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强国txt下载:外语学习的 盲点

外语学习的盲点

　　　　　　　　　　　　　　　                                      　•老　牟•

　　１９７１年我上中学后，英语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第一课的课文是“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初次接触外文，觉得特别新鲜，放学后花了不少时间，把这几个英语单词背了下来，然后默写会了。第二个星期老师叫学生到黑板上默写，我把英文的“毛主席万岁”在黑板上全部默写正确，用的是斜体字，有粗有细，有点艺术感，受到老师的表杨，而另外两个一同来到黑板的同学只写了几个字母。从此我的英语学习就进入了这种被广泛认可的外语学习模式：记单词，默写，就像学习汉字那样。我想我同千千万万最初开始学习外语的中学生一样，被引入到了一个外语学习的死胡同，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永远徘徊在背单词的过程中，永远不会说成句的英语。几年下来，尽管还是如饥似渴地背单词，尽管期末考试成绩屡屡优秀，但我清楚，自己根本不会英文，即使把课文上的生词表全部背下来，也还是不会英文，因为我不能用英文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中美１９７２年建交以后，中国很快开始出现了英语热，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那些有英语底子的老教授或教师，仿佛被人从隐身的角落里推了出来，教起了形形色色的英语班，很多都是私塾式的，几个学生跟随一个老师。后来考上大学的７７、７８级的英文系学生，十有八九是七十年代初期这样开始自学英语的。７３、７４年正是文革后期，现代商业气息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学习外语仍是政治上的敏感区域，但凡与西方沾边的事情常常会招来麻烦，英语热在小心翼翼地推进，好在有恩格斯那句“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的名言，常常被热心外语的人用来作为护身符。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学习班大都是免费的，是通过私人渠道而结成的各种师生关系。

　　我很幸运，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是中学英语老师，他接受了我和另外两位中学生作为他的学生。他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在教学上强调口语能力。他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口语很好，精通日语和英语。我们每个星期和这位老师见一次面，每次一个多小时。我跟这位老师一直学到中学毕业，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用的课本是当时外文书店内部书厅出售的《灵格风》第一册。老师要求我们熟背课文，每周一课，不必默写，只要求说；学了新课，仍要每日将旧课熟背。比如应该学习第３０课，要先将前２９课一口气背下来。发音所依据的是《灵格风》的唱片，标准的伦敦音调，用手摇唱机播放，在注音上不用国际音标，而是在单词上方直接用符号标注韦氏音标。老师告诉我们，英语基本上是拼音的语言，会读、会说差不多就应该会写了。而且如果会说英语，发音正确，写英语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每周见面的任务就是把课文背诵给老师听，剩下的时间就是与老师做英语对话。那时由于张铁生黄帅等人的功劳，学校开始反白专道路，教学秩序混乱，课堂常常无法上课。我便将每天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英语自学中，走火入魔似的。很快，英文水平直线上升，可以和学校的老师用英语说话了，而且中学课本的课文和生词记忆起来也变得轻松自如了。我也突然发现，我所在中学的四五名英语教师中，只有一个人会说一些英语，我的口语能力在一年内超过了我的大部分中学老师。过去苦苦地学了三年没有成效，幸遇新的老师和教学法后，英语能力居然有了如此突破性的进步，我兴奋不已。从我自身的经验中，我深深体会到口语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成了我日后从事外语教学的基本信念。

　　最近看了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萨莉•施威茨（Ｓａｌｌｙ　Ｓｈａｙｗｉｔｚ）的新书《战胜字盲》（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２００３），给了我新的启示，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为什么口语训练在外语教学中如此重要。施威茨教授揭示了美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字盲现象，或曰诵读困难症。在美国大约有２０％的人患有先天性诵读困难症，其主要表现是看着单词读不出音，不能把印刷符号转化为声音，所以无从进行有意义的阅读。一个故事，如果听别人讲述，他们会像正常人那样听懂；而把同样的故事用书面形式摆到他们面前，他们立刻变成了睁眼瞎，无从了解故事内容。既使老师告诉他们某个词的意思，他们一时懂了，但过后照旧读不出声音或认读起来非常迟缓，因为他们大脑神经中的某种先天性缺陷使他们无法把音素转化为声音。用我们的土话说，他们压根不会识字念书，结果也就无从切入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这就如同一个会说汉语而不会拼音的人，面对拼音即刻变成了盲人，读不出音来，也就无从知道拼音所代表的汉字意义了。

