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变性之前图片:抢劫杀人与2亿中国农民工悲剧人生

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

入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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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那是2005年7月8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名20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已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400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查阿星与“砍手党”核心成员，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化解之道，找寻更明晰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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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阿星﹙闭文星﹚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梅州监狱/供图/图）

进黑社会找“尊严”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即使在监狱中监禁多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说出第一次到深圳的新鲜感：坐了一天的大巴，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他刚来深圳是2000年春节后，15岁。他到深圳公明的第一天，就被他的表哥言明显带出去玩。他的这个表哥，后来也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月。工资经常不够他花，有时就向打工的姐姐要钱去买衣服。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8年了，妻子、女儿都已介绍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日常的社交主要局限在老乡之间，仅租住在马田的温江村人就有近两百人。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他们就像把村子从广西农村搬了过来一样，在马田村，阿星不但能找到同一家族的叔伯婶嫂、表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不少小学同学。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640万人。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阿星自认为一个月打工赚得钱，有时还没及表哥为叔叔看场一天拿到的小费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已经在深圳公明镇一带混出了名堂的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一时轰动了整个天等县。天等县是一个离中越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时，贫困人口还占全县一半以上，达24.2万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私家车。

现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赵民显，瘦小、健谈，容易动感情。想起十一年前“衣锦还乡”的那一刻，仍一脸自得。但转而他就自责起来：“这车也把大家都害了。”那时，温江村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在深圳“混黑社会”发家的。在赵民显的记忆里，小轿车开回农村后，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民显，帮我把孩子带出去。打工哪有你们赚钱。”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后，村里人又认为是赵民显等人带坏了他们。

令村人艳羡的这辆蓝鸟车，是赵民显靠做偷抢勾当所得。但一开始，赵民显更像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赵民显16岁到深圳公明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拿不足500元一月的工资。那时赵民显最大的愿望，只是赚钱在老家盖房。

“像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对生活的欲望、对钱的欲望，本来都是很小的。”赵民显回忆。温江村土地贫瘠、四环皆山，像赵民显这样的年轻人，赚钱谋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挖矿，温江村很多人都死在了里面。或者去广东打工，“哪怕很苦很累也愿意”，赵民显这样描述刚到深圳时的心态。

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失业者正是当时的收容制度的施虐对象。他被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到后来，他只敢睡在阳台上。如果有巡防队来敲门，他就从阳台上逃出去。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到温江村，因为家乡太穷，无以谋生。他对深圳有很复杂的感情，心之所恨的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没有人查，来这里就经常被抓”。但他仍觉得“这个城市太吸引人了”，站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里，赵民显生出的感慨是“哪怕你没有钱，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觉自己很快乐”。

后来，他和遭际相似的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一起，在深圳成了流民。他们开始只是小偷小摸，有时连碗和锅都偷。到了1998年，开始跟一名广西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到1999年，他们结识了深圳燕川治安队长的钟哥（后被判刑），人生从此真正转折。赵民显、杨成康开始通过钟哥认识马田附近的各路治安队“老大”。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被收容了。若有老乡被收容，赵民显只要给治安队的人打一个电话，人就放出来了。

赵民显和杨成康也显得慷慨，老乡失业、没有钱，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就会出手相助。他们的出租屋客厅常常因收留老乡而睡满五六人。

回想这段时光，狱中的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老乡们，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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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明镇由温江村帮派控制的一家长途车站。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用血债交换“富贵”

也是在2000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暂时告别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车站需要人手，投奔他们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时髦。

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平时就稀稀拉拉停着三五辆发往广西南宁、崇左、玉林等地的长途车，几名蔫不拉几的拉客仔在附近晃悠。

但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这是杨成康、赵民显最早发现的“肥肉”。

1999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150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300元－500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100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利润”见涨后，在松岗的湖南帮也想分一杯羹，派出几百人过来砸场。赵民显与杨成康立即开上两部面包车，二十人每人一支雷鸣登枪，一到车站就朝几百“湖南帮”轰过去，对方倾刻间鸟兽散。狱中的杨成康忆起这一幕，还有点得意。

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其实，在控制车站之前，杨成康与赵民显很少碰过枪支。但有了车站后，他们为了在帮派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就购买了一批枪支武装同伙。他们最常用的是雷鸣登枪，也有仿六四式手枪。由于温江村离越南近，他们有时也从越南购买对越战争时残留下来的军用手枪，“虽然很旧，但杀伤力很强”。杨成康后来被判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非法买卖枪支罪”。

温江村人原本在天等县以打群架剽悍闻名，有了枪后，就气焰更甚。脾气火爆的赵民显火气一上来，就用枪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娘。

赵民显与杨成康还借着已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马田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赌场，有时日进万金。他们也一度对马田村一带的煤气站、桶装水的进出收取保取费，渐有称霸一方的气候。他们俩除了拿这些钱还掉家里欠下的几万元债，就是带着一群马仔吃喝玩乐，一天花几千上万元也习以为常。阿星的表哥言明显，有时也会带着阿星一起去玩，这是令这个受尽12小时打工生活折磨的打工少年最着迷的一刻。

