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玉手镯的价格:柳红：80年代的那些人和事儿

柳红：80年代的那些人和事儿

　　——共识在线第十二期

　　共识网编辑按：八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激情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星星美展、《今天》诗会、西单民主墙、各种文化沙龙的兴起，一时间，在野的各路豪杰仿佛都在风起云涌地起事。

　　文艺和思想的复兴总是容易被历史反复提及，但隐蔽在背后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潜流却某种程度被遮蔽。正如柳红女士说，这里有官方的原因，也有民间的原因。她写这本《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那些八十年代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不太为我们所熟知的人和事，有那些运筹帷幄、充满政治智慧的老人；也有那些披荆斩棘、冲在改革一线的年轻人。可是，很多人和事都是点到为止。那些人在改革历程中做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当年是否只是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有不同吗？他们现在怎么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

　　带着这样的疑问，共识网邀请了柳红女士到访共识在线，与网友们进行互动交流。

　　柳红简历：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曾任吴敬琏助手。著有《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最终文字整理。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1年6月21日下午15：00-17：00

　　【共识网】：大家好，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共识在线的嘉宾：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柳红女士。先请柳红女士给大家做一个今天在线主要内容的介绍，然后给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柳红】：网友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在线方式和大家交流，觉得很新鲜，也稍微有点紧张。

　　【共识网】：网友对您的书很了解，网上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大家对您的《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问题很多，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柳红】：《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起初是在《经济观察报》写的专栏，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那时候搞了很多活动，也有很多评选，像30年30人之类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段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现在的人不知道，相对就忽略了，那就是80年代的历史。

　　那一年也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关于价格双轨制，谁是首创者，一方是张维迎，另一方是华生等等。这段历史对那些经历者觉得还在昨天，然而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争论中，当事人争得很厉害，很带感情，但是对旁人来说也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在改革过程中这样一个事件对他们多么有意义。由价格双轨制的争论，推到人们视野里一个会议，叫做莫干山会议。很多人知道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讨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发生的，但是这个会议是怎么召开的却鲜为人知。莫干山为青年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思想风暴，形成观点。总之，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原来历史在人们这儿是这么陌生。所以我第一篇写的是莫干山会议，此后就接着写下去，写了40多篇。在结集成书的时候，我就想用一个什么线索来串，最后选择了用人的线索，这样就划分了三代中国经济学人，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人，第二代是1920-1940年，第三代是1940-196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组织那些人与事的方式还是可取的。

　　【共识网】：您长期关注80年代的经济政策相关的研究，也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讨论，您对这样一批老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比较深。您觉得80年代经济学界的研究氛围是什么样的？

　　【柳红】：80年代，我还是个学生，其实我并没有参与一些事情，但是也有耳闻，只不过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再加上自己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再回头看，那种印象和感想会更强烈，更有这种冲动把它搞清楚。

　　当时的氛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老中青三代一块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舞台上在表演，而且互相提携，老的提携年轻的，年轻的也仰仗着老一辈的支持，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展现出来，非常活跃，令人神往。那时候开会，常常白天黑夜的开，是真开会、真去碰撞、真去贡献思想，和现在有很大不同，现在对于一些明星经济学家，很多时候开会变成了跑场，某个时间点去那儿发言，并不在意别人讲什么，甚至都不听就离开了，表演性更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投入。

　　【共识网】：有没有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哪次讨论或者哪个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

　　【柳红】：我自己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做了大量采访，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尽量想用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我已经采访了上百人。也有集体聊的，和这些朋友一块聚会的时候听他们讲当时的情景，这样的场合比较多。以莫干山会议为例，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由青年召开的，为什么1984年召开了莫干山会议呢？1984年以前北京的青年经济学人已经走上了舞台，最早的是1980-1981年左右的所谓“改革四君子”，他们是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联名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很多青年经济学人都以各种组合的方式在一起调查研究、参与改革，提出各自的建议。

