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在士兵:学习流利外语的秘诀

多年来曾有这様经验，相信有不少学习外语的人仕也有类似情况，便是虽然能够很快地阅读所学的语文，但会话方面却总是无法说得流利。
理由很简单，第一：对着书本时是被动的，书上有甚么，读的人脑里便有甚么，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说话的时候却相反，要自行决定说话内容与表达方式，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亦可说一个创造的过程，当然是比阅读困难。
第二：阅读的整个过程可以独自一个人进行，会话却需要有对手交谈方可练习，就算自己自言自语也很难有足够的话题以供对话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只能一句起，两句止。没有练习机会，效果自然差。
第三：阅读时可以自由调节节奏快慢，随时停顿，随时返回前句。但说话如果节奏太慢，又或者要修改两三次才组织好句子，又或者要想了很久才想到合适的字眼，相信交谈对象亦受不了。故此，学了亦不敢用。
尽管市面上有很多学习外语的教材，可以利用复读机或听着CD跟着读，但是始终也是依赖 CD，不是靠自己思考如何在实际场合应用该语文，往往一到要自己自由发挥时便会阵脚大乱。而且，没有经过实战，亦不会知道自己实力是什么程度。
一般人当然认为最实际的办法是出国，生活在该语言环境中，住上几年，外语保证一定流利。但这些意见对一些既无金钱亦无时间的普罗大众而言有何用处？等于说，吃饱饭便不会肚饿、睡得着便不会失眠、知道下期六合彩开甚么号码便发达……，说了等于没有说。既然有诚意提供方案，当然是：一、你能力范围可以办到。二、我若不告诉你，你便不会知道。(尤其是第二项) a
近年来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可以所费无几的，只要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便足够了。先将之调较至中文台，若母语是英语则选择英文台。每听一句说话便立刻在脑海中将之翻译成要学的外文，学英文则译成英文、学日文则译成日文、学法文则译成法文，如此类推。能译一句便译一句，能译半句便半句，即使只译单字也没有所谓，因为很快会进步的。
每日坚持这样练习一个小时便足够。每次都注意自己不懂的字或表达方式，例如听到「因为……，所以……。」不知道用外文怎样表达，只要留待之后再翻查字典便可，平时看书时亦特别留意有否出现「因为……，所以……。」，当一发现时印象必会很深刻，下次再听到时便可以很快在脑中转化成外语了。此外，再看书时很容易会发现练习时出现过的错误，可以留意如何修正，下次练习时便不会重蹈覆辙。
整个过程是首先透过收听电台来自行在脑中翻译，是实践部份，之后，再查字典及看书以留意错误及不熟识的地方，是修正的部份，实践及修正两部份不断地循环，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自己的进度。大约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交谈了。
这方法不只省钱，还可以省时间。因为收音机大可以一边走路或驾车一边听，所以不必占用正常的时间。但是，最低消费还是需要的，起码要有足够的工具书以作参考，否则，又如何完成修正那部份？其实，这些消费也不过是微不足道。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便是收听电台时尽量多选不同类型的节目，涉猎不同范畴，这样便有一个更全面的学习环境，甚么话题也接触到，使各方面的词汇更深刻、更丰富，表达能力更强。
这是一种「逆思考」的艺术，以听中文来学外语，不是以听外语来学外语。纵观历史，无数重要的思想与发明大都是来自「逆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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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阁下未能实时抽身出国，这方法亦不失为一种极为有效的代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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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每个月读一部名人传记的话，一年之内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12个伟人的经验和智慧都会聚集在你身上。    读名人故事，我最关心的是“真实的细节”。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一篇关于周总理学英语的故事。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许多英语学习者都本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只关注“速成式英语”，而对英美文学不闻不问。今天，新概念主编何其莘教授将给我们讲讲英语学习和文学课程之间的关系。美国大学生不仅要上文学课，还要写文学论文。试问，我们是不是该重新看待文学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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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 first question: the relation of a literature course to the teaching and studying of English.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很大的，可以引用许多不同学者和一些评论家的他们的一些理论，另外可以参照世界上各种不同国家，他们对于在教学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作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问题在中国，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对于我们教授英语和学习英语的人来说呢，我觉得学习文学对于我们英语的学生学习文学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语言。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头，特别是在英文系或者外语系，如果要教授文学，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Well, I'll try to summarize in English. A literature course offe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each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t should aim at improving th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如果大家熟悉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大家就会发现在英语教学大纲当中，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是一定要学文学课的。在最近这些年，全国的英语专业的院校现在已经有400多所了。他们都遵照大纲的安排开了不少文学课，有些课开得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现在也存在着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就是有许多人把这个文学课作为一种叫content course，为什么用这个词呢？
就是说，在语言教学当中经常对于课程的描述有两种，一种叫skill courses，技能课，还有一种叫content courses, 这个主要讲的是内容的，知识型的课，许多学生都把language course认为是一种content course, 认为只是今后如果要想读研究生的人才需要修这样的课。这个情况在国内的大学里头是很常见的，在像北外这样的学校当中也有，有些学生认为文学课对于我们市场经济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今后想去从事外经、外贸，可能就没有必要来学习这个文学课。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应该来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头开一些文学课，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够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生对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有所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教授文学课，讲授文学课的最终目的还不是让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学，最终的目的还是语言训练。The final aim of teaching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reading skill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some authentic literary works in highly polished language.