2002年，阿星17岁，开始厌倦打工。但父亲闭伟宝要求他“一定要进厂，不然就别进屋”。阿星就出走了，他和表哥言明显混在了一起。他跟着表哥去车场、赌场等处看场。在那一年，他还为几名老乡的抢劫望风，他们叫人搭车过来，拿刀逼走出租车司机，然后拿车去卖，一辆车有时甚至只卖几百元。阿星在狱中回忆，那时他并没有参与抢劫。但他对抢劫“习惯了”，“你们抢你们的，不关我的事。被抢的只要是不认识的就行，不认识的比较好下手”。

那时，阿星记住了在温江村年轻人中颇为流传的黑色民谣：“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

但车站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另一个天等老板也看上了这个车站，他花了三十万元雇用了一伙“黑社会”。

2002年5月18日，正在深圳松岗吃早餐的杨成康和另一名温江村随从被四五个人绑上一部丰田车，随后左右手大拇指被砍残，脚筋被砍断。狱中的杨成康，至今走路仍是一拐一瘸的。

杨成康准备待养好伤后再去寻仇。但赵民显认为，这仇如果不马上报复，就无法在江湖立足，车站的控制权也可能很快旁落。所以，他天天雷鸣登、手枪不离身，嚷着要报仇。

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陷阱。2002年6月25日，暗战的另一方向公明镇楼村派出所报警，称有劫匪藏身在出租屋，警察遂包围了赵民显的住处，准备用电锯破门后冲入。

赵民显对准门口举起了雷鸣登手枪，他的老婆杨梅秋，也就是杨成康的妹妹，死死地抱住他不让开枪。但赵民显所想的是，要是被抓了，辛苦挣来的车站就没了，他不甘心，无法忍受已经到手的东西忽然消失，最终扣动了扳机。

警察何兆德及治安员陈永光被霰弹擦伤。

他扛起妻子杨梅秋就外跑。那时，妻子已经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

冲到楼下，他看到旁边的店门里猛然探出一个头，以为是警察，就一枪打去。霰弹穿过铁门，击中的其实是店里的打工青年李振平。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湖南来深圳打工才不足一周。他最后活了下来，但至今还有五粒铅弹无法从身上取出。

抢劫竟成了“风俗”？

赵民显逃脱了，直到2003年2月才被捉拿归案，并被判无期徒刑。此时，杨成康还躺在医院养伤。

他们彻底失去了对车站的控制权，但被车站培养起来的犯罪病毒，却从此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了。

2003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也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东莞黄江，用枪顶住一个中年司机的头，然后把他的丰田车给抢了。结果发现车上有警官证，原来这是东莞公安局黄江分局一名指导员的车。

尚在养伤的杨成康知道这下坏事了，就叫他们把车卖掉。但杨成康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仍开着这部抢来的车四处招摇。几天后，警方通过小车内置的GPS跟踪系统逮捕了他们。

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赵民显与杨成康最忠诚的表弟许国定，在2003年再难找到江湖大哥，就与同村人结伙抢劫。

那时，已离家出走半年多的阿星，正和许国定租住在合水口村一间破落的瓦房，这个城中村就在马田村的马路对面，而许国定是阿星的小学同学。在阿星的记忆里，许国定等人持枪去抢时，他也会在旁观战，“砍人、死人的事，那时都看多了。”阿星回忆。

在阿星的记忆里，同村人许国定身材瘦小，家境极贫，15岁时就辍学去挖矿，差点死在矿里。在深圳等地打工时经常失业，被收容时，腿上曾被管教插上过几双筷子。

成了劫匪后，他在阿星印象里“讲义气”，“腰上总别着两支雷鸣登枪”。2003年5月的一天，许国定开着车回到出租屋，和阿星说，他被警察跟上了，被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方向盘上。那时阿星正在煮稀饭，许国定喝完稀饭后，带上两支枪就出去了。到晚上，阿星被告知，许国定死在了合水口村附近的公明广场，车上都是和警察发生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这一年给我影响太大，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事。”阿星回忆，但他不愿解释具体影响指什么。在他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年6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2004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

就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发生了。

温江村的19名年轻人在抢劫时，在公明镇马田村天桥上把打工者余富兵的右手砍了下来，只是为了抢他的手机。一名被抓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告诉警察：“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来广东抢劫的。”这名年轻人叫许国亮，是许国定的堂弟，也是阿星的朋友。

这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警察。四五十名温江村籍抢劫者在半年内先后被捕。

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赵民显解释了村里年轻人的选择逻辑：“我们这个村太穷，又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几年的打击，“温江村的年轻人大半已经被抓。”温江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此村的抢劫风也渐弱。但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抢风仍炽。该乡的另一个村庄连加村抢风犹甚。在2005年－2010年间，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其中被击毙两人，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

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结果，堂弟反驳他：“大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我去抢，你来帮我数钱。数一个星期，那时我不让你干，你就可能会恨我了。”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2010年才刑满释放。

阿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理解：“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

“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但没找到。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