　　根据施威茨的研究，人类的大脑结构分为不同的部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人恰恰在支配阅读的大脑部位出现了神经方面的某种短路或错位，使他们在阅读上遭受着与生俱来的障碍。患诵读困难症的人面对简单的文字却往往视而不见，字母和音素无法使他们产生声音的联想，无法把由字母组成的单词转换为有声音的语言，因而无法将有意义的单词转化成大脑所熟悉的口语语言系统。对于这些具有先天诵读困难症的人来说，由字母组成的单词是一堆令人困惑的垃圾符号。在实际生活中，因为阅读的障碍，使这些患者从小学起就在阅读上落后于同龄人。由于一个人的知识主要是靠阅读获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与常人的知识距离则会逐渐拉大。

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学生在任何其他方面却相当正常，甚至非常突出。比如在数学方面，在逻辑推理方面，在美术音乐方面。因为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在其他方面的正常表现，常常使老师和家长迷惑不解。学生自己也非常苦恼，不知道如何才能面对文字，如何才能够像其他同学那样，朗读出声音，理解文字表达的意义。施威茨的研究解释说，正是因为这些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使得他们不得不经常依靠上下文来猜测一个单词的意义，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开启大脑的其他部位来帮助他们弥补阅读神经中枢的缺陷。所以使得支配推理和逻辑方面的大脑部位变得相对发达，如同一个盲人往往会有发达的听觉一样，阅读上的缺陷反而致使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超常的灵性。当然，大脑的这种先天残缺也带来负面的影响，有诵读困难症的学生，在学校常常是自卑的，当被轮到念课文的时候，会借各种理由逃避过去，或钻桌底，或借口上厕所，或以开玩笑来掩饰自己阅读上的尴尬，而且这种学生的辍学率甚高，不少人最后流落街头，被社会遗弃，进了监狱。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外语学习上投入那么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学生到家长，都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到今天，外语系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上仍然是供不应求，是少数从不担心“毕业即失业”的专业之一。外语图书、音像、学习班、讲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和市场。中国英语热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在中国，外语水平常常关系到升学、就业、出国深造、提职、晋升等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外语与一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当一件事情与生存挂起钩来时，其能量和动力是不难想像的。所以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外语热历久不衰，每个大城市都相继出现了不少私立外语学校，贵族式的，高学费，而生源不断。各种各样的补习学校，如新东方，李扬疯狂英语班，考本班，考研班，托福班，加上各式教材，各种音像材料，复读机，词霸、译霸等电脑软件，都构成了中国外语学习的特有景观。

　　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外语教学是失败的。虽然很多大城市在小学和中学就开设了外语课，除了那些重点中学和贵族式学校外，外语教学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一是教师的素质不够，就像我当年的中学英文教师一样，自己都不会说英文，何以谈教学生。二是教学法，虽然整体师资力量比２０年前提高了，但是在教学方面基本还是强调背单词和啃语法，应付考试也许够了，但是并没有让学生入门外语。只有那些最用功的学生，经历千辛万苦，才学出点门道。当一个学生上大学时，他已经学了近１０年的英语，然而他常常发现好像一切都还是从头开始。这正像我中学时所同样经历过的那个怪圈，重复着记住了又忘记的背单词游戏，始终不能学会英语。

　　施威茨的研究所阐释的阅读和口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外语学习的方法。一个正常的人在阅读时，通过发音使文字传入大脑，使文字符号与印记于大脑的口语系统相呼应，从而进入语言的意义系统，产生意义。诵读困难症患者，恰恰是支配发声和拼读的大脑中枢部位出了问题，无法将文字顺利转换为大脑中的口语系统。由此可见，人们阅读时基于声音的，是由符号向声音的转换，即由书面语通过语音向口语系统的转换。口语是储存于大脑内部的语言系统的基础，对于一个正常的英语母语者，只要会拼读就能够完成从符号向语音的转换，就应该能够完成理解词句的过程。然而诵读困难症患者的问题正在于不能拼读，无法完成从书面文字向口语系统的转换。

