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十年

　　[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没有那么悲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把眼光放远一些，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及资本的形成从来就需要从长远来看，而且唯有长期能证明其正当和合理。]
 　　5月28日我在“上海论坛2011”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本来的题目是“The Chinese Economy in 2020”，直译出来显得很平淡，不如用“中国经济再十年”来得好。我在演讲中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增长道路和前景，特别讨论了从现在到未来数年中国经济是否可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如何才能在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之后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具体而言，我希望回答，第一，为什么中国还可以继续保持高增长？我重点说明为什么高投资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增长势头？第二，中国何以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我要讨论我们如何分配资本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第三，赶上美国的时间有多长？也就是从现在起大概需要多少年？
 　　由于我强调了快速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主持人袁志刚教授在我演讲之后的点评中干脆使用了“张军的资本论”加以概括。说来也是，我最初提交给“上海论坛”的演讲题目的确是用了“Das Kapital”（资本论）的字样。
 　　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继续高增长？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能力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市场化和开放政策的框架内能够利用高储蓄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你还可以提高很多因素，但这些因素都从总体上有利于这个资本形成而不是相反。教育的普及当然也很重要，不过人们对此在看法上没有分歧，我可以省略不谈。我重点谈资本积累，因为很多人对我们的资本积累速度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快速的资本深化会像前苏联那样拖累经济的增长。
 　　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包括我在内的海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后续的增长势头都非常的不看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它的产出速度，这样就导致年度的资本对GDP的比率在1995年以来从1.6持续上升到90年代末的2以上。而且的确，GDP的增长速度一度有放慢的迹象。于是，在2002年我自己也发表了研究论文，认为资本的快速深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都错了，因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平均而言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是发生在过去15年里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五常先生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真正的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一定是经济学家在观察资本积累时遗漏了什么。
 　　那么会遗漏什么呢？多数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和合理性视而不见。一个被我们忽视掉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年复一年的高投资在事后对经济产生了长远和持久的回报，不断放宽着资本的瓶颈。可是，到现在为止，多数人还是认为，不改变高投资的模式，中国经济未来不能持续的增长。例如，他们习惯于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用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出口等来定义并且认为这些特征是未来增长持续的障碍。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纽约大学的卢比尼最近说中国经济2013年就要崩盘了，原因就是投资过度导致资本闲置。还有，大家最近谈论较多的所谓消费不足，或者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包括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似乎也都预示着我们的增长不可再持续。
 　　我把持上述观点的人称之为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所有这些“结构变量”都看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在我看来，用这些比例尺度来检验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些比例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已故的库兹涅茨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跨国经验的研究就发现了。他的那些著作今天看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他的书里却有非常多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来澄清很多有关经济增长的观念。他非常好地指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双向关系。经济增长会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而结构的改变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经济变量的原有的比例关系就会出现改变，甚至包括今天特别关注的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会出现改变。库兹涅茨教授根据跨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收入的差距跟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的关系。换句话说，收入的差距扩大往往发生在人均收入增长强劲的阶段。根据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没有那么悲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把眼光放远一些，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及资本的形成从来就需要从长远来看，而且唯有长期能证明其正当和合理。而当前的这些结构性变量（投资比例高、消费比例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本身不应该看作未来增长的障碍，相反，出现今天的这些比例关系，恰恰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
 　　举个例子吧。统计上看，最近十多年以来劳动者的收入与GDP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人把这个现象看得很负面。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发现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是最低的，而农业部门最高，服务业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当经济增长引起农业的份额逐步下降而工业的份额上升的结构变化时，就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可以肯定，将来随着服务业的份额在我们的经济中大幅度上升之后，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这些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没有那么可怕。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各个省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我们发现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经济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当更多的地区工业化程度提高之后，其加权之后的劳动收入占比就会下降。这就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是解释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占比关系的改变。但只要我们不是静态地去看这些结构变量，它们就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障碍，相反他们应该用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构变化来解释才对。
 　　过去15年，我们的投资的确比GDP增长得快，导致投资率较高，几乎占GDP的一半。这么快的资本积累是否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的下降和投资无效呢？不必然如此，关键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资用在了什么地方。其实你到中国各地去看一下就会明白，我们每年的投资大多数是在新增基础设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换旧的资本设施和设备的。中国经济增长快，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因为经济活动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每年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本增加，而且原来的资本消耗也快，很多资本设施包括基础设施都需要不断更新和替换。对扩大和更新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短期看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回报的，但中长期看却有巨大的外溢效益，它会产生所谓“挤入效应”，吸引更多的生产性投资。它也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它有助于明显改善投资效率和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做过核算。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曾经公布的一个核算结果显示，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中到2005年上升了7个点，但同时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加快了，从7% 达到接近9%。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解成人均资本水平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别要提示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也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好于东亚四小龙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的这个指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每年的投资在不断扩大着经济发展的资本瓶颈，鼓励了劳动和资金在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要知道，劳动者和资金从低生产率部门或地区往高生产率部门与地区的转移必将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我把这种跨地区和跨行业的要素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结构红利”。从增长的角度而言，中国经济的优势之一就是经济体量大而且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落差特别的大。
 　　因此，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有没有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改善了基础设施、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我相信，大家如果深入到基层和微观层面去观察中国经济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在结构上的变化非常的快，从而效率的改进是显而易见的。而这背后是资本积累做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
 　　如何提高人均资本水平？
 　　前面我已经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意味着快速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未来的数年，怎么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呢？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资本呢？让我算笔最简单的帐。