梦碎的乡村

阿星的家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乡村？

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位于天等县西部，南通大新县，西通靖西县，北通德保县，全乡有10个行政村，122个自然屯，总人口约3.7万人。现在，从上映乡到温江村开车20分钟可到，五年前则山路崎岖，从乡到村需花一小时左右坐“三轮蹦蹦车”。温江村是个远离县城中心的偏远山村，它离县城40公里，离中越边境却只有30公里。在历史上治安就差，在县志上就记录过大规模的群架。

走进温江村，它和中国大多数内地农村并无太大差别，16岁－40岁之间的壮劳力差不多都在外面打工。至2010年，温江村有678户3299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打工或在邻县挖矿。村庄寥落冷清，不少新造的砖房无人居住。在温江村，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家盖了砖房，主要是靠打工与挖矿赚来的钱。在村口，可以看到老太太孤独地坐在角落，乏人料的儿童在巷子里滚得一身是土。向田间望去，除了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缓缓干活，再也找不到动人的生机了。

像阿星家的三层楼房，长年只有年逾八十的老奶奶居住。

温江村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中，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石山，树木稀少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雄奇险峻，是天等县“大石山区”的一部分。在岩石间勉强挖出来的土地，地薄肥贫。村里也缺乏引水渠等水利，靠天吃饭，稻谷亩产一般只有四五百斤。村里的老人常说：“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做到累死也没有多少收入。”

温江村支书赵佩荣介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约1600元左右，人均月入也就是60元左右。

在村委旁的温江小学，也是后来在深圳抢劫的诸多悍匪的母校。与五年前相比，学校有了新楼，但仍有学前班的儿童在破烂的水泥砖屋里上课。在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50名温江村抢劫者名单中，80％以上是小学学历，像赵民显、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原因是读不起书。剩下的基本是初中学历，也有少数不会写自已的名字。整个村出去打工的人也相仿。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曾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这些识字有限的青年，也常常只能在深圳最差的工厂打工，或者失业。现在虽然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学校仍然要向每名学生收三百多元，一些家长仍然称供孩子读书有困难。

村民们普遍相信“读书无用论”。他们这几个屯连少数几名大学毕业的青年，都没有找到好工作。如末屯的许国胜，在龙州师范读了四年本科，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找不到工作去深圳打工。

这样的示范效应，甚至也影响到了许多农村儿童的观念。一名小学生的童言无忌甚至还把上映小学的校长甘绍新噎住了：“校长，你读了那么多年书，也就两千块左右的工资。我爸小学都没读完，在汕头做了个技工，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元。我觉得读书真没用啊。”辍学，甚至常常是不少孩子自愿的选择。

在温江村气屯，温江村抢劫犯罪最多的屯之一，不少曾经的留守儿童又像走上了前一辈的打工与漂泊之路。

1994年出生的马文清，瘦小，长得像个儿童。他12岁小学还没毕业，就到深圳的一家五金厂去打工，至今已打工四年了，每天工作12小时。1995年出生的许建章，也是个黄毛少年，他读到初二就辍学，现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也工作12小时。1996年出生的黄克赞，初一没读完，就去汕头的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常超过12小时。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电子元件，只得自己加班补做。

他们都曾经像打工父辈们那样有过简单的梦想。许建章的梦想是挣钱买摩托车，黄克赞的梦想是为了挣钱给家里盖房子。黄克赞还对汕头产生了依恋：“我都把那里当做家了，就算那里的人不把我当家人。”

但这只是玻璃般容易破碎的梦想。

首先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地域歧视。由于天等人有了“砍手党”的恶名，深圳许多工厂在招聘时规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谈”。不要说是童工，就是许多成年的温江村人也因为这一招工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结果，温江村人黄海清，就是受到这样的招工歧视，而去做了“砍手党”。

并且，由于他们是童工，正规工厂都不可能接收。他们就只能借一张身份证，去那些最烂、最黑的工厂谋生，承受他们的年龄本不应承受的超时超强劳动。在我调查的七名气屯童工中，他们都曾被开除、曾挨饿、曾在街头流浪。他们差不多每个人每年都会有五个月时间没有工作。马文清没有工作时，就睡网吧、睡公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馒头。他们中另有一个孩子还在失去工作的那几个月去抢夺过项链。我问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吗，你有胆吗，你没有道德负疚感吗？”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样饿时，就不会这样想这么多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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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村的青壮年要么仍在外地打工，要么已因抢劫犯罪被捕。乏人照顾的留守儿童会重蹈他们的进城之路么？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在这样的乡村，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与一名在深圳的上映乡籍打工者就此展开了一番对话。

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答：钱。

问：为什么？

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鄙视。而如果有了钱，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每天都是末日

流行在上映乡的这套抢劫“理论”，听起来理直气壮。但也只有当奉行者身受其罚时，才会明白这其实是条不归路。狱中的杨成康感叹：“抢劫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回不了头。”

杨成康在车站争夺中被砍残后，并没有离开“黑社会”，反而在2004年后加入由温江村人与天等县老乡组成的抢劫团伙。这个团伙中有温江村人农学波、农学善兄弟，有新的“大哥”上映乡连加村的“大傻”许树锦、宁干乡的“福运”陆明业等十几人。

