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与可持续发展

——鲍宗豪教授在华东理工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7-04 作者：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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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模式”的视角来分析，人类城市在变迁过程中，当原有的“城市模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模式的变迁。
    
    为了回应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今后10到20年，中国必须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路，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为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取向、动力，减少发展代价。
    
人类城市变迁史上的诸种模式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用“范式”一词来表明某一时期、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学范例、模式，认为其表征着某一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路径。
    
    我们把“范式”移植到城市的概念上，以“城市范式”、“城市模式”来指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具有不同的城市价值取向、城市形态与功能特征的城市样式、城市模式。
    
    从“城市模式”的视角来分析，人类城市在变迁过程中，当原有的“城市模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模式的变迁。人类城市模式的变迁，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离不开人的历史选择。
    
    从横向的空间坐标来分析，人类城市变迁史大致有“A模式”、“B模式”和“C模式”之分。所谓“A模式”，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特征是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费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也就是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价格不断攀高的主因。
    
    针对A模式给拉美带来的发展陷阱，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增长”的B模式。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所承受的极限造成了极大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因此，应该用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
    
    不过，这种“反增长”的B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平、不现实的。由对城市化A、B模式的分析，中国学者提出了C模式。“C模式”是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扬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注定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以上三种模式，是从横向的空间坐标上做出的分析；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纵向的历史坐标上来观察的话，又可以把人类城市变迁的历史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一是“商业模式”的城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是商品交换之所。中国古代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城市”的自然状态、城民的商业活动、日常生活，故而要在城内兴“市”，以便商品交换，筑“城市”以做好军事防御，保护城市市民的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城邦”，其最初功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海外贸易城市。中国的手工业中心城市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商业、手工业和贸易相关。从11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威尼斯就借海上贸易的便利，并经过几次十字军东征，成为沟通东西方的贸易中心，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王国。
    
    古代与近代城市的“商业模式”，在本质上是与朴素的物质世界观相适应的；对物质世界的尊重，城市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范式”的城市发展。
    
    二是“工业模式”的城市。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西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以最大的推动，既带来了城市文明，又带来了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城市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城市问题的出现，是人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的结果，也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笛卡尔主义及牛顿力学（机械）世界观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社会时期的城市范式是以“工业”（发展各种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批判机械世界观指导下的“增长”模式的缺陷，在反思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恩惠的同时却又破坏了城市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实现城市人本化的设想；1904年，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开始广泛实践1902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就是试图实现城市的人本化、生态化回归。
    
    三是“生态模式”的城市。现代物理学所展现的世界观可以说是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的，它也可以被称为广义系统论意义上的系统论世界观。生态危机唤起人类的觉醒，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所走过的路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钟情“生态城市”。如美国旧金山湾东部海岸的伯克利、巴西的库里蒂巴、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等，都是目前世界上具有标志性的“生态城市”。近年来，中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大都只考虑生物生态、人工自然生态，却不重视社会生态。
    
    四是我们所倡导的“文明模式”城市。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国学者在反思“生态城市”过程中，提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生态城市”，同时预言新的“城市模式”将诞生。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在追求与实践的文明城市，就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文明城市内含着“四大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内含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与价值取向。
    
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
    
    我们暂且以“文明”一词汉语拼音的开头“W”来标志这里所说的“文明城市”模式。文明城市（“W模式”）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概而言之，其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点，即城市的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城市的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和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文明城市的风采。
    
    ——形态文明。文明城市不能没有文明的形象，文明的形象是文明城市的首要形象。有人认为，文明城市的形象是城市文明的“形”和“象”在公众心目中的感受与反映；有人认为，城市的文明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城市的整体印象、整体感知和综合评价”；有人认为，城市的文明形象仅是个人对城市的感受，任何人不能全部感受城市的形象，因为城市形象具有综合性、复杂性、整体性和流动性；有人认为，城市的文明形象是一个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形象，并非每一形象都是文明的等等。我们认为，文明城市的形象是公众在感受、体验城市功能与素质的过程中，对城市形态文明的一种认知、判断，其认知与判断虽是主观的，但它是对城市形态文明的一种客观反映。
    
    ——功能文明。城市的功能文明，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服务、管理和创新三个方面。城市应成为最适合人居的场所，不仅要有合理的空间布局、美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要提供能满足“人居”需要的种种服务。当然，城市“人居”的需要也具有层次性和历史性。城市必须不断从不同方面、根据不同对象、在不同时期，规划与发展城市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人居”功能。
    
