书中提到在陕北时，有一段曾经广为人知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和彭大将军“恋爱”的“故事”。关于丁玲，自忖阅书也不少矣，不过作者讲述的这段故事，我还是第一次读到，那就是书中所说的：“丁、彭最终未能成为夫妻，这是为什么？大约是在１９８２年，我曾冒昧地问过丁玲，她回答说：‘我考虑再三，主要是因为差距太大，不合适。’”什么“差距”，怎么不“合适”？作者没有分析下去。记得写《女界旧踪》时，写到了延安，不禁又想到了这一问题。以我们的“常识”而论，一个“莎菲”式的女性如丁玲，与中共党内著名“清教徒式的人物”的彭德怀将军，当时假如竟结婚了（这真是太撩人的话题，让人不敢想下去了），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当然，从“常识”出发，他们是不会结婚的，甚至是绝不会结合的。丁玲和彭德怀，无论如何不会是《别了，温哥华》中的任晓雪和罗毅，尽管如今说到“吸引眼球”，那一定是后者了。

　　二

　　先说丁玲到延安。

　　“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韦君宜晚年写她的一生回忆《思痛录》中的一段话。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以后，正是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又为斯诺、范长江等笔下那神秘西北欣欣向荣的气象所吸引，许许多多像韦君宜这样的女知识青年跋山涉水投奔了红色圣地的延安，甚至也有了丁玲这样的“大腕”，而当时中共基于干部尤其是知识干部的严重匮乏，在纠正十年内战时期笼罩在苏区由共产国际传染来的歧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策，因为很清楚：仅靠到达西北的３万多红军和少得可怜的红色知识分子要完成解放民族、解放阶级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此后大批青年涌向了延安，这中间有许多是女知识青年，也有女作家丁玲、陈学昭、颜一烟、莫耶等。

　　延安，物质生活是艰苦的，“马列饼干”的锅巴、大米掺小米的“国共合作饭”、简陋的窑洞，但女子们居然身体结实了，精神更是充实，后方来报道的被毛泽东称为“自由主义”的报人赵超构眼中依稀是“母权中心时代”：女子“粗糙面目的复活”，也就是说她们是领略了社会生活和人事经验、不再是天真和脆弱易受情意牵制的延安新女性了。她们的历史面貌、社会角色、文化姿态、人格形象都和以前的深闺女子、校园女子甚至广场女子不同了，作为阶级属性她们是革命的知识女青年了，思想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走的是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虽说这在当时全国４００万知识分子和近半数人口的女子中微乎其微，但作为群体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在严酷的农村和战争环境下、在初步与工农（其实就是与农民）相结合下、在整风运动（中经“抢救运动”的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的被怀疑和初尝党内“左”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体验）脱胎换骨思想定型于中国革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么说来她们后来的幸或不幸其实已在其中矣。比如说吧，由女性自身的发展而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先生有段名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延安女知识青年呢，用毛泽东的话比照傅立叶：“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开会、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毛泽东于中国语境下更有具体的女子解放目标，“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密切联系，其作为后者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妇女们团结起来》），也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同步，且是从属于社会解放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中国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妇女不幸还要再推翻Ｎ座大山才能从她被解放的程度来反观社会解放的实效，如此看来后来虽说她们经过斗争有了表面的权益、地位的保障，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男子霸权（某种情况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阴影之下，说到底，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之局限、人们理性审视自身的能力以及女性主体参与的程度不足等，都构成“他者”对女性客体的给定、安排，这其实在延安就有影子了。毕竟革命到了延安是革命中心由城市而农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蒙取代了“五四”式的启蒙，后来是革命淹没一切的如歌岁月，丁玲《三八节有感》的转瞬即逝、陈学昭忧郁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韦君宜《露莎的路》岁月回首、史沫特莱大倡女权组织跳舞却引起延安女性的一致“杯葛”、组织安排婚姻（也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组织观念”）等等，在延安圣地的阳光照耀下有着这斑驳的影子是并不奇怪的。于是，在延安，如王震等看书生们壁报的反应、贺龙与蹇先任的离异……都不是不可思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