杨成康由于腿已残疾，就不抡枪上前，主要是为他们开车、望风、出谋划策。他们在深圳、东莞等马路、商店、餐馆、茶馆、珠宝行、车行等处持枪抢劫。后来仅判决书上能查到的2005年1月－6月间，就抢了近二十单，涉及数百万元财物。

那时，他们一般喜欢戴着鸭舌帽抢劫。

这是一次被司法文书完整记录的抢劫。在一辆墨绿色的丰田佳美小轿车里，农学波戴上了鸭舌帽，从黑色的旅行袋里掏出了左轮单管雷鸣登长枪，把子弹推上膛。

坐在旁边的黎学兴也从旅行袋里掏出了一把黑色左轮手枪，农学善和陆明业分别掏出了一把红柄白刃的砍刀。他们都统一戴上了鸭舌帽。

车窗外，是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振华十街的夜市。这是2005年4月30日的凌晨三点，在南方人的习惯里，这还正是宵夜的好时候，街上的夜店仍然霓虹闪烁。“肥婆烧鹅”店人声喧哗，坐在店门口圆桌边的三男三女，衣着时尚、戴着金链、谈笑风生。“嘎！”一辆墨绿色丰田佳美在店门口一个急刹，四名拿着刀和枪的年轻人从车里闪了出来。汽车的引擎并没熄火，驾驶室还坐着一人。

坐在门口的三男三女还未及反应，这几个人已冲入店内。拿长枪的站在门口，端着枪叫所有人别动。拿手枪的对着这张圆桌旁的男女，叫着：“打劫，拿钱出来！”其他两个拿刀的人上去搜身，扯下了两名男子的金项链和金戒指，搜走了他们六个人的手机、人民币、港元。店里安静极了，刚才喧哗的人声好像一下子被按了暂停键。

暂停，只有两分钟。

这四名男子抢毕那六人，又快速冲进那辆丰田佳美，然后以180公里的时速，朝深圳市公明镇方向绝尘而去。

农学波这几人，在这单劫案中共抢得人民币、港币共7000元，手机4部，另有金项链、金戒指等。当天下午，销赃完毕，他们在公明镇合水口村的一个赌档分赃，各得4000元。这是后来的判决书里确认的。

他们这十几个人，抢劫并没有严密的计划，常常是临时起兴。晚上一般就在公明镇的合水口村或者马田村赌档玩筒子，“有时候你今天还有钱，你就不去了，有时候你钱用完了，你就去了”。“开工”，只要在赌档里相互递个眼色就行。

他们喜欢抢有车一族。在他们看来，有车的一般都算富人：“抢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抢后心里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抢穷人一块钱都会和你拼命，抢富人一万块钱都会乖乖给你。”在狱中的温江村抢劫者黄海清坦言。在抢劫者中，很少会有惧怕与负罪感。黄海清在狱中忆起他抢到钱的那刻，都会抬起头看着天空笑。

到了2005年1月，同伙许树锦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杨成康回到温江村躲风头。恰在那时，杨成康碰上了从东莞打工回来过年的阿星。

阿星曾和他促膝夜谈，羡慕杨成康他们的“风光”，有加入之意。也是在那时，我在温江村调查砍手党时碰上了阿星，他在我面前为“砍手党”作了一番直率的辩解。阿星在辩解中认为他很了解这些抢劫者，他们没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又受歧视，所以就仇恨城里人，就会去抢劫。他甚至说：“如果有一天老板拖欠我的工资，并且我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我也会去抢。”我劝他，抢劫是条不归路，有困难可以联系我帮助，但千万别走那条不归路。而狱中受访的杨成康回忆，其实那时他在温江村暗处看着我，一举一动尽在眼底。

一向谨慎的杨成康最后还是马失前蹄。2004年12月30日，他与同伙居然“一不小心”，就把东莞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一名身着便服的刑警全家给抢了，还持枪逼那名刑警交出了凌志车。他终因此案在2005年2月被捕，后获刑12年半。

温江村的又一名“教父”落网，阿星感到了惧怕。他离开深圳去汕头，想老老实实打工，“逃离老乡这张网”。

杨成康的落网，使农学波等人更加有不祥之感。他们抢劫与挥霍更趋于疯狂。农学波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抢劫了8次，所获财物逾20万元。并全部挥霍在赌档与夜总会上。

农学波他们最喜欢去“嗨”的夜总会是东莞的东泰娱乐城，在那里喝酒、吸毒、玩女人，一晚上花几万元是常事。狱中的农学波回忆，每次抢后，心里其实都有种说不清的空虚感和“末日感”，所以每次都会“嗨”得很疯狂，“我们干的活，等于说生命一分钱都不值。大家根本都不管明天”。

农学波记忆中玩得最“嗨”的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2005年6月2日凌晨三时，他们叫了四十多男女在东泰娱乐城“嗨”毒，被警察一锅端。

老乡犯罪网

这又一次让在汕头打工的阿星震惊，他曾在2005年6月，数次惶恐不安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一百来人”，他觉得“村里的年轻人都要被抓光了”。其时，在老支书冯成金家里，已经有厚厚一叠缉查通知书。“都是跟风，我不想在通知单上留下我的名字。”阿星在狱中描述当时的心情。