    ——素质文明。城市素质文明可从城市的自然环境素质（质量）、城市基础设施素质（质量）、城市市民素质、城市发展素质等方面去分析。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如何，对于聚集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有直接的影响；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中，大型桥梁、机场和地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市民素质文明更重要、更关键，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区分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文明水准高低的指示器，是一个城市不断提升其功能文明、形态文明的根本保障。
    
文明城市的新维度
    
    为了回应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今后10到20年，中国必须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路，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为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更加注重“人口与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城镇登记失业率、住房保障制度、社会救助体系等）测评指标，以便在可持续城镇发展过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取向，注重“第三产业贡献率”、“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引导全国各城市在可持续城镇化、可持续城市化的过程中，使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外向型向内生型转变；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注重“研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等指标，引导各城市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减少发展代价，注重“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节能减排”等降低碳排放的指标，引导各城市减少发展的代价，实现可持续城镇化、可持续城市化。
    
    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突出对“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的关怀，提升城市宜居、可持续城市化的品质，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与机制建设。因此，文明城市在以下五个方面展现了其全新的维度：
    
    第一，对“公共空间”的关怀。一旦我们为城市公共空间赋予更多的人文情感、人文关怀，那么，城市将会使每个人都感到更美好。
    
    如何解决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缺失”现象，凸现“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借鉴西班牙巴塞罗那、新加坡等城市公共空间政策的经验，我们发现，“人均公共绿地”、“城市棚户区改造”、“公共场所道德”等指标，可以更好地引导各城市将易于识别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更新和扩展的目标。引导可持续城镇化、城市化要兼顾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多元文化能在合理的空间配置环境中和谐共存共生，共享城市公共绿地，公共文明。
    
    第二，对“公共需求”的关怀。可持续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必须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基础。从城市需求关涉的人群来看，一般可分为四个层次：城市居民的个体需求，城市群体需求，城市公众需求，城市公共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公众需求中，蕴涵着城市群体的需求，但小团体的需求并不就是城市公众的需求；只有城市大部分群体的需求才是城市公众需求；城市公共需求包含着城市公众需求，但只有当城市公众需求体现了城市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展示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才是城市的公共需求。对“公共需求”的关怀，要以弄清公众需求、强化公众需求的服务为基础，编织城市“公共需求”的大网络，并使城市个体、群体在追求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兼顾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兼顾长远发展的需求。关注“公共设施”、“公共图书馆”、“公交站点布局”、“市民对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满意度”等指标，就是要引导城市在满足公共需求的过程中，提高城市的文明素质。
    
    第三，对“公共服务”的关怀。目前，传统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其他改革为配套的改革思路，正在向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思路转型，“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窗口行业规范化服务”、“法律援助与服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以城带乡，联动发展”等等指标更加受到重视，“公共服务”凸显出以下价值需求：1、体现了政府行政的“公共性”。在伦理价值层面，体现为公共部门的公正和正义；在公共权力的运用层面，体现为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在公共部门的运作过程中，体现为公开和参与；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多中心治理模式，突出财政的公共属性，明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均等化；政府在两个方面需重新定位：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重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树立起“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受托人”的新观念；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二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三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都必须为其行动及后果付出代价或获得收益；4、农村与城市的最大差异，在于农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通过“以城带乡、联动发展”，城市今后将逐步为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四，对“公共管理”的关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的社会管理正朝着新型的城市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发展，城市化进程更加关注“社区民主建设与管理”、“行业风气满意度”、“志愿者队伍建设”、“志愿服务领导体制”、“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等指标。一方面，人们更加强调社会的公共事务，通过公众参与、倡导“公共”精神，寻求“公共领导”，以更好地实现对城市公共事业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对城市“公共领域”的管治、控制有待加强。对“公共领域”的变动、走势以及突发事件，要有预判、预警、预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安全。
    
    第五，对“公共安全”的关怀。公共安全是政府和百姓都特别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公共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关系城市民生、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事。其中，“安全保障”、“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安全生产”、“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群众安全感”等内容，尤为人们关注。人们对城市公共安全的关注，集中表现在：1、增强危机意识，建立公共危机预警机制；2、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3、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行政管理体系；4、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物质和财政保障体系；5、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和公共安全体系；6、建立健全安全的教育、宣传、培训体系，以不断提高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市民的自防、自治能力。
    
    鲍宗豪1949年12月生，浙江奉化人，教授、哲学硕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着重研究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代表性论著有《论无知》《权利论》《知识与权利》《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