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祜攻心 金陵王气黯然收(组图)

2011-07-03 14:30:55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转发到微博(0) 羊祜像 晋灭吴示意图
　　三分归一统的最后一战进行得异常顺利，西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东吴像样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东吴的首都建业。吴国皇帝孙皓也像刘禅一样，把自己捆绑起来，抬着棺材向晋军投降。

　　从孙策占领江东算起（199年），到东吴灭亡（280年），东吴已经建国八十多年，一个根深蒂固，传了四代帝王的政权，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东吴的综合国力虽然不如曹魏，但它的实力也不可小觑。首先，东吴幅员相当广大，它拥有荆、扬、交、广四州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九个省份，以及越南的全部领土。

　　其次，东吴拥有二百多万人口，以及二十多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另外它还有长江天险以及五千多艘战舰。当年曹操率领近三十万大军下江南时，孙刘联军加起来也只有五万军队，但东吴却能把曹操打败。以后曹操一次又一次，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讨伐东吴，但都无功而返。

　　到了魏文帝时期，曹丕雄心勃勃，很想挥师南下，完成统一大业，但他率领魏国大军来到“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呼！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录》）曹丕知难而退，只得将军队撤回，就这样，魏吴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谁也奈何不了谁，那么为何到了公元280年，这样一个建国近一个世纪的东吴政权，就突然土崩瓦解了呢？

　　众多史家认为，“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三国志·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但事实上也未必如此，赤壁之战时，虽然名义上是孙刘联盟，但刘备地无一寸，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力量弱小到几乎微不足道，东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曹操。何况，孙皓时期的东吴，无论是国土面积、经济实力，还是军队数量，都是赤壁之战时期的三至四倍。故而东吴的灭亡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谋略上看，西晋伐吴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它在伐吴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个准备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准备，而是军事上的攻心战。关于攻心战术的重要性，先秦军事家孙膑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在三国历史上，使用攻心战术取得胜利的并不少见，著名的有吕蒙在攻取荆州之后，优待关羽及其部下将领的家属，从而迅速瓦解了关羽军队的军心，使关羽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另外，还有诸葛亮南征孟获，七擒七纵，使用的也是攻心战术。

　　西晋使用攻心战术最成功的是荆州都督羊祜，“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晋书·羊祜传》，以下同传不再注引）晋武帝有灭吴之志，因“祜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故以其“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卫将军。”担当平吴的重任。

　　自古以来，凡用兵打仗，将帅都尽量要采取各种谋略来欺骗对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兵不厌诈”，但羊祜用兵却反其道而行之。《晋书·羊祜传》载：“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之以醇酒，使不得言。”不仅如此，在一次战争中，羊祜杀死了吴国的两个将军，但羊祜却没有把他们的首级砍下来向朝廷请功，而是“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凡吴军士兵中有兄弟二人同时被晋军俘获的，“祜遣送还其家”，唯恐绝了别人的后嗣。

　　羊祜镇守襄阳期间，不轻开战端，而是广布仁义，怀柔人心。他“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

　　羊祜经常率领将士们打猎，东吴的将军陆抗亦喜狩猎，二支队伍离得很近，羊祜遂下令，“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如此一来，“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

　　三国时期，守边将士常常偷偷地跑到敌国地盘上抢割已经成熟的稻谷，以补充己方军粮的不足。有一次，晋军越过边境，收割了吴国土地上的粮食。东吴的将领当然非常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出乎意料的是，过了几天，羊祜居然派人送来一批布和绢，以赔偿吴军的损失。此后，“吴、晋之间，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三国志·陆抗传》注引《汉晋春秋》，以下同传不再注引）

　　东吴镇守荆州的大都督陆抗乃名将陆逊之子，他颇有乃父之风，是三国后期杰出的人才。陆抗看到羊祜并不采用武力，而是“增修德信，以怀吴人”，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他告诫将士们说：“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为细利。”从此，陆抗、羊祜两人各自镇守自己的边疆，多年来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陆抗有疾，不寻医诊治，反“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曰，羊祜岂酖人者”。不久，陆抗的病就痊愈了。

