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集团孙平照片:安徽枞阳:农民抓阄争当“挑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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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枞阳:农民抓阄争当“挑货郎”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7月0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寇金明

  现在,枞阳县内的商业中心已移至他处,义津老街早昔的繁盛已不复再见。      南都记者 王子荣 摄

  老裁缝朱朝贵一直在义津老街上开店,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义津老街的兴盛。 南都记者 王子荣 摄   安徽枞阳县义津老街全貌。 南都记者 王子荣 摄

  南都记者 寇金明

  在新庄生产队,大家都知道挑货郎是很赚钱的。生产队每年专门腾出1到2个名额,由新庄30多个劳力抓阄决定谁去当挑货郎。视生意状况而定,挑货郎每个月给生产队交19至25元不等的费用。

  1979年秋,安徽芜湖小轮码头。时年37岁的吴福贵刚走下船桥,准备排队离开码头时,被几名戴着红袖章的陌生人拦下。他们从他的包裹里查出了约20丈土布。

  在码头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吴福贵拿出生产队开具的介绍信,不断解释自己是到芜湖走亲戚,布是带给亲戚家的。红袖章不为所动,训斥吴福贵“私自夹带粮、油、棉,就是投机倒把,属于违法行为”,旋即开出了一张没收条,再无更多解释。

  这个来自枞阳县钱桥公社桂花生产大队西花园生产队的普通社员,从此断了远离家乡去贩卖土布的念头。

1981年商机出现

  1979年的农业大县枞阳,农民还在单纯地种地。

  吴福贵所在的枞阳县钱桥公社西花园生产队有190多人,30多户人家,有田地90多亩。每天一早,生产队长在稻场吹哨集合,半个小时内社员集合完毕(迟到罚工分),集体到水田劳作。吴福贵一天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值0.4元至0.5元,年底根据工分数分配粮食。

  社员们看到生产队长来检查了,就出力干;队长不在时,大家就装模作样干,或者怠工不干。有的农村妇女,因为忘记带铁耙子等农具,干脆找根木棍,握在手里,在庄稼间挥动,装作锄草的样子。

  此时,包括义津古镇在内的枞阳县内也谈不上有什么商业活动。

  义津镇历史有1000多年。这里水系发达,位于菜子湖流域往来长江的通道上,也是桐城、庐江等地到安徽省以前首府安庆的必经之地,人们最初靠舟楫在此交流货物。由此形成的义津商业老街此后一度繁荣,在清朝年间,“街上百工艺人齐集,方圆百里的乡人往来贸易”,据称每天交易者有数千人,邻近的县和乡镇都要到此批发货物,甚至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的客商,都会把货物运来交易。义津老街也被人称为“獭猫地”,说的是集市上鱼卖得快,跟被猫吃了一样卖得又快又干净。

  但在1979年,这里的商业活动就显得呆板。老街上鲜有私人店铺,个人做买卖一经发现就会被没收商品。当时老街上有合作社、百货公司、合作商店、合作社下设分店等,总共有四五十家店铺,大多是国营或集体的。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几经反复和争论中,逐步开始在枞阳县试点推广。是年底,全县10240个生产队中有9467个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前,吴福贵一家8口人,能分到2000斤稻谷,只得顿顿喝粥,靠1分的山坡地种些山芋和萝卜,一家人才勉强糊口。包产到户后,吴福贵家里分到2亩田地,一年能收3500多斤稻谷和小麦,交50斤农业税,剩余粮食自留。旱地刚开始主要种红薯和小麦,后来改种黄豆、芝麻、油菜和花生等油料作物,改善饮食结构。

  这时,在义津老街上,摆摊做买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周边人民公社的少数社员们,开始一次又一次尝试在土地之外,赚钱补贴家用。小贩们蠢蠢欲动。义津老街的李健生老人说,当时国营商店凭粮票或者粮本供应的大米,每斤0.139元,但是大米已经出现黑市交易,黑市价每斤0.25元。

“挑货郎”重新起步

  吴福贵家所在的枞阳县钱桥公社距离义津老街10多里地。公社有纺纱织布的传统。

  当时的钱桥人,大多白天种地,晚上点煤油灯纺纱织布。织出来的土布只能私下交易,在家门口等义津的挑货郎来收,一尺0.3元。如果能够到生产大队开出走亲戚的介绍信,就可以在外面住宿,走远一些,比如去到芜湖,一尺土布能卖到0.6元。

