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一天

于建嵘冻得发红的手越过头顶，扭动旋钮，打燃两米高的一盏煤气炉，在浙江乐清时颈椎老伤复发，他的领口露出拔火罐留下的深红色印痕，动作稍显费力。

1月4日午后，于又从一处基层现场返回位于北京通州的家，2010年积压的冷空气这才从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慢慢散去。

于家客厅的东墙上，挂着一幅用上访者寄来的信封装裱成的画，沙发上还堆放着各地上访者在这个平房小院中的留影，这些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中传开。人们很难一一记住这些面庞。于将他们统称为“我的兄弟姐妹”，并将一些人像手绘成油画，斜靠在房屋各处的墙根旁。

客厅里没了饮用水，一盘红枣表皮发蔫，冻成硬块，于仍然一颗颗丢进嘴里快速嚼碎。这天下午，他开始在北京生活的第十个年头。

反思：“不要高估公民观察”

于建嵘认为，不能高估观察团的价值，所能做的只是指出政府应对质疑的方向。

“村长”之死催生网络中的聚合。学者、律师、媒体人希望组成一种新的公民参与形态——公民观察团。那两天于建嵘颈椎整夜胀痛，只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微博动议不自觉将他推向领头者角色，只得一头扎进浙南阴冷的空气里。

更多人希望观察团能促使政府公开承认更多真相。“我们没有权力在警方侦查阶段看证据，不要高估观察团的价值，我们能做的只是解释社会情绪对抗的原因、并指出政府应对质疑的方向。”于建嵘对本报记者说，他坚持仅去现场核实土地问题。

于试图避开纷扰。他从温州飞机场直奔村庄，并未与旁人会合，只身与助手进入事发地。但入村照片仍然被人拍出。有人在微博照片中用白色圆圈框出于建嵘，他穿一件普通棉衣，两手插在兜里，面无表情地从跪倒叩首的人群中穿过。

“有人指责我太淡定。真是什么都不懂。”于差点骂出一整句湖南话。他认为很多评论者并不了解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像他那样熟悉中国农村，他也频频强调自己曾是刑辩律师。“我一到现场，就基本明白了，但缺乏证据。”

于建嵘更愿意从学术规范角度做出反思。“有些人观察到的东西可能带有强烈的表演性。”于建嵘说，“如果你拿着相机，或者有些人还拖着箱子，或者还上前叫人起身，这就已经不是观察，而是让被观察者开始自觉的做戏。”

这种经验判断有它自我完备的历史，在去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于回顾了他在世纪初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案例，其中所费时间最多的，即是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梳理。

于至今未公开具体的结论。中央电视台即将在北京访问于就此行的体会；新华社则在温州采访了观察团的其他组织者。节日没有冲淡关注，各方仍在等待消息。

谨慎背后，他对案情已有一套推论，并对此甚为自信。许多记者曾听他讲演“复盘”，再次说起这段时，这个颇具性情的湖南人突然站起身，在几段现场描述过后，黑框厚镜片后的双眼放出光亮，他就像刚为油画刷好底色的画师，在煤炉投射的红光里手舞足蹈——全然忘了他几天前还动弹不得的脖子。

微博：“怎么找到姚晨的私信？”

姚晨在信中表达对于的敬重，但于只知她人气很高，通过家人提醒才想起这个“嘴有点大的女孩”。

于所住的小堡村又名画家村，各色艺术工作室在寒风中闭门停业。4日下午，于的画家朋友老杨和一位学生如约串门。在这个艺术从业者聚集的地方，从未断过来自各地的上访者，专用的几个材料柜已塞满一个十多平米的房间。

但过去一年，公众眼中的于建嵘有了更多面相。他大骂县委书记和听课官员，对突发公共事件评论尖锐。即便是新年伊始阴冷的普通一天，他极力去掉粉饰后的发言，仍不免形成热议。

与记者围炉对谈中，于一直手捧电脑，凝视着微博上最新的回复。他去年10月开通微博，至2011年1月5日关注者超过27万，于关注的对象则遍布学界、媒体圈和有特别遭遇的用户。

“微博还算不上观察社会窗口。它对我最大的功能是过去有些愤怒没处说，现在可以对大家说说，别觉得自己在上面有天大的责任。”于建嵘对本报记者说，一位关注于建嵘微博的媒体人说，“他的话语总是暗示自己出生自底层，会尽力为农民讲话。”