　　陆抗、羊祜的频繁往来，传到了吴主孙皓耳中。孙皓不悦，派使者诘问陆抗。陆抗回答道：“夫一邑一户，不可以无信义之人，何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陆抗认为羊祜是用仁义道德来感化吴人，而吴国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就会中羊祜“攻心”谋略的圈套。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尽管陆抗已经意识到羊祜“攻心”谋略的厉害，并且也想方设法地尽量去弥补，但问题是吴国这时的政治已经腐败不堪，这一切都是暴君孙皓造成的。孙皓是吴国废太子孙和之子。吴景帝孙休于公元264年病死，孙休死的时候刚好蜀国灭亡，且吴国的交州又发生叛乱，“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尊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三国志·孙皓传》）于是，濮阳兴等人就下了决心，立孙皓做皇帝。

　　不料，孙皓刚做皇帝还不到几个月，就本质大暴露。他宠幸中常侍岑昏，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濮阳兴和张布前去进谏，他居然把这两个立他做皇帝的功臣杀了，又杀死朱太后和先帝孙休的两个儿子。据《孙皓传》记载，孙皓在位期间，“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揣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

　　孙皓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圈套，就是经常大宴群臣。在宴会上，他任命十个人做黄门郎，黄门郎“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就弹劾朝臣在宴会上的过失。在一般情况下，人如果喝醉了酒，就可能会失态，但这竟成了孙皓罗织罪名的方法。于是“迕视之咎，谬言之愆，无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

　　孙皓统治时，刑法极其残酷，甚至有剥人皮、剜人眼的酷刑。为何要剜人眼呢？据说是当时的朝臣中有人“横睛逆视”孙皓，根据《礼记·曲礼》的规定，“视天子由袷（胸前的衣领）以下，视诸侯由颐以下，视大夫由衡，视士则平面”。孙皓是皇帝，大臣“横睛逆视”他，就是犯上。当然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晋灭吴以后，孙皓以俘虏的身份朝见晋武帝，贾充在一旁责问孙皓：“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孙皓居然还振振有词地驳斥道：“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资治通鉴》卷81）。

　　孙皓还大兴徭役，广造宫室，“《江表传》曰：皓造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左丞相陆凯力谏，孙皓不听。东吴原建都于建业，孙皓决定迁都于武昌（今湖北鄂城），作为首都必须建造新的皇宫，这是极其劳民伤财的事。“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于是编了民谣唱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三国志·陆凯传》）毛泽东诗词中有“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即典出于此。

　　孙皓荒淫好色，穷奢极侈，吴国自孙策以来，几代人经营的国库、粮仓被孙皓挥霍一空。陆凯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蓄，国有露根之渐也”。（《三国志·陆凯传》）。

　　由于孙皓的暴虐无道，完全丧失了人心，当晋军发动全面进攻之时，吴军基本上不做抵抗。史载：“吴军土崩瓦解，靡有御者。”为何会如此呢？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孙皓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正是由于对暴君孙皓的了解，对吴国国情、民心的了解，羊祜才采取了“以德易暴”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确实收到了奇效。《晋书·羊祜传》载：“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为了哀悼羊祜，街面上都停止了买卖消费，商店打烊关门，这就是“罢市”一词的来源。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羊祜去世，不仅百姓悲伤，甚至连吴国的“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羊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死后，襄阳百姓在羊祜游览的岘山上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因为羊祜的“祜”与户同音，荆州人为了避讳，从此房屋之门户就不再称“户”，而只称“门”。另外，又将朝廷中的户部也改为“辞部”。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羊祜的平吴之策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当然，讲仁义不等于不讲武力，仁义道德和武力征服是统一天下不可或缺的两件法宝，两者不可偏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羊祜的“德攻”是为“武攻”作前期的准备，他是在等待时机，待时机成熟了，就以排山倒海的军事力量给吴国以致命的打击。

