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众的蓝海》连载二：创业伊始：江南春的永怡之旅

中信出版社

　　第二章 ：

        万事开头难，难以想象完美的后续会没有一个成功的开始。由此，若要谈起江南春创建分众传媒，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与江南春任总经理经营多年的永怡传播公司完全割裂。

　　永怡传播公司的伊始，为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江南春以及他的造富人生揭开了并不神秘，但却意义非凡的序幕。

　　春风劲吹江南—初生牛犊不怕虎

        济慈说：“谁也达不到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做苦难并且日夜不安的人。”

　　在江南春心中，大抵诗人的形象就如同济慈描述的一般：“他们携带着来自上天的密令，怀中藏着致命的武器，却用脆弱的花朵抵御现实的侵害。”

　　于是江南春活着，写着小诗，“仅仅出于怀念或者想象”去感同身受于李克尔“罗马怎么样，它在崩塌”。学生时代，他是一位校园诗人。

　　学生时代的校园诗人

        提及“江南春”，家喻户晓的是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承载着诗人对江南水乡的陶醉。而江南春恰恰也是一个诗人。

　　认识江南春的人，在向别人介绍他的时候，总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以前，他是个青年诗人。的确，江南春是一个诗人。早在大学时代，中文系出身的江南春就充满着无限的浪漫主义情愫，并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抒情时代》。

　　1973年3月出生于上海的江南春，并没有上海男人特有的细腻，魁梧挺拔的体形使得他更像一个十足的北方汉子，充满功成名就的男人魅力。而“江南春”这个富含江南水乡色彩的婉约名字，并非许多媒体渲染的是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父亲取自于宋词的词牌名，而完全来源于偶然中的巧合，“我的父亲是一位严谨的财务会计，母亲是个小创业者，承包有自己的门店，完全不是传说中的书香门第。我姓江，我们家是朝南的，又是出生在春天，所以叫江南春。南说的是空间，春说的是时间，江南春本身只是一个时空概念的名字”。

　　虽然江南春不是坊间流传那般自幼饱读史书，深受礼仪书香熏陶，但也许正是由于“虎父无犬子”，这个诗一般的名字还是承载了父母双亲太多的冀望与期待。父母对江南春的未来是这样规划的：“争取考个好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

　　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朝着父母的期望进行着。江南春自小便在文学上初露锋芒，并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据江南春本人所说，他在诗歌文学中的所有成就全然是因为小学五年级的一篇东拼西凑的作文，正是这样一篇普通的作文标志着江南春“虚荣心”的第一次出现。事情的经过其实非常简单，甚至简单得有些令人忍俊不禁：小学五年级时，江南春东抄西拼的作文出乎意料地得了一个全班最高分，被老师当做范文当众宣读。从此以后，江南春一发而不可收，每次作文都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得第一誓不罢休。

　　江南春本人将自己的这条发展轨迹归结为“虚荣心作祟”的结果。而这小小的虚荣心成为一颗催人奋发的生命力极强的种子，不断地激励着年幼的江南春。从这以后，习惯被当做范文作者的江南春也因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凭借着过人的文字禀赋和不懈的努力，大大小小的奖项伴随着江南春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但真正见证他青少年时期文学创作巅峰的，便是其在高中期间所获得的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而江南春本人也由于出色的文学才华于1991年被免试保送进入全国知名的重点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上天的垂青，再加上文学上的天赋，以及江南春本人对文学创作的敏锐，或许会造就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命运并非按部就班地以一种常规的轨迹左右着江南春并不平凡的人生。

　　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江南春俨然成了一个幸福的学生诗人。“每当清晨，当我翻身下床，看昨天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必会更加纯粹。”

　　江南春每天无忧无虑，徘徊在幽静的象牙塔深处，找寻着创作的灵感，坚持、秉承着成为诗人的梦想。他会用整个下午留心前桌的漂亮女生，并郑重地为她写下精彩的评语，而在傍晚时分，江南春又通常会鼓足勇气到学校舞厅涉足一场爱情或者被轻易地拒绝。但无论怎样，待到月黑风高之时，他一定会独自回到寝室，轻轻松松地写起小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也就是这样一位浪漫细腻的校园先锋诗人，在入学后不久便凭借着其在校园里广为传诵且颇具影响力的诗歌创作才华被推选为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的社长。那些令他在校园里小有名气的诗歌作品，也逐一被收录在了他的个人诗集《抒情时代》中。

　　正是因为江南春手里有这两个无法被人轻视的“硬件”：其一，大学时代，他就是颇有名气的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社长；其二，他以个人的名义出过一本诗集《抒情时代》，并且诗集所取得的效果和影响也非同一般，让他和其他的富豪老总们很容易地区别开来—虽然也有不少老总热衷于将自己的管理思想、人生感悟编成员工的必读教程，但能像江南春这般“真玩”，而又玩得有模有样的老总却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熟悉江南春的人在介绍他时，总是喜欢强调他十多年前的身份—诗人和文学青年。

