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修龙象般若功:危险与诱惑—于建嵘教授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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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与诱惑—于建嵘教授的两难


作者 杨小辉   发表于2010-11-11 02:44

于建嵘教授应邀前往江西万载县为当地700余名干部讲课。

  杨小辉                         

  

  于建嵘教授应邀前往江西万载县为当地700余名干部讲课,号召干部们“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而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回应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成为近期的热点话题。 

  知识与权力、学者与官员在此处碰撞出了火花。 

  据《南方周末》10月21日刊发的《给官员讲政治》报道,早些年“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于建嵘,是说什么也不情愿给领导干部们讲课的。于和许多学者一样,觉得此事效果不佳,倒不如埋头做学问、多进行些田野调查来得实在。于建嵘态度的转变,源自2009年一次中共中央党校的课堂。当时,于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命题,向几十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将学员们的情绪调动了起来,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还有一次则是浦东干部学院请于建嵘给基层官员讲课,事涉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60多个县委书记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 

  这一切,让于建嵘突然觉得“事”有可为,他悟出“原来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们才是最积极的学生”。因此,于建嵘准备在2860名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现在于教授成了空中飞人,“2010年10月14日飞太原,15日飞北京,19日飞广州,21日飞杭州,专门给官员讲课”,终于,在11月1日,有了江西万载那一幕。 

  于建嵘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叙拉古诱惑”的典故: 

  公元前368年左右,百感交集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扬帆前往叙拉古。之前他曾去过这个城市,那时叙拉古还处在残暴的僭主老戴奥尼素治下。那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城里有一位仰慕柏拉图,决心投身“哲学事业”的年轻绅士迪恩,他写信告诉柏拉图僭主老戴奥尼素死了,现在掌权的是小戴奥尼素。迪恩认为新君主乐于接受“哲学”,并有公正行事的愿望。 

  无论何如,迪恩是一个热心的人,他盼望着奇迹的降临。他说服了自己,又试图说服柏拉图:小戴奥尼素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成为一个讲求哲学、公正行事的统治者。柏拉图尽管心存疑虑,但他还是得出结论:如果不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并竭力让小戴奥尼素致力于正义,那么自己将会背上懦弱的指责。于是,柏拉图决定走一遭。 

  但是,他故地重游的结局依然令人失望。很显然,小戴奥尼素只是希望在学识上镀镀金,而且他也缺少必要的训练和能力。正如医生不能违背病人的意愿进行治疗一样,事实证明,想让小戴奥尼素登堂入室,臻于哲学和正义之境也是不可能的。结果一切都徒劳无功,迪恩被流放,柏拉图黯然离开。 

  然而,六七年之后,他又回来了,还是应迪恩之邀。尽管还在流放中,迪恩依然听说小戴奥尼素又捡起了哲学,并把这件事情告诉柏拉图。起初,柏拉图不为所动,他怀疑小戴奥尼素只是为了平息“朽木不可雕”的流言。但是,顺着与促成第二次旅程相同的思路,柏拉图决定第三次去叙拉古。柏拉图下车伊始,就发现这位君主变得越发傲慢了,他认为现在自己已经是个哲学家,据说还在写一本书。这个培养“哲学王”的事业失败了,柏拉图除了自责之外,不曾批评任何人:“我生自己和那些要我来的人气,但没有理由生戴奥尼素的气。” 

  在笔者看来,于建嵘教授多少有点“重回叙拉古”的政治情结。正如柏拉图的失败一样,于在万载给“官员讲政治”的遭遇,无疑是一次知识分子的叙拉古之旅。因为于建嵘冀图“改革就从他们开始”的陈晓平,认定“强拆”在技术上是高效率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陈或许判定于建嵘书生气十足,课堂型的头脑一点也不开窍,于是私底下试图通过“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样的“棒喝”惊醒“脑子里少根筋”的于教授。这和当年嘉禾县委、县政府宣称“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一样,都是一种自恃“真理”在手、颐指气使的做派。但兴许这些官员都忘了革命导师的谆谆教导:“……还没有过任何统治阶级能不依靠自己的知识分子而站稳脚跟。”(斯大林语) 

  读书人要以学术为职业,可以两途而为之:“为了”学术而活,或者是“依赖”学术而活。草根出身的于建嵘面对这样的抉择,毅然选择了前者。他似乎是“为了”学术而生活的人,在一种内在心灵意义上,把学术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以学术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因此,讲台上的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开骂。尽管有点“重回叙拉古”的政治情结,但依然难掩“好持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的书生本色。 

  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所论,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在于,为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政治制度与现实社会中的不公不义。简而言之,知识分子须是独立的观察者。 

  我们希望于建嵘教授“给官员讲政治”的举动不会对知识的追求造成伤害,并祝愿其学术之路和中国的政治文明之路一样愈走愈宽。 

  (作者系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