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二十岁电影演员表: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资料图片：瞿秋白

资料图片：瞿秋白女儿瞿独伊（来源：羊城晚报）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瞿秋白为第一位。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鲜活亲切的瞿秋白……

　　“父亲是走出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在长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瞿秋白确实是“无比壮烈”地走完了他36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他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瞿秋白幼时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他自幼喜欢诗词，深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

　　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不管多少，挣点活命的钱。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虽然会有同学来坐坐、谈谈，他也偶尔到环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来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这一悲剧给瞿秋白以强烈的心灵刺激，他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时都沉默很久。

　　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了6个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协助下，父亲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把一个自幼迟钝的儿子带在身边。

　　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1916年冬，瞿秋白和三弟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母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读唐诗，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就被罚跪。当时瞿秋白走进书房，大声喝道：“起来，这成什么样子！”表兄生气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瞿秋白说话。事后瞿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法。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父亲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杨之华，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对她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文革”中，古稀之年的杨之华亦遭诬陷，被“监护”了6年。1973年9月，瞿独伊才被允许探望母亲。一见到已身患骨癌而瘫痪在床的母亲，瞿独伊心都碎了，但她强忍着泪水，为母亲梳头、洗澡、洗脚。临别，骨瘦如柴的杨之华神态还很清醒，还巴不得多和女儿谈谈。

　　瞿独伊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瞿独伊突然被提早了几天通知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这时，专案组才同意将杨之华转到北大医院抢救。已病入膏肓的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不到3天的自由空气，10月20日就与世长辞！瞿独伊说：“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在瞿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5年春天，杨之华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女儿。她到了沈家以后，过去的公公沈玄庐十分冷酷地不许她和小独伊见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她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见了小独伊一面。杨之华抱着心爱的女儿亲了又亲，最后不得不独自黯然离开。

　　过了不久，他俩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小独伊，这次他们是一起去的。他们住在杨之华母亲家里，想定了一个办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小独伊偷偷抱出来，然后就将她带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两人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小独伊在大姨太太的照护下出来了，杨之华赶快迎上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小独伊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

　　瞿秋白和杨之华十分沮丧地沿河边往回走着，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瞿秋白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杨之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看到丈夫流泪……后来，小独伊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才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这些母亲当年讲述的往事，自己又沉醉在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呆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别的需要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瞿秋白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瞿独伊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的确，他对瞿独伊的爱，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的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女儿呢？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这时，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不觉模糊了，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因为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

　　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可是，在解放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到5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采访时，瞿独伊戏称他们夫妇俩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据说，“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着：“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90岁的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还充实。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笔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之人。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记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记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并在记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