　　公元276年，陆抗病死，羊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晋武帝上疏。疏中言道：“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平心而论，羊祜的分析非常有道理。综合晋、吴二国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人力、物力、兵力、财力，晋都远远超过吴。特别重要的是，东吴的皇帝孙皓是一个暴君。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独裁体制，君主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如果由暴君来统治国家，其危害之大是难以形容的。反过来，如果遇上英君明主，就可以使国家昌盛强大，就可以打败任何强大的敌人。例如，赤壁之战时，东吴政权还比较弱小，只有区区数万兵力，六郡之地，但就是因为有孙权这样的英明君主，最终战胜了占有北方九州之地，拥兵数十万的曹操，所以羊祜指出，西晋必须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消灭东吴。“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矣。”

　　羊祜上表之后，晋武帝让大臣讨论此事，“而群臣多以为不可”，特别是贾充更是极力反对。在西晋王朝中，贾充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曾经助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司马昭死后，又充当了逼宫的马前卒，迫使魏主曹奂将皇位让给司马炎。以后贾充又把自己女儿嫁给了皇太子，晋武帝封贾充为太尉，太子太保，录尚书事，鲁郡公，其地位之高，与皇帝关系之密切，朝中无人能与之相比。

　　由于贾充等人的极力反对，晋武帝也颇为犹豫，所以伐吴之事就拖了下来。天不假年，公元278年，羊祜一病不起，临终之时，羊祜再三叮嘱晋武帝赶快伐吴，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也是三国后期的杰出人才，他文武双全，且是“左传学”的创始人。

　　除了羊祜、杜预之外，张华也是坚定的伐吴派。《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张华在晋武帝最后拍板，下决心伐吴的这件事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武帝伐吴，兵分六路，统率各路军队的都是当时的名将，但晋军的最高统帅却是贾充。贾充是朝中反战派的首脑，晋武帝却“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贾充推托道：“臣已老迈，非所克堪。”晋武帝硬要赶鸭子上架，他对贾充说：“君不行，吾便自出”（《晋书·贾充传》）。在武帝的再三恳求下，贾充才被迫同意。贾充当大都督，实际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没有杜预和张华的抗争、抵制，西晋的统一战争几乎要功败垂成，化为泡影。

　　杜预领兵从襄阳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吴州郡皆望风归命。”杜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向东吴首都建业进兵，在贾充的授意下，有人对杜预提出“东吴乃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杜预反驳道：“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成语“势如破竹”即来自于此。

　　龙骧将军王浚从巴蜀进兵，东吴军队一触即溃，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但“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张华独坚执，以为必克。”（《晋书·张华传》）贾充知道后，大怒，于是上表说：“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


　　张华在伐吴的问题上和贾充针锋相对，惹恼了当朝权贵贾充，贾充嫉贤妒能，为了摆出自己是全军主帅的威风，竟然要腰斩张华以泄私愤。杜预得知这一情况，十分着急，赶紧向晋武帝上表，主张一鼓作气平定东吴，不让孙皓有丝毫喘息的机会。幸好，晋武帝这时的头脑还算清醒，他支持杜预、张华的战略决策，命晋军继续前进。

　　晋军攻势凌厉，王浚的水军浩浩荡荡，所向无敌，直逼石头城，孙皓黔驴技穷，只得效仿刘禅“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向王浚投降。当平定吴国的消息传到洛阳，晋武帝激动得泪流满面，说：“此羊太傅之功也。”诚如司马炎所言，如果不是羊祜的“攻心”战术，不是杜预、张华的“庙算”准确，伐吴之战就不可能那么顺利，三分归一统的局面还得延迟。

　　作者：朱子彦(本文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