阿星已经难以忍受在汕头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且没有休息天。他希望找一份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的工作。热心的法官卫彦虎曾经承诺帮他找。但这位法官恰在那时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那时，阿星想辞工，独自去找“8小时的工作”。但他身上几无现金，他962元的工资，被汕头的织带厂扣押着。在当地，这被认为是行规。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赵民贞家喝满月酒时，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醉醺醺地问同村的邻居冯春毫，他试探性地问冯：“我们去开工（抢劫）。”冯春毫说，“开就开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冯春毫那时很缺钱。冯春毫是温江村老支书冯成金的侄子，冯成金恰在那时中风病倒。冯成金的儿子冯森壮致电冯春毫，“你无论如何要搞几千块钱回来给我爸治病”。但冯春毫没有钱，他一开始想的办法是卖自已的手机。2005年7月6日，阿星陪着他一起去二手市场卖手机。“那一天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钟头，到处都卖不掉。”后来这部手机卖了200元。“但两百块钱，怎么好意思寄回去呢？”阿星在回忆中苦笑。阿星一家和冯成金老支书也关系不错。他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以前在村里，谁家杀鸡喝酒，都会叫上另一家”，阿星决定要帮冯春毫“筹钱”。

2005年7月8日傍晚，冯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买刀。阿星后来在狱中认为，如果那天晚上顺利辞职，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他和冯春毫也许就会带上刀去别处抢劫。他一直不承认劫杀管工郑炳荣是有预谋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一转念就搞成这样”。

但在判决书中，阿星承认是有预谋的，他们想去抢工厂的老板。事实上，阿星在辞职后去拿行李时，他和冯春毫都带了刀。当天晚上工厂老板不在，在拿行李时，阿星因为拿不到被扣押的身份与工资，和管工郑炳荣发生争吵。阿星和冯春毫随即拿刀捅杀管工。冯春毫至今在逃，阿星在逃到了深圳公明镇后，打电话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劝服了他去自首。自首之前，阿星深感受老乡们的影响太深，他感叹：“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我们那里都是刀光。”

在抽样的温江村45名抢劫罪犯中，可看到他们一张牵一发动全身的血亲网络。以赵民显作为一个点，就可以牵起整张网络。在这张网中，差不多任意三个人都可以组成三角的亲缘关系，所以，这是一张非常稳定与严密的人际网络。

并且，这张犯罪者的亲缘网络，并非是在城市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老乡聚居区这张更大的人际网络中。老乡聚居区，在城中村仿若“山村飞地”。但这是被本地人歧视与排斥的“故乡”。作为本地人的新兴橡根厂长麦沛明说，本地80％以上的人不愿和外地人发生直接关系，而在马田村住了十几年的闭伟宝也说，他从来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外地人觉得本地人看不起他们，本地人觉得外地人素质太差。

在这样的一道墙前，老乡之间就非得以抱团自保。这种抱团常常不论是非，只论是非有利于同族。同乡间的犯罪网络，和日常社区网络，并没有严格界线。这就像阿星，是在潜移默化中被表哥带着走入了黑色社会。“例如，你虽然是个打工仔，但在外面玩的几个老乡叫你去喝酒，你能不去吗？”

于是，这类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籍贯的群体流行抢劫，那一籍贯的群体也许就流行销赃。这类具有地域与血缘特征的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称为“地域性犯罪”。据他的统计，这类犯罪已占所有刑事犯罪的30%－40％。

所以，“温江村砍手党现象”已非孤例。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刘开明博士认为，要化解这类犯罪，根本上需靠城市拆除对农民工的户籍、就业指导、失业养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会排斥系统”，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否则，这类聚居区里，随着积怨的郁积，可能会在城市内部发生城市与乡村的剧激冲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级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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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成金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和对越战争的英雄，“砍手党”的悲剧在他身上有最沉重的体现。他的儿子和几个侄子都因为在广东抢劫被抓或被通缉，现在只有他一个孤苦老人照顾几个孙儿。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被离弃的人

新生代农民的刑事犯罪，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悲剧。

走在温江村，随便问一个村民，都可能发现他的某个近亲因为抢劫被关在狱中服刑。最不堪的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冯成金，五年多前，他还带着我一家一户走访过那些抢劫犯的家庭。2010年，他的儿子冯森壮也在深圳抢劫时被抓了。他的侄子冯春明也因抢劫被捕。而和阿星一起在汕头抢劫杀人的侄子冯春毫，至今在逃，其作案的理由居然是为了给当时中风瘫痪的伯父冯成金筹钱治病。

家族悲剧就这样落在了老人冯成金身上，这位曾经在对越战争中立下过三等功的英雄，现在只剩下一副残疾的身躯长吁短叹。

但温江村人的犯罪似又有回升之虞。2010年，在深圳的温江村人经过血腥的帮派战斗，又夺回了已失手多时的“广西长途车站”。而控制这个车站的头目，就是当年赵民显的跟班、阿星的表哥言明显。他在几年前刑满释放后，又走回了老路。

没有人清楚，这个车站，会不会再像当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的那样，培养出又一轮“砍手党”。