 　　中国跟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大约是3倍的差距。具体来说，去年中国GDP的总量将近4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来换算差不多是6万亿美金，美国的GDP去年是15万亿美金，我们其实是美国的40%左右，而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5%。按照人头计算，我们去年是44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谓要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我们只需要把中国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现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
 　　实际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以，中国要能够把它的全国平均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3倍以上，因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3倍。
 　　几年前，我与我的美国朋友谢千里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怎样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3倍呢？根据当时我们的设想逻辑，一种可能是，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3倍。但考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很高，在很多制造业行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类似行业差距很小，所以在不远的将来生产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一种更务实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产率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生产率落后的那些行业，比如农业和服务业。
 　　的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不仅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落后的多，而且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沿海也显著落后。根据谢千里和他的学生提供的2005年的计算数据，如果把沿海地区的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标准化为1，那么，西部地区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就只有0.7，低了30%。农业和服务业也是如此。农业在中西部的劳动生产率比沿海地区平均要低一半。不仅同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之大，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工业低两三倍，服务业也要低40%。劳动生产率不仅在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而且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大。
 　　这么大的生产率差距当然就会反映在人均GDP上。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动态来看，这些生产率的差距包含着未来人均GDP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过程是各地区和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与收入不断缩小的结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以上的这个方案从总体上来讲就要求中国未来的赶超政策应该是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进一步流动而不是相反。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持续流动在未来还是很重要的，即使到未来的话，我想我们的劳动力从农业还是要大量转移出来，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了，不仅在东部，而且在中西部地区更低，这就意味着农业仍然有太多的劳动力需要出来。人口的转移需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和服务业的增长。中国的服务业在生产率上远远落后于工业，仍然需要有更大的资本投入和政策的支持，这样才能够缩小与工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把我们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到上海的水平，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那么这个提高靠什么呢？前面我谈到，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是要依靠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而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就特别需要不断来改善中西部地区物质基础设施的水平，需要不断提升农业跟服务业的资本装备水准。
 　　按照这种方式来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大家知道，中国的收入差距里面，其实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远远比城乡之间的差距要来得大。所以，我们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低生产率的落后地区和低生产率的落后行业，应该可以在未来逐步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如果可以做到这些，看来，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就可以被验证了。
 　　何时赶上美国？
 　　按照名义值计算，GDP每年增长14%。根据指数增长的“70法则”，14%的名义增长率就使得我们的GDP总量每5年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经济总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币从2005年开始平均每年5%的升值速度，结果，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了德国，去年又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推算中国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关键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在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是多少。要估计未来的增长速度，就要考虑“雪球效应”。经济总量越大，未来增长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前一个问题是自然规律，基数大了，增长率就会放缓。而后一个问题，即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则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之后，未来还有多大的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如7-8%）的增长率，这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中国何时赶超美国至关重要。
 　　自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关于一个经济进入到中低行列收入之后如何还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业迈进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达到了中等收入的经济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当然不可回避这个可能的陷阱。现在经济学术界似乎比较一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城市化率过小、收入差距过大、工业比重以及贸易依存度过高等等，很可能让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看起来，大家对前景比较悲观。
 　　那么，以上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呢？那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否必然把中国拖入这个陷阱呢？大家似乎都这么看。不过，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最近做了一个研究。他用跨国数据的回归来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否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他想知道，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之后，什么因素会影响其接下来20年内是否进一步增长至15000美元。他的概率回归结果显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没有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结构性因素能够决定一个经济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简单地看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用一两个国家的经验去说明某个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在学术上是不可靠的，甚至还可能误导政策。根据蔡洪滨教授的回归结果，如果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计算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的第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而且很容易推断，20年内人均GDP从3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GDP的年均增长率是8%左右。
 　　基于这样的分析，如果我假设未来10-15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应该不算太离谱。那我就暂且接受这个结论。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长8%，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们假设中国的CPI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了。
 　　如果我们再务实一点，假设未来10年的头5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年降至7%，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年增长3，后5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年就赶上美国了。这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经济学人》年初的预测方法。
 　　IMF前不久也公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不过，它的结论是基于购买力评价方法换算的结果，与按照现行的汇率换算不同。所谓购买力评价，就是假设一个美元在全球的购买力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样来换算，中国现在GDP的总量应该是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数据要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2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去年的GDP实际上应该是11.2万亿美金，而美国的GDP则没有什么变化，15.2万亿。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就在19万亿美金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万亿。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就差不多是18%了。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到2020年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是接近25%了。已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再回到老大的地位，用了两百年。对所有中国人来讲，这意味深长。而对世界来讲，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又意味着什么呢？值得去想象。在英国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就叫《中国2020》，它试图想让人们设想一下，十年以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全球的格局，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会发生什么样和什么方向的变化。那就让我们期待2020年的来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