　　一个汉语为母语的人，在学习外语伊始，仿佛就是一个地道的高度诵读困难症患者，所不同的是，他将面对双重的障碍：他不仅要对付陌生的拼音系统，他的大脑还缺乏书面文字所赖以产生意义的口语系统。一方面他需要学会拼读个体单词的技能，另一方面他必须在大脑逐步建立一个新的语言系统，包括不同的语法和词汇。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缺乏这个口语系统，既听不懂又不会说英语，即使他学会了国际音标，正确地拼出了个体单词，仍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语句的意义。在大脑神经中建立口语系统仅靠背诵单词是不够的，因为语言系统的形成不是靠简单的单词积累，而是靠完整的句式和文法，靠系统的口语交际功能。为了获得这个口语系统，长期的、大段的真实语料的朗读、背诵和记忆是必不可缺的。有了这个系统，单词的记忆就不再停留于字母的组合，而跃升为声音和意义的结合。

　　所以，中国人学英语时，必须首先要做大量的口语练习，做很多的朗读和背诵，一次次地刺激大脑，建立支配新的语言的大脑指挥所。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个体单词的背诵，而是整句整段的课文背诵，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吃透意义的背诵，边说边领会的背诵。只有建立了语感后，记单词才会变得自然和轻松。当然，最理想的外语学习是到那个外语为母语的国家，通过自然的交流而学会说话，但这种情况不是每个想学习外语的人都能得到的。在缺乏自然外语环境的情况下，努力创造和利用各种音像资料，自觉地进行口语训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李扬的疯狂英语教学法，教师带着耳机领着成百上千的学生手舞足蹈地喊英语，虽然的确有点近似疯狂，但在强调口语的重要性上，他是对的。

　　汉语本身不是拼音文字，我们从小学习汉语的时候已经会说话了，已经掌握了口语系统，我们小学语文的任务主要就是看书，识字，写字。记忆词汇和语句是掌握书面汉语的主要途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音节，都有不同的声音和意义，是一个完整的词或词素，每一个字都需要花时间去记忆，会不会认字是鉴别一个人有没有文化的标志，认读和书写汉字又是检验一个人汉语水平高低的标杆。难怪中国不少英文老师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地强调背单词，因为他们骨子里沿袭着自己童年学习汉语的办法，但他们不知道，学习外语不是汉语的识字认字，而是学习一个全新的语言系统，是从零开始的，掌握一门外语要首先从口语开始，是以口语为基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先学会了口语再说，这对婴儿也许可以，对于成人来说，学习口语离不开单词。我们之所以说建立口语的系统，强调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只有把口语交流作为外语教学的首要任务，才能使记忆单词具有实际的意义。

　　在美国教汉语又有不同的情况。在耶鲁大学社区的周末中文学校，有近二百名大陆移民的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会说中文，他们生在美国，母语其实是英文。如果会说一点中文，也是因为受了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在饭桌上学到了一点只言片语。作为中文学校的参与者，我常常告诫老师们，在教学中一定要多多强调口语。这些孩子有别于国内学中文的孩子。在国内，孩子的母语是中文，他们去学校就是要学习阅读和写字。而美国的华人孩子则不一样，他们的母语为英语，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那点中文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中文学校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防止或减缓这种退化，让学生在每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有机会说话，使他们能学会用中文进行交流。如果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孩子还能用中文正确地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中文学校就非常成功了。有了坚实的口语基础，再去识字和阅读，就会容易得多。相反，如果只强调认字，学生的中文能力无从走远，因为它缺乏口语语言系统的支撑。一个孩子在３－４岁时可能会认几百个字，但如果丧失了中文的听说能力，这几百个字很快就会变成无意义的垃圾符号。然而可惜的是，很多家长意识不到每天跟孩子口语交流的重要性，有些老师意识不到课堂上展开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以为学习中文就是认字写字，这样下去，就会把学生变成诵读困难症患者，让孩子学了支离破碎的汉字，让汉字与声音脱离，而无法让他们学会汉语。

施威茨教授写《战胜字盲》的目的，就是寻找和展示有效的途径让诵读困难症患者从字盲中走出来，其中一些方法，就是让学生反复拼读和认读，让字母和文字渐渐与声音挂钩，从而战胜字盲，从而使大脑错乱或短路的那个部位重新连接起来，逐渐达到常人的阅读状态。在这里，中国人常常使用的背诵生字的方法也许是行之有效的。而对于一个学习外语的人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无论是中国人学习外语，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仅有字词的背诵是不够的，而首先需要建立口语系统，学会口语交流，把外语学习建立在口语先行的基础上。这样，外语学习者就可以从那个单纯记忆单词又忘却单词的怪圈中走出来，真正学会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