到底怎样才能中断犯罪的轮回？

监狱里的杨成康作了一番沉思默想，发现他和赵民显，以及大多数的温江抢劫者，在城市里胡作非为，却对家乡人很好。事实上，抢劫者对家乡的感情令人惊奇，有次杨成康把老家的赌场给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乡的年轻人带坏。更有一次，杨成康在老家看到有人在半路抢劫，他上去阻止说：“你们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他认为他身上的这种两面性，是城市对他的态度造成的：“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

而监狱里的赵民显，觉得他和家乡人的犯罪，就是教育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视造成的，“请你们不要离弃他们。”他把这句文绉绉的话生念了好几次，直念到眼里含了泪水。

他们的说法暗合了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上的阐述：城市对农民入城的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原因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报告认为，只有加强城乡统筹发展，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去享有一个城里人那样的尊严，包括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曾是阿星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我与他在狱中告别时，还要服刑十几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

（实习生陈铁梅、向婷婷、王媛媛、冯飞、钱文迪对此文有贡献。）

（特别致谢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高级法院、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天等县公安局对采访的协助）

三代人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命运仿佛给这家人画出了无法挣脱的圈，他父亲闭伟宝下岗了，他弟弟阿海感慨“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

这里距离深圳市区仅40分钟车程，与后者阔气的国际都市气派比起来，就像是从喀布尔到迪拜的旅程。

六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熙熙攘攘的打工男女，身着各色工服，像彩色的河流，在马田村口的十字路口融汇、碰撞，然后四散，如此日复一日。

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要匆匆地走出去。他是阿星的弟弟，在哥哥阿星入狱之前，也以同样的节奏往复于打工路上。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这种单调的日子，阿海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

如今，闭伟宝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不断交替于白班、夜班之间的家人做饭。

他们一家七口租住在马田村南光高架桥旁的农民房内。这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头顶不断有呼啸而过的汽车让屋子像一列始终行驶中的列车，不开窗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闭伟宝失业后，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回到广西温江的老家，连农活都不会干了。他觉得自已像一截被榨干了汁的甘蔗，被人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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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们很难在城市找到上升的通道，他们认为“一辈子就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下岗：“说不要就不要了”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呆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闭伟宝50岁，中等个头，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性格，坚忍、吃苦耐劳，他家也是村里最早建起楼房的人家之一。

像他这样还在城市打工或正因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在全国有一亿多人。而像阿海那样的“民二代”，在全国也有近亿人。

闭伟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走出温江村的那一天：1992年9月4日。

其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之际。1990年代以来，政府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珠三角是这些出口企业的发家之地。

闭伟宝打工的新兴橡根厂，是港商张国宝于1988年在马田村所创，主营内衣辅料，初期只有数百名工人，后来却成为全球最大的内衣辅料制造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富士康在深圳建厂，当初也只有数百工人，二十多年后却成了拥有近百万工人的巨无霸。

那时，闭伟宝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资200元。开始的工作是给染料过秤，这个活儿，他重复了整整7年。直到有一天，他的一名工友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里什么颜色都有”，估计是在称染料时吸入所致，这才让闭伟宝害怕了。他最终设法调到了橡根厂的仓库做管理员。

自此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再未跳槽，一直在这里打工。从闭伟宝出来打工的1992年，到他被辞退的2008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中国经济开始被冠以“中国模式”而备受荣耀。

然而，对闭伟宝来说，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建房子和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攒下什么钱。直到现在，全家五口人打工，却只能租住在高架桥边每月300元的出租屋内。

事实也正如此，这十多年来，中国的打工者们分享到的经济发展成果极其有限，和城市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相比，他们的收入甚至是不停萎缩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8月曾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月工资大多数在600元左右。直到2006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才达到1226元。

闭伟宝的工资变化基本和这一平均值吻合，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猪肉的涨幅。

对农民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刘开明解释了这一现象。199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3年后，中国的外贸大幅度增加，但竞争加剧，人力成本反而被压缩，工资总体没有上升。到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3267美元，但全国最低工资平均只有100美元／月，而约有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这一工资标准。

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像闭伟宝这样的农民工最先受到冲击，至少有2000万人被裁员返乡。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回忆起当初的场景，闭伟宝一口干掉了杯中的酒。他感叹，这个呆了18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的补偿金。

2008年失业后，闭伟宝天天睡不好，担心“没工作，儿子阿星还在监狱，怎么寄钱让他过好点呢”。打了半辈子工的闭伟宝没有养老金，大多数中国打工者和他一样。

闭伟宝后来决定到汕头去打工，那里的工厂多数每天要工作12小时，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且没有节假日。这是他儿子阿星痛恨的打工环境，但闭伟宝义无反顾地去了。但身体却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手痛、腰痛、血压上升、骨质增生等问题接踵而至。多年的打工生涯，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

2009年后，闭伟宝返回老家广西温江村。他想靠养猪谋生，结果劳苦半年，亏了一千多元。这时他才明白了，他已当不了农民，也难以在温江村这样偏僻贫困的山村继续生活下去。而城市，也已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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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村的贫困户，他和两个年轻的儿子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在温江村，在天等县，大量的打工者只是小学学历，也不乏文盲。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最怕“生病”和“以后你不用来了”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阿海计划着攒点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为了孩子。但他和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