　　影响最大的组织叫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起初是松散地组织一些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利用假期做调查研究，到了1981年2月，他们正式成立机构。先是民间的，后来，当大学生毕业，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不能让这些人散掉，农发组就挂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此外，还有就业组、流通组，后来的国情组等等，诸如此类。也就是说，在1984年以前北京的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他们的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到了1984年，有人就想到怎么能够让全国的青年经济学人都能参与到这个改革的大潮来贡献他们的才智，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作用。于是他们策划了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讨论会，也就是莫干山会议。具体地说，主要发起人是四位：朱嘉明、黄江南、刘佑成、张钢。那么英才在哪里呢？不知道，怎么找他们，于是天下告示，在报纸上征文，结果收到了1000多份论文，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在军营里，也有专业工作者写的关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献计献策，以文选人，挑选了一百多个人，在84年9月开了一个莫干山会议。

　　他们特别反感老年人开会念稿子，觉得年轻人得开出我们的样式来，，所以规定大家不许带稿子上山。第一天不开会，彼此交朋友。分了几个组，每个人自愿选择你在哪个组听，有企业组、宏观组、开放组、农村组等等。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如果在会议期间你有了好的想法，可以申请挂牌讨论，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希望拿到会上讨论，经过会议领导成员同意，就可以挂牌讨论。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关于价格改革上，有一种主张倾向于放，把价格放开，另一种主张调价，争得非常激烈，各个组的年轻人都对价格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会上的争论也刺激了他们的想法，最后就凝结成调放结合的思路，在形成的报告中，就明确了价格双轨制。

　　【共识网】：我对价格双轨制当时的讨论非常感兴趣，肯定有人赞成放，有人赞成以调控为主。最后双轨同时进行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还是相互之间协商的结果？还是共识？

　　【柳红】：当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价格双轨制，有了计划内的价格和计划外的价格这样的双轨。这些年轻人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和思路，最后作为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还需要形成方案，最后再推行。

　　【共识网】：这么大的会议有没有得到什么部门的支持？

　　【柳红】：这是一个纯民间的会议，说80年代，有光荣和梦想，其实那个时候改革的保守势力也很强，每前进一步也很不容易。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几个月，在安徽曾经开过一个大会，简称“改革者大会”，把当时的企业家改革的先锋人物召集过来，这个会议动静很大，也引起了批评的声音。在它之后要开莫干山会议，所以这些年轻人也很聪明，也运用了一些政治智慧，他们尽可能要寻求保护，虽然是民间的，比如当时总理的秘书张劲夫的秘书等都参加了这个会，也有老人参加，是以个人的身份，就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宾，也是表示他对年轻人的支持。

　　网友那一天：

　　柳红老师您好，我对八十年代是虽不能至（那时候还小），心向往之，但要具体说到八十年代的好，还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尤其是对比当下，八十年代为什么让人神往？柳老师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吗？

　　【柳红】：确实是很难笼统地说，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表达了对那个年代美好的记忆，王小波说，让我们歌唱80年代，很多人都用了特别美好的语言赞美这个时代。

　　【共识网】：他们都说得很具体，比如喇叭裤这样的，比较有时代特征的误解，但是对这个时代的具体印象可能很难用几个词归纳。

　　【柳红】：要想最短的时间给大家呈现出来其实是有难度，我也只能做一个侧面的，我只是说经济学人。以80年代的青年为例，和现在80后年纪差不多，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作用，如前所说的农发组、四君子等等。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农发组一分为二，一部分进入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转向城市改革研究。再比如，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82级研究生毕业经济所和财贸所的学生有华生、张学军、高梁、张少杰、边勇壮等等，他们到哪里去或者担任了什么角色呢？有一部分人留在经济所，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是董辅礽，董辅礽一是挽留他们，二是使用他们。他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把各个研究室的名称改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比如成立宏观经济室、微观经济室、发展经济室，请年轻人做主任，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宏观室主任是81级研究生何家成；华生是微观室主任；把分配到国家经济调节办公室的张学军请回来当发展室主任。边勇壮则被张卓元任命为价格室副主任，后来是物资经济室主任。张少杰和高梁去了体改所，分别担任企业室主任，和编辑部负责人。总之，他们都挑了大梁。

