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山网络优化大师:曾国藩居官：既“清”又“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9:16:38
在清朝，官员们往往很在乎“清誉”，但晚清重臣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廉”之名。他虽然内心操守坚定，但表面上却不求自己的清廉为人所知。这种以“浑”为表、以“清”为里的居官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生活简单，家规严苛
清咸丰十年（1860年），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按惯例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半年之后，曾国藩写信给在家乡的弟弟曾国潢，要求他不要为自己这一支“买田起屋”。不仅曾国藩在湘乡的家中没有增田置产，在江南营中，其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节约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而且还都是隔夜剩菜。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也相当严苛。
由于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因而，曾氏妻儿的生活变得贫窘了，甚至挣扎在拮据的边缘。据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回忆，“先父在军营时，先母手中却无零用钱可用。当时，民间有传言，修善堂（曾国潢一支的居所）杀头猪，所用猪油只够吃3无，而黄金堂杀只鸡，鸡油也能吃3天。由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安庆。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地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既没有仆人，家用又少，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家的女人们只好每天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曾国藩甚至还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工作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拒不收礼，但也有例外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发了一篇文告，对他们约法三章，明令“不许收受银礼”，“倘有隐瞒收受者，则递解同籍”。
不过，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委实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成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曾国藩移行辕于安庆，并把家眷由湖南接到这里。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他就借居在太平天国“英王府”中。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按官场惯例，首府有为督抚办治家居的任务。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虽然这是官场惯例，曾国藩却不打算受领。但东西已经送来，曾国藩又不忍违了下属一片体贴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张。他写信给唐知府说：“你准备的物件既齐全又舒适，我甚为感动。但这些东西太贵重，实在不敢当，谨领草席7张，馀件奉璧归还。”
当然，对于至亲至近之人，在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可能网开一面。有时候，属下送给他的礼品是他所喜欢的书籍等，他也会收下，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 人情开支不可少
在任两江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曾国藩在刚刚就任总督时，曾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推行，如果标新立异，对自己并无好处，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的差事，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在许多方面曾氏也不得不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比如致送炭敬（取暖费）。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虽然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钻营，但天下督抚们都致送炭敬，他也不得不免俗。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旅费）。在清代官场，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赠予程仪。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干礼水礼一概不收。所谓“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家了。不过，他的主要随员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每人收了曾国藩奉送的500两银子。 “潜规则”需大笔银子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如果审查不合格，则要退回重报。因此，在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多少而定。
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求报销100两给Ｌ两3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3000多万两银子，也就是说，“部费”需要40万两。
40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于是，曾国藩又托人找关系，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书吏们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皇帝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的卓越功勋，皇帝同意他们减免中间环节，可直接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8万两银子“部费”照给，毕竟，以后他还要和户部打交道。（据《书屋》）
生活简单，家规严苛
清咸丰十年（1860年），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按惯例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半年之后，曾国藩写信给在家乡的弟弟曾国潢，要求他不要为自己这一支“买田起屋”。不仅曾国藩在湘乡的家中没有增田置产，在江南营中，其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节约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而且还都是隔夜剩菜。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也相当严苛。
由于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因而，曾氏妻儿的生活变得贫窘了，甚至挣扎在拮据的边缘。据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回忆，“先父在军营时，先母手中却无零用钱可用。当时，民间有传言，修善堂（曾国潢一支的居所）杀头猪，所用猪油只够吃3无，而黄金堂杀只鸡，鸡油也能吃3天。由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安庆。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地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既没有仆人，家用又少，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家的女人们只好每天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曾国藩甚至还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工作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拒不收礼，但也有例外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发了一篇文告，对他们约法三章，明令“不许收受银礼”，“倘有隐瞒收受者，则递解同籍”。
不过，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委实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成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曾国藩移行辕于安庆，并把家眷由湖南接到这里。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他就借居在太平天国“英王府”中。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按官场惯例，首府有为督抚办治家居的任务。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虽然这是官场惯例，曾国藩却不打算受领。但东西已经送来，曾国藩又不忍违了下属一片体贴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张。他写信给唐知府说：“你准备的物件既齐全又舒适，我甚为感动。但这些东西太贵重，实在不敢当，谨领草席7张，馀件奉璧归还。”
当然，对于至亲至近之人，在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可能网开一面。有时候，属下送给他的礼品是他所喜欢的书籍等，他也会收下，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 人情开支不可少
在任两江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曾国藩在刚刚就任总督时，曾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推行，如果标新立异，对自己并无好处，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的差事，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在许多方面曾氏也不得不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比如致送炭敬（取暖费）。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虽然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钻营，但天下督抚们都致送炭敬，他也不得不免俗。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旅费）。在清代官场，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赠予程仪。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干礼水礼一概不收。所谓“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家了。不过，他的主要随员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每人收了曾国藩奉送的500两银子。 “潜规则”需大笔银子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如果审查不合格，则要退回重报。因此，在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多少而定。
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求报销100两给Ｌ两3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3000多万两银子，也就是说，“部费”需要40万两。
40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于是，曾国藩又托人找关系，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书吏们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皇帝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的卓越功勋，皇帝同意他们减免中间环节，可直接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8万两银子“部费”照给，毕竟，以后他还要和户部打交道。（据《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