在公明街道，有着五光十色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但这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二十多岁的阿海喜欢穿山寨的李宁和耐克，他认为这样显得“时尚有活力”。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阿星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那时候他以为“只要每天给我睡8个小时，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得健康红润”。

而他的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

他们曾经都是留守儿童，对深圳充满向往，在初中尚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混进工厂。父亲闭伟宝被辞退后，母亲也将近50岁了，也在新兴橡根厂打工。只等着某日，工厂像辞退闭伟宝那样告诉她——“以后你不用来了”。

从小就在贫困中长大，在阿海的记忆中，父母常常连过年都不回去，宁愿把路费省下来“补给家用”。对他们来说，“回家是奢侈的”。

这是大多数打工者过日子的逻辑。在对上映乡留守儿童的调查中，一两年没有回乡的家长比比皆是。

但即使再节省，他们仍然感到钱不够用。阿海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也得每月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一千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月月见光。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他的抱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吻合，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发脆弱。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情——疾病。

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阿海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腹泻住院花去将近两千元，其他家人亦只能请病假。结果，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

有时候阿海也不断怀疑，“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

阿海需要给生活的艰难寻找理由，同乡刘加也如此。刘加在新兴橡筋（胶）厂打工十余年，一身是病却时时担心着被辞退。他无法左右命运，就靠每天买2元彩票给自己增加希望。他一天天把彩票号记在一块小黑板上，满黑板是红红绿绿的数字，在他简陋昏暗的出租屋里，这是最明亮的角落。

“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事实上，长年累月被机器驯化的生活，已经在心底深处彻底捆绑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勇气。况且，在城市他们并无足够的社会资源，即使真去做生意也未必成功。在阿海的姐夫张世东的观察中，周围的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在温江村上千名打工者中，通过打工成为老板的，全村仅有一家。那是阿海的堂叔赵民贞与赵民通。

在整个天等县的13万打工者中，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创业成功的例子也不多。据2009年的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即使打工多年，他们也难以在工厂里有上升的机会。像闭伟宝，虽然打工16年，最后也只是被辞退的命运。闭伟宝的女儿阿美，由于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有幸从一个打工妹成了办公文员，但她发现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点。在偌大的公司，只有一名广西籍高级领班。

阿美的堂妹阿花，算是温江村最成功的打工者，她从一名普通打工者，最终奋斗成深圳一家国企的销售经理。阿花长相清秀，二十多岁，完全看不出打工妹的痕迹，更像是一个城市白领。然而在五六年前，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手指都做得变形了。此后她决心自学，逐渐改变命运。

但像她通过自学与职业培训改变命运的，在整个广西天等县的打工群体中都是少数。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更是少得可怜。近两年，天等县职校共培训农民工1680人次，而天等县的农民工已逾13万人。

而阿花的弟弟，也曾因为看不到打工的希望，而去抢劫被判刑，获释后仍在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打工的，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天等籍打工者感叹。

贫不止三代

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打工本身更深刻的痛苦。

闭伟宝的儿子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这是他们父子对城市的感觉。闭伟宝在马田村生活了将近19年，看着马田村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与热气腾腾的商圈、小区。但19年来，他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他所有的朋友都局限在老乡圈子里。

外地人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与生活相互依存的城中村，却相互戒备，甚至敌视。

这种隔阂似乎难以消弭。阿海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本地人开着一辆豪车，叫我这个打工仔去吃饭，一眨眼就花掉2000元。而我却花不起，那你一定交不到朋友。

这些外地年轻人，也不能忍受本地人“看你的眼神，还有那些轻蔑的手势”。

甚至在城中村的建筑群里，也弥漫着这种隔阂。像闭伟宝家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喜欢租住在靠近在南光高架旁的那几幢农民房中，那里空气差、噪音大、租金便宜。而城中村里相对安静的地方，是有钱一些的技术人员住的。本地人则基本住到了马田村马路对面的福庄花园。

这种隔阂无处不在。在2008年以前，马田村的龟山公园是不对外地人开放的，只准本地人在那里跳舞。2008年后，由于警方改善了管理方式，治安好转。本地人的戒备减弱了，龟山公园才开始允许外地人进入。

晚上，外地人终于可以和本地人一起在公园里跳舞了。

但阿海的姐夫认为，这只是表象，外地人与本地人不融合的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善。

他的这种感性认识与《瞭望》在2010年的报道吻合。该报道称大约有2亿长期在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没有城镇户籍，也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报道称，城市必须拆除户籍等樊篱，把他们“市民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与社会稳定。

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愿回到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现在却宁愿住在南光高速边那间嘈杂、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我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已。”

城市开始尝试给予他们融入的机会，但往往颇为吝啬。2010年，深圳允许外来工攒足积分后，可转成深圳户籍。但这是一个中彩票般的几率，1300万的外来人口中，2010年只有约4600个指标。

《瞭望》新闻周刊认为，如果农民工的下一代仍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和就业权，又无法回到乡村，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而前几年法国出现的移民区骚乱，被国内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对中国的“二代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警示。