最初，于建嵘编排一些学者好友的段子，名人“粉丝”圈子相互交织，更多人开始熟悉他。于想给老杨和学生看看演员姚晨前不久给他的私信，他在每天数以百计的私信中一页页翻寻，这个过程花了不少时间，才主动问记者“怎么找到姚晨的私信？”

姚晨在信中表达对于的敬重，但于只知她人气很高，通过家人提醒才想起这个“嘴有点大的女孩”。

千万人心中有着不同的“于建嵘”。渐渐地他也形成自己的发言习惯，他与个人对话时往往异常客气，多敬称对方；但涉及公共话题则言辞直接。

微博为关注者创造了一种贴近的假想。于建嵘近来常收到素未谋面者奉送的画像。他们未必读过这位48岁的教授游历多年记载的中国村庄的政治变迁，可能从未涉及过他提及的“底层政治”、“抗争性政治”之类概念，却能比照着出版物的宣传照临摹出于的模样。

油画创作者老杨直说画像不好，显得于脸部僵硬，在他心里，于建嵘是上佳的饭局组织者，“想吃鱼，找老于”。在寒冬缺少人气的画家村，老于会带来外面世界的故事。

学生向于建嵘报出今后几天活动时间安排，但他对大部分邀约都印象不深。其间，仍然不断有电话打入，邀请他做采访上节目。

对话：“我们不能跌破底线！”

如果考评机制不变，土地价值评估权力不转移，我去当县长也要搞强拆。

晚饭是一场艺术圈的局。于建嵘并不准确记得这些邻居的名字，但被拉到人群中也不显异样。他对着这群独立画家、美术馆馆长、演员、雕刻师、歌手，又讲了一遍在温州的经历，依旧神采飞扬。

于建嵘有一句每见生人都会提起这句话——“别把自己当人物”。如果有人向他授奖，他习惯用这句话做些推脱；如果有人问他养生秘诀，不喜烟酒的他也会这样回答。

刚落座时，于向新朋友赠书，一位蓄着山羊胡，长发齐腰的雕刻师兼歌手急急忙忙拆开书封说，“请于老师留墨！”于一手挡开，近乎呵斥道，“何必搞这套”，“这算什么书”。他有意与学者光谱疏离，1989年前他一心干好记者，后来下海成为律师，这些职业的习惯依旧留存，在与众人寒暄之后，于才开始断断续续与记者对话。

宴席散去，于建嵘的疲惫感没有消失。席间一位上访者打来电话，于建嵘只说“不见”，对方依旧试图劝说，于只得说“天塌下来也是你的天，春节前我需要好的心情。”饭桌上众人沉默半晌，又齐声说“于老师是懂得拒绝。”

“你只要说见，全都来了。你说不见，他们也会来的。”于建嵘一脸无奈地说。

《21世纪》：这两年基层治理领域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性的问题？

于建嵘：矛盾正在扩大。我们应该注意从去年开始，对集体土地的征收从城郊大量转向了农村，甚至开始把农民的住房也拆掉。这会带来几个变化。一是利益主体改变，原来主体有政府、开发商、农民，政府有时也许会中立一些，现在政府直接征收储备，并且都害怕政策变化，在加快时间征收。二是农民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增加了生活成本，对农村稳定影响很大。

《21世纪》：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政府处置基层问题的模式是否在完善？

于建嵘：这次事件政府处置还是有些共性。一方面政府有一些应对经验，事发地离县城远，容易将其孤岛化，既没有直接进村去引起冲突，又注意阻断外界与村庄的直接联系，实际上避免了像石首、瓮安那样的骚乱。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政府在信息传播上还是比较被动，这可能是有的事实机缘巧合，不便对外说，也有宣传话语老化的问题。

《21世纪》：你去年密集给官员授课，也获得一些认同，通过这种互动能缓解土地矛盾吗？舆论频频关注这类案例，会否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

于建嵘：（土地征收）这其中利益太大，官员听课只是个体认同，但是他做决策的时候还是被大的制度约束，如果考评机制不变，土地价值评估权力不转移，我去当县长也要搞强拆。政府现在亟待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利益要摆正；二是官员风气要正；三是程序和手段要正；四是上级政府要加大监督力度。

集体无意识我认为不会发生，但是需要意见领袖不停地呼吁，需要有人发出声音。拆农民的房子，这个底线千百年来没有人去突破的，我们不能跌破底线！因此我们的焦虑感最近特别严重，如果我们不充分把握现在土地政策下正造成的时代性的大迁徙大拆迁运动可能的危险，恶性事件还会发生。

附：于建嵘简介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