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流年:必须重视和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访国家环保总局自然司司长杨朝飞

必须重视和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访国家环保总局自然司司长杨朝飞 姬钢 2002-05-22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物资。近年来，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手段，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并通过对世界遗传资源的控制，进而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和经济掠夺。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我国遗传资源的管理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为此，记者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方面的几个问题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自然司司长杨朝飞。

　　记者：杨司长，为什么国际上如此重视遗传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请您先谈谈遗传资源的重要价值。

　　杨朝飞：生物遗传资源的价值十分重要，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其密切相关，在工业、农业、医药、旅游等行业随处都可以发现遗传资源所发挥的重要价值。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发现的高产、稳产的杂交水稻，也是建立于野生水稻遗传资源的基础上的。上个世纪末，全球经济飞跃式的发展得益于IT产业的贡献，21世纪则是生命科学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作为生物科学基础的遗传资源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记者：发达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极为重视，与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很有限，这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杨朝飞：国际上已经将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占有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甚至将遗传资源管理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澳大利亚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大体上分为联邦政府和州、领地（自治区）政府两级。在联邦水平上，澳大利亚在1982年就依据《国家宪法》，颁布了《野生动物进出口保护法》、《海关禁止出口条例》，用以管制大量生物活体及其标本的出口。1999年，澳大利亚深化了遗传资源的管理，扩大了遗传资源的管辖范围，将种子、水果和其他本土植物资源等也纳入了管理的范畴。为此，还发布了《联邦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在保护本国遗传资源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鼓励国内有关机构获取国外遗传资源。

　　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普遍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因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生物遗传资源，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采取合作研究、出资购买、甚至偷窃的方式，无偿地获取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先进技术，开发出新的药品或作物品种，再申请专利保护，并将成果以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的形式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获取高额利润。例如，1997年，有“皇冠明珠”之称的印度香米被一家发达国家的公司申请了专利，直接影响了印度每年3亿美元的香米出口。尽管后来印度政府费尽周折，仍旧失去了16项专利权。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发展中国家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许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国、提供国反而成了受害国。

　　记者：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方面处于怎样的情况，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杨朝飞：我国是世界上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发达国家掠取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地区。例如，大豆原产于我国，世界上90％以上的野生大豆资源分布在我国。美国孟山都公司利用我国的野生大豆品种，研究发现了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标记基因”，向包括我国在内的100个国家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申请。其申请范围涵盖了所有含有这些“标记基因”的大豆及其后代、具有相关高产性状的育种方法及所有引入该“标记基因”的作物。该专利一旦申请成功，将直接影响我国大豆的科研、生产和出口。猕猴桃原产于我国，其资源流失到新西兰后，被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已畅销全世界，并源源不断地销售到中国市场。就连北京市场上的烤鸭，竟有90％为英国“樱桃谷”品种，而“樱桃谷”正是中国北京鸭在国外杂交的后代。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的确切数量难以统计。据估计，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为1∶10。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管理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是由研究机构进行管理的，输出渠道混乱，任何拥有生物遗传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可向国外公司提供遗传资源。第二，现有管理机制没有合理解决遗传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的惠益共享问题，根据不平等条件分享的很少的惠益也被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所得。第三，很多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公司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管理制度；二是缺少统一调协的管理体制。国家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管理机构也不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不清，地方基本没有管理机构。

　　记者：针对当前形势和现状，您有什么建议来加强我国的遗传资源管理工作？

　　杨朝飞：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对生物遗传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保护和管理工作。特别是针对领导干部缺乏遗传资源方面知识的情况，在各级行政学院等院校开展相关培训，提高他们保护遗传资源的意识，切实加强管理工作。

　　此外，还应该系统研究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体系。多年来，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共享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议题之一，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甚至将其作为遗传资源管理体系的核心思想。在联合国谈判过程中，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终于将“生物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写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保证资源国家拥有遗传资源所有权及对研发成果、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的分享权。2001年10月在德国波恩通过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准则》，公平分享惠益作为《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促进合法获取遗传资源，保证公正、公平地分享惠益。倡导“惠益共享”可以确保本地在生物资源的出口合作中能够获取应有的回报，以体现遗传资源的合作利用对发展社区经济的真正价值，使当地群众能够从中获益。我们应该加强对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问题的研究，在加强国内管理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立法谈判活动。

　　要加强有关遗传资源的立法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鉴于国家环保总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牵头部门，而且其他国家也都是由环保部门负责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因此，应该建立由环保部门牵头的统一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监管机制，理顺管理体制，明确部门分工，确保遗传资源的合法获取和公平、公正的惠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