　　莫干山会议之后，除了国务院、中共中央采纳了一些年轻人的意见，也有地方的政府和官员看中了这些年轻人的敏锐、活力，以及新兴的、能够给改革带来生机的力量。当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来，邀请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意见，不仅如此，省委书记还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外经贸委副主任。此时，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这些是在体制内的青年人。

　　另外，体制外还有一块，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可以把他们所学立刻用到实践中。

　　【共识网】：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80年代最起码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给予经济学人一个很好的机遇，让他们去发挥作用呢？

　　【柳红】：经济改革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一个事业，或者叫做“主战场”，所以这些学经济学的人也生逢其时，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聪明才智的青年人，但是不一定都能发挥作用，现在也有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无处施展。也就是说，是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开明，年轻人才得以担当重任。省委书记和省长热情邀请年轻人，也是因为他们确实以地方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局为重，没有其他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没有年老、年轻或者嫡系之类的门户之见，惟才是举，大胆起用年轻人。而国务院领导或者中央领导愿意听年轻人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有开放的心，一心一意想推进改革。这是80年代最宝贵的特征：上下有共识，朝野有共识，一起合作，齐心协力。

　　农发组参与了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改革的调研和起草，他们自已也觉得对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城市，建立了体改所，做城市的改革研究也是做得风声水起。据说当时在上海有一个职业调查，问哪一个岗位、哪一个方向是你们毕业以后最愿意去的，结果就是体改所。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没有那么明星化，改革人物却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是明星，后来有一些研究生，比如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毕业以后选择了去体改所，也是“追星族”，他们现在已经将近50岁了，和他们交谈，听他们讲了刚毕业时的心态。这也非常典型地显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那个时候很注意改革政策的宣传、普及，因为每一项措施都需要人民群众支持。1987年曾经在全国搞大规模的关于改革的知识竞赛，，那时类似的活动特别多。竞赛经过了好几轮，有初选、复赛，还要到电视台上决赛，最后有奖品，其中最高的奖品附带可以参加体改所的调查。你看，参加体改所调查竟然成为一种荣誉，一是表明体改所的魅力，二是确实显示出了那是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代。

　　【共识网】：跟这种学风、思潮和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柳红】：对。而且大家特别团结，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经过了分分合合的一些道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我只说北京这个地区的，都经历了中学的红卫兵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彼此就认识，然后上山下乡，又到了不同的省份，之后又考大学，回到北京，或者考研究生回到北京，纵横交错，一个串一个，先是他们三三两两的组合，然后再更大范围的组合，虽说有几位领袖人物，但是更大程度的不是个人的作用，而是机构的作用、组织的作用，他们常常以组合的方式，比如农发组（1981年成立）、体改所（1984年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1985年成立），后来还有一个中信国际所（1986年成立），一直在民间的是就业组、流通组，后发展成国情组，再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调动了很多人，摊子也铺的很大，足够有影响。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其实他们作为朋友都有很多交往，做事互相协作；无论在官和在民互相协作，多有民办官助。此外，在北京有于光远等创建的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办的《经济学周报》；在上海有《世界经济导报》。它们都是青年经济学家发表言论的平台。

　　1985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据点是在南开大学，以南开大学的老师们为主，也是自己拉广告，自己养自己的一个学术杂志，很不简单。然而，之所以能在天津办这个杂志，又是得到了天津团市委的支持，天津团市委书记是张炜，北京大学毕业。实际上，第一拨大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些人毕业以后走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在官有的在学有的在民，然而当他们做事的时候，互相有很多的协作和支持，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精彩的大时代。

　　网友共勉识文：

　　请问柳红老师，在您的记忆当中，要给80年代界定一种颜色，您觉得是什么颜色呢？为什么？

　　【柳红】：80年代刚刚告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颜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80年代是一个告别红色的年代。它可能有很多颜色，但是一定不是红色。

　　冰山一角：八十年代大伙儿的心气儿还是高的，经80年代末一打击，现在似乎都未恢复到当年。可见，心气儿是不能随便打击的。不知柳女士给八十年代的暖意春潮、改革热潮、思想风潮打多少分（100分制）？依据何在？