  1979年春天,吴福贵听说芜湖布匹紧缺,遂一心在家攒布,不料当年秋天第一次出远门就败走麦城。

  这个较早尝试外出谋生的人以失败告终,但在邻近的义津丰乐生产大队新庄生产队,“挑货郎”重新起步了。

  1981年前后,一个人民公社还只有一个百货公司,一个食品站,商业凋敝。挑货郎挑着两箩筐货物,走街串巷,卖点针头线脑等日用品,一直是不少农民在农闲时的谋生之道。但是“文革”期间,挑货郎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在新庄生产队,大家都知道挑货郎是很赚钱的。生产队每年专门腾出1到2个名额,由新庄30多个劳力抓阄决定谁去当挑货郎。视生意状况而定,挑货郎每个月给生产队交19至25元不等的费用。

  社员殷爱法的哥哥曾在抓阄中幸运地获胜。那时的货郎生意,通常一根扁担,挑着两筐货物,针头线脑、镜子、文具、糖果、皮筋、肥皂等小百货,重约80斤,天蒙蒙亮出门,每天至少走20多里地,四处兜售货物。到晚上天黑了找农户家里住,一般就跟农户商量,吃住一天管两餐饭,花费1元钱。

  那时听说江西的彭泽县川乡比枞阳富裕,已经有村民住上了砖瓦房。所以,挑货郎除了在附近地区走动,也会远去江西彭泽县。风餐露宿,扣除给生产队交的费用,通常挑货郎每月都能赚60元左右,“比教师强”。

  从那时起,月收入38元的丰乐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殷爱法就动了去做生意的心思。  

4筐鸡蛋赚了100多元

  1981年前后,义津南面的白云区也出现一些挑担的买卖人,他们的货品不像挑货郎那样丰富,仅限于乡村土产:鸡蛋、鸭蛋、鸭苗等。在枞阳农村,包产到户有了余粮后,鸡、鸭、鹅、猪等家庭养殖也兴盛起来。1981年前,当地还没有人养猪,到1983年,义津钱桥公社西花园生产队八成以上的人家都养猪了。

  白云区龙桥公社陆岗大队新罗生产队的张文龙出生于1966年。1979年春天开始,他的母亲就和汤沟区桂家坝的姑姑结伴,到各个村庄挨家挨户收购鸡蛋,小鸡蛋每个5分钱,大的7分钱,回家分拣,按大小不同,用筐挑到芜湖的菜市场去卖,一个鸡蛋可以卖到0.12至0.15元。那时起,张文龙在周末和寒暑假都帮着母亲收鸡蛋,挑着两筐约100斤的鸡蛋,一天走30多里地。

  1983年,17岁的张文龙辍学到邻近公社学裁缝。他听说隔壁21岁的孤女许风莲父母双亡,靠帮人捡棉花、做农活生存,一个月最多能赚20元钱,一年只用1斤炒菜的油。张文龙心生同情,答应许风莲要带她去贩卖鸡蛋,“一趟至少能赚20多元”。

  卖鸡蛋是否赚钱,当时属于高度的商业机密,只有做过这些小买卖的人才知道。“如果跟别人说了,今天这个菜市场只有你在卖鸡蛋,一天可以卖一筐,别人知道了,也来卖鸡蛋,那你就只能卖一半。”但张文龙愿意带许风莲去挑鸡蛋卖。

  1984年春天,张文龙就带着许风莲挨家挨户收购鸡蛋,然后挑到芜湖去卖,耗时一个多星期,4筐鸡蛋,两人赚了100多元钱。张文龙和许风莲之后结为夫妻。

布匹利润在50%以上

  当钱桥区的吴福贵外出卖布受挫,白云区的张文龙挑鸡蛋四处贩卖时,在义津丰乐小学教书的殷爱法从学校离职,开始在义津老街上摆摊卖布。

  1983年初,殷爱法作这个决定时,得益于哥哥曾经做过挑货郎,走街串巷获得的商业信息。“那时候,义津老街的整条街上,除了原来的商户,很少有个体摆摊户,经常摆摊的也就三四个人。”摆摊主要销售布匹、棉纱、毛线,以及针头线脑、肥皂等小百货。“那时候商品紧缺,尤其是布匹,利润基本上在50%以上。”

  肚子能吃饱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问题。1983年底,枞阳县内布票停用,结束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凭票购布的历史,也意味着布匹买卖可以私人自由进行,义津老街的布匹销售成了最热门的生意。

  在家家会纺纱织布的钱桥区,吴福贵在1981年包产到户前,只有一套冬装和一套夏装,没有换季衣服。那时候,大人一般穿蓝色或者黑色老咔叽布,土布做里儿。给小孩买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凭布票购买,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时最常见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过,缝缝补补给老二传;老二换了新衣服,旧衣服再缝缝补补给老三穿。许多衣服都像是家里的传家宝。