这样的“警示”，其实也在阿海的哥哥阿星身上出现，也在温江村的“砍手党”身上出现。

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阿海的堂姐阿花，有更朴素的认识：受教育，特别是让下一代受教育，是改变命运和融入城市的起点，她认为自己是个例子。学者们则认为，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从让农民工平等享有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权利开始。

而阿海对他堂姐的观点不以为然。在马田村那间灰暗的出租房里，高架桥上汽车呼啸，门窗咣咣乱响。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歧视，让他们成为陌生人

——访《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

南方周末：在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听起来颇为惊人，是什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

靳高风：从2010年的报告中，我们就开始关注“90后”青少年犯罪率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一部分。2011年进一步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以前，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经济贫困、家庭影响等个体原因上，简单想一下农村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农村地区犯罪的少，在城市里犯罪的就多或者说犯罪倾向就大？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被城市人视为另类，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年轻人就容易产生一些犯罪的冲动或倾向。如果再有老乡或者其他人的诱惑，更容易产生犯罪。

所以，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才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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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跟着打工的父母来城市的乡村少年。他们很少会有人再回农村，但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南方周末：您对南方周末调查的广西“砍手党”山村的农民工犯罪情况如何看？

靳高风：“砍手党”山村的外出务工农民，其低学历和低技能，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两种因素往往导致农民工低薪、找工困难，所以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加上一些工厂为了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往往会把新生代农民工逼上犯罪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会选择去犯罪；如果周围熟人中没有违法犯罪者，行为人有足够的胆量和野心，也可能会选择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目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温江村人的老乡聚集区深圳公明，他们容易一起犯罪。

南方周末：在调查中发现，以宗族、地缘为纽带的农民工犯罪团伙特别普遍，如广西温江村一带的“上映帮”、广东“海陆丰帮”，还有“四川帮”、“湖南帮”、福建“平潭帮”等。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曾作过统计，中国的所有刑事犯罪中地域性犯罪占30%－4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

靳高风：农民工以地缘、乡缘、血缘相结合实施犯罪，或者某类犯罪、某个一定区域的犯罪以老乡为主，这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这种现象与农民工的工作以地缘、乡缘、血缘分布的规律是一样的。一方面，这是陌生社会形成新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由于地缘、乡缘、血缘的传帮带，以及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共同的信任感，容易形成共同的群体、组织和圈子。这样就不难解释各种“帮”的问题了，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和西欧和美国的“亚洲帮”、“华人帮”、“非洲帮”等没有什么区别了。

南方周末：在对农民工犯罪的调查中发现，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少会受到同乡与村人的舆论谴责。如何理解这一心理呢？

靳高风：这和犯罪群体的亚文化影响农民工的日常道德判断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变异有关。当前社会的文化目标无外乎金钱、地位和荣誉，这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这种社会文化直接影响着犯罪问题，因为有了金钱和地位就会被尊重、被另眼相看。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到了城市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乡村的某些“熟人”都是一个样了（如广西温江村很多人都从事某种犯罪），所以也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了，而在农村的“乡土社会”中，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仍会起作用。所以，他们在城市犯罪，回到农村却可能像个老实人。

南方周末：在狱中采访“上映帮”的几名教父级人物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钱人恨之入骨，但对老乡讲义气，甚至乐善好施。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靳高风：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公”感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村人的歧视是造成犯罪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在城里没有尊严和地位，是城里的“下等外来公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受的是白眼和鄙视。一旦他们有了钱和地位之后，虽然法律身份没有变，但是别人的眼光变了，他们就有了尊严和地位，不管这个身份和地位是不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

南方周末：在广西天等县，即使有的乡镇比上映乡贫困，但外出犯罪率却要比它低得多，我进行比较调查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乡镇的基础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靳高风：这是很好的比较样本。发展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本路径之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会增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一般就不会犯罪。当前农村下一代教育问题值得社会关注，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了，孩子交给老人带，教育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泛起。这样下去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该走向何方，值得政府和社会思考（还有一个我焦虑的问题是当前农村赌博之风盛行对农村孩子的影响，这是农民富裕之后的一个结果）。因此，农村富裕起来之后，引导农村新文化、新教育的形成是我们政府当前迫切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未来10年下一代农民工的前途和城镇化的前景。

南方周末：农民工犯罪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怎样的影响，该如何化解？

靳高风：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犯罪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战略中，需要考虑两类人群的就业、市民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一类是被城镇化地区的居民，这类地区一般在城乡接合部或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要实现他们角色、职业和管理的城镇化。2009年北京市大兴区发生的几起杀人案件和一些被城镇化村民的异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就是例子。

另一类就是进城务工的人员，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机会、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后代教育。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城市就会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把犯罪预防问题放到战略位置。而我发现在当前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除非出了大问题，一般很少有政府和官员注意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我在深圳的一些同乡村调查中发现，不少外地民工虽然在城中村住了十几年，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仍是陌生人，相互隔阂甚至仇视。外地民工如何才能融入城市？

靳高风：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城乡二元制的恶果。这种社会排斥系统还会存在一段时期，要彻底打破这个系统，就要让大家平等，只要有稳定的工作或居所就可以市民化，就可能成为城里人，并享受同等待遇。我们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种排斥、歧视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才会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