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京城太子爷: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最焦虑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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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最焦虑的2010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4日 07:10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于建嵘2010年12月3日在北京大学 刘震摄于建嵘 “最焦虑”的2010
赵杰
2010年11月，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关于此事，于建嵘在微博中描述道：“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700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7年里，由于没有户口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今年(2010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7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2009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损害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10日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11日—14日清华、人大、北大、清华；15日山西编办；19日厦门大学；20日广西编办；22日杭州市委党校；23日山东大讲堂；25日浦东干部学院……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2010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时“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他3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