  但到1983年以后,只要家里攒点闲钱,社员们都会到义津老街,给家人添点换季衣裳。

  义津老街的裁缝朱朝贵记得,1983年,他已经开始单干,带着2名学徒,从苏州、杭州、常熟等地进货,一边卖布,一边做衣服。

  那时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涤纶,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较多。最好卖的是一种叫做“的确凉”的化纤布料,大家都抢着买来做衣服。

商贩活跃老街新生

  义津老街很快兴盛起来。

  裁缝朱朝贵说,原来全义津50多名裁缝组成的合作社散了摊子,很多下设的门市部纷纷成立个体户。

  老街商户陈秀兰从1981年开始在街上卖早点,到1983年时,老街各种商户超过200家,服装、鞋子、鸡蛋、鱼、米、山芋等农副产品应有尽有,“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卖不掉的东西。”

  此时老街上,各种个体户也纷纷成立,租用老街门面经营各种商品,还有人在沿街空地摆地摊,销售土特产和农具,吸引了远近几百里地的客商,比如:远在菜子湖对面的桐城县孔城镇人都来义津进货;还有庐江的商户,也都通过水路过来;有时也能见到从南京、上海来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过2000人。

  弃文从商的殷爱法从1984年开始,经熟人介绍承包了义津区劳动服务公司(集体性质)。他几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迁、淮阴、绍兴等周边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组织紧俏商品的货源,然后承包邻近一些区、县的百货大楼柜台,让当地百货公司帮助销售商品,利润由他和百货公司七三分成。

  再后来,殷爱法积累了资本,在义津老街买了房,更花了5.9万元在绍兴柯桥镇的中国纺织城买了个13平方米的门面房。义津有150多人之后跟随殷爱法远走柯桥。

  张文龙在卖鸡蛋之余,开始贩卖煤油票、粮票、布票、糖票;再后来,开始收废品,卖小鸭、卖毛线。到1984年,他自己总结出了生意规律:1月2月卖鸡蛋;3月4月贩卖小鸭;5月6月卖蚊帐;7月8月卖毛线;8月9月卖胶鞋。

  张文龙后来涉入枞阳县城承包建筑工程,并盘下县城边的一块土地,自建了巨龙宾馆。

  义津老街上还有几十名商户,先后去了安庆市继续做小商品生意,并形成了现在以县名命名的市场——枞阳门市场。

  去芜湖卖布失败的吴福贵,干脆留在家里种那1.4亩水田和0.2亩旱地,年纯收入约1000元。

  这些农村走出来的小贩,经历过那个时代,虽各有各的不同,结局和贫富不一,但都一样精彩。

历史回放

  □农村隐蔽性失业问题,20世纪70年代已经初露端倪。1970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200万,1978年到1983年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600万,其结果是人均占有的播种面积下降,1970年到1978年人均下降0.17亩,1978年到1983年人均下降接近1亩。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承认并推行后,更多的劳动力“被迫”从农业经营中转移出来,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来源。

  □1976年以后,各地城镇和企业单位都逐渐出现了使用“计划外农村劳动力”的现象,并渐成燎原之势。1979年-1981年,国务院曾连续发出3个文件要求“清理计划外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以“纠正不正之风和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比如198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1981年,仅安徽省即清退102463名,占计划外劳动力总数的64.78%,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已进城的“计划外农村劳动力”之多。

  □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者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农民进城的“合法性”才首次被承认。      □整理 谭万能

样本意义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地。20世纪70年代末,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实行包产到户,小岗村一举成名。安徽民间一时有“要吃米找万里”之说。

  枞阳县,属安庆市,为清末民初安徽省会所辖地,地处长江北岸,承徽人经商传统,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扬帆系缆,车马往来”。沿水路在此出发,后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芜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国即将进入改革开放之际,从枞阳县内的义津镇观察,商业实属已近凋敝。以吴福贵、张文龙、殷爱法为典型的一批当地农民,由此发端,借助长江中下游通达的水运条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贩,推销自织的土布和鸡蛋等农副产品。在国家全面掌握资源、需要凭票购物的年代,他们尝试寻求个体商业的空间和自身生活的改善。

  这批小贩不但成为农业大省安徽较早外出谋生的农民工,枞阳义津镇也因为他们的带动,恢复了往昔的商业繁荣。

鸣谢枞阳县委宣传部、档案局、县史志办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陈良军、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