　　【柳红】：我觉得“心气儿”用得挺好，其实也是当时整个国民的精神，这种心气儿是因为有共识，大家有信心，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而且也有机会，路在脚下。我觉得打分要相对来说，70年代是文革的时候，不及格；往后，如果说现在，也算不及格，那么80年代就给它70分吧。

　　【共识网】：我觉得这个分数也很中肯，有进步、有空间，也比较满意。

　　【柳红】：以后那个社会还是一个欠发展的时期，只不过人们是一心都向往着发展。

　　guxiangdeyun:对八十年代的向往，是否也意味着对当下的某种失落？八十年代中，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不是失落，可能反而是一种希望。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好的时候，80年代有很多的遗产，需要挖掘和继承。现在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需要寻找新的起点，我想80年代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具有社会共识的一个时期。而且80年代还有大批人在世，他们身上保留着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如果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找合理合法的依据或理想的支点或根源，我认为，80年代可能是一个比较现成的，今天可以借鉴的时代。

　　【共识网】：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就是整体向上的精神。

　　【共识网】：刚才很多网友提问柳红老师了关于对80年代的总体认识，现在我们先就80年代的经济这个话题，同时结合着柳红老师这本关于经济学人的书中内容来进行综合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郑子蒙：请问在当今经济学界是否还具有“80年代气质”的经济学人呢，如果有是哪些学者？

　　【柳红】：我离得比较远，不是太了解现在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没有那么近距离地接触，所以我有点说不上。

　　【共识网】：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目前活跃在经济学论坛当中的一些人，哪些是具备当年的80年代气质的？

　　【柳红】：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评论，一定要让我说的话，只是远观，我在微博上看到许小年很有社会光怀。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他。那是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刚刚成立，马洪挂帅，第一批招来的几个研究生，许小年是其中一个，书里还放了他的照片，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都活跃在舞台上。

　　网友共勉识文：我本人对您书中提到的第三代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在80年代，农经领域里面，您最欣赏哪几位经济学人？他们在该领域中作出了哪些贡献？

　　【柳红】：因为他们比我还是大一辈儿的，不是年龄上的，是资历上的。所以我跟他们有些人有近距离接触，有些人没有。我还只能是以文献或者以采访的方式来了解，而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直接的观察。农发组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陈一谘，现在的人们显然已经不知道他了，他是负责人。当时还有一位叫做何维凌。他们早年都是北大学生，都曾经因为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受到过整肃，可以说，他们是最早开始反思这个制度的人。从我采访的人当中，大家谈发展组的故事，还特别认可邓英淘，他也是北大毕业的，非常有知识，而且努力要把这支队伍给训练成一个特别有专业素养的队伍。还有王小强，1979年以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闻名。总之，那是一批极其出色的人，已经被历史筛选过好几回的人。别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似耽误了十年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其实在基层，他们除了了解中国的社会底层之外，也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有很多思考。1978年重新上大学以后，又有机会学当时新的科学知识，比如，当时特别时兴“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什么的，何维凌、邓英淘就是给大家提供知识培训的人物。支持和参加农发组的老一辈还有北大老师杨勋、社科院农经所王耕今、王贵宸等等。

　　总之，当时浮出水面的一批年轻人，都特别有个性，才华出众，把他们聚集在一个机构一个组或者一个所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两个字：包容。

　　【共识网】：目前为止，农发组还有几个80年代就比较活跃目前也比较活跃的一些比如陆学艺、周其仁、陈锡文，他们在当年，可能是现在身居要位了，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他们是不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建议和意见呢？比如开一些学术会议或者讨论的时候。

　　【柳红】：陆学艺是老一辈的，本来是学哲学的，但是因为对农村发展问题感兴趣，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长期做农村发展研究。曾是社科院农发所副所长。陈锡文和周其仁都是农发组的，陈锡文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都在做农业，一生一件事，挺可贵的。前面提到80年代的几个研究所，到1989年全军覆灭了，大部分人被迫改道，周其仁是至今少数还留在学界的人之一。人可以还是那个人，只要不在那个组，那个所，其作用就大不相同。这也是我说，在80年代，那些机构和组织的作用要大于个人的作用。至于你提到的具体事例，我就说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