所以我刚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读文学作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言阅读能力，英语阅读能力，特别是阅读那些由英美人写的这种语言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
在美国的许多学校里头，所有的学生，所有专业的学生都需要起码修两门英语课，在本科阶段。这两门英语课各个学校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学校把它叫成English One and English Two, 有的叫成English One of One因为各个学校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两门课和中国的有些课程应该来说是比较相似的，它的English One实际上就是一种写作课，就是写作课。它是，课上主要是用两本书，一本叫Rhetoric, 就是修辞方面的，实际上就是教你怎么写作，还有一本是Reader, 就是一些范文。这个课是美国一年级的学生，就是我们英语里说的freshman一定要修的，这个是谁也逃不过去的，都要修的这个课。
English Two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另外一门写作课，就是应该属于那种advanced writing course,它呢，不再让学生读一般的范文了，而是让学生读文学作品，然后要求学生在读了文学作品以后，写关于文学作品的一些论文。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个English One and English Two他们这两门课呢还是和我们国内的许多课程是比较相近的。
这个传统实际上是在美国从60年代就开始了，我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我记得80年代初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是作为半工半读，作为TA和Teaching fellow, 我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教那个American freshman composition, 就是English One and English Two，所以对这两门课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在我们国内的大学里头，英语系开设文学课呢和这些课，和美国的English One and English Two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学课就一定要参照他们这样一个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两门课的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我们，我所讲的这个文学课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何其莘简介：
何其莘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首席英语教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十几所国内知名院校客座教授，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教育背景
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984年1月在美国阿克伦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
1986年12月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获得英语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英美文学。
主要作品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文学史》第二卷），与王佐良合作编著，1996年；
《英国戏剧史》（中华社科基金项目），1999年；
《牛津莎士比亚词典》（中国词条），2001年；
《英国戏剧选读》，1992年；
《英语初级听力》、《英语中级听力》、《英语高级听力》（学生用书）、（教师
用书）主编，1992年、1993年；
《新概念英语》（新版）1至4册、《新概念英语：练习册》（新版）1至4册、《新概念英语：自学导读》（新版）1至4册、《新概念英语：练习详解》（新版）1至4册、《新概念英语：词汇大全》（新版）、《新概念英语：录音练习手册》（新版），与亚历山大合作编著，1997年、2000年、2001年、2002年；
《飘》（世界名著注释丛书），评注，1992年；
《儿子与情人》（世界名著注释丛书），评注，1992年；
《印度之行》（世界名著注释丛书），评注，1992年；
《双城记》（世界名著注释丛书），评注，1993年；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莎士比亚注释丛书），1995年；
《英国文学选集》，2003年。
主要科研项目：
“英国中世纪文学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98年；
“高校‘十五’科研规划——外国文学部分”，教育部专项课题，2000年；
“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与思考——欧洲六国的纵向和横向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2年。
主要学术团体：
教育部高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英语组组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全国英国文学学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