　　可能是由于长期接受厚重的文学熏陶的原因，江南春的思想较其同龄人更为成熟稳健。他说：“我是个两极化的人。散文、小说都不会写，我的风格就是诗歌，具有超级想象力的诗歌，第二个就是极理性的分析评论。”

　　但是，江南春坚持认为自己“虽然诗人的气质还是有的，可还是不能被称为诗人”，因为他还不能“把世界的苦难当做苦难，并且日夜不安”。但对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却有足够的自信，“我是一个不爱到处跑的人，中学6年，我的所有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看书上了，而且常常拿着别人的范文模仿写作，作文水平比较好，拿了一些奖项”。

　　当再谈起那些往事，已经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江南春说，如果他坚持保留那份纯真的话，今天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诗人。直到1992年，江南春还沉醉在唯美而又抒情的文学世界里。“满以为自己会成为女生追捧的中心。”

　　我们无从得知少年江南春的诗人梦色彩如何，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江南春没有成为一个诗人。

　　1992年那场市场经济的浪潮改变了世人的看法，更改变了诗人的梦想。几乎在一夜之间，江南春发现，校园后门卖水产的个体户比他这个校园诗人还要受女孩子的欢迎。所以，每当有记者追问江南春大学时代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崇拜作为诗人的他，江南春总是很无奈地摇摇头说：“这方面很失败，当时是90年代，诗人和诗歌的灿烂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是生不逢时。”

　　正因为意识到诗歌对他来说正像青春期的某些症状，过了一个阶段就会渐渐消失，江南春选择了“弃文从商”，后来他自嘲是“功利性”地选择了放弃梦想，并且在此后十多年间都不再敢动写诗的念头：“本质上讲，我是个商人，而不是诗人，可能是因为我有宁波人的血统吧。那时我总觉得，诗人、作家都是被人关注的群体或对象。我是个功利的人，如果诗歌不再被世俗关注，不能再体现其应有的‘商业价值’的时候，我就当仁不让地放弃了诗歌，放弃了成为诗人的梦想。”

　　现在成名后的江南春偶尔也会想搞一次聚会，以文学和诗歌的名义，与老朋友回顾那些略带有幸福与沧桑的岁月。“也许我本来就应该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只不过现在‘蜕变’成了会创造生意的小资派。我想以后公司的具体工作不用我做的时候，我就专心思考创意。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写写文学和社会评论，最好将来还能写出类似于《英雄》的影视剧本来，拍一部武侠电影，用我对电影的感悟去体现我隐藏在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的文学和诗歌的灵感。”可惜的是，身在商场的江南春却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展现头脑里的文学基因了。

　　正如江南春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坦言的那样，他认为文学和诗歌对自己的性格有最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对商业的看法。他觉得应该从人最终、最原始的需求或动机来观察产业的发展。正是文学和诗歌所带给他的这种特质才使得江南春对商业异常的敏感，这种敏感深入骨髓，细微到了极致，达到他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地步。可以断言，正是这种诗人气质与文人特质成就了江南春以及他以后的所有事业。所以，即使江南春不再写诗，不再摆弄他曾经心爱的文学，也无法代表江南春本人对诗人身份的脱离和追求；无论江南春在商业上获得如何大的成功，都不会忘记学生时代，他曾是个诗人。

　　精心策划的成功竞选

        进入大学后的江南春矢志不改，仍然“虚荣”地巴望着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在校园诗坛的活跃与积极，使得江南春瞬间成了华东师大家喻户晓的校园名人，而直到今天，他的那些小诗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传诵。

　　其实，成为诗社社长仅仅只是江南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闻名于师大校园的一个契机与开端。江南春怎么会甘心停留于大学一年级便拥有的“夏雨诗社社长”头衔呢？这个头衔不过是他宣泄“虚荣”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绝不是最后一个途径。

　　半年以后的1992年，江南春便凭借“夏雨诗社社长”的身份，计划参选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学生会主席一职。在大学时代，能够当选一个学校的校学生会主席无疑是件无上风光的事，喜欢被人瞩目而且“虚荣心”时刻膨胀的江南春是必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

　　据江南春的师兄，也就是日后江南春分众传媒的左膀右臂和好搭档嵇海荣介绍，根据华东师大传统，在以往的历史上，竞选学生会主席的一般都是大三的学生，而江南春提前一年便顺利当选，这在当时的华东师大是一桩十分爆料的新闻。江南春的胜利主要得益于他的口才和事先充分的准备工作。

　　其实，竞选学生会主席的过程便已经真正地、完美地凸显了日后江南春立足商场的根本资本—聪明的头脑、冷静的理智，以及善于审时度势抓住能令自己和别人亢奋的脉动。借用江南春爱说的一句话：“事实上，我的大学时代，基本上就决定了我的今天。”

　　当时在校学生会主席首轮选举中，江南春瞄准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哲学系的钱海—当年参加中国大学生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江南春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钱海参加本系竞选演讲时，偷偷前去现场观察，了解敌情。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钱海的名气和能力完全在其他人之上，而且差距巨大。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最“热门”的同学却连本系的小组选举都没有出线。

　　自古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剧，怀才不遇、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伤感，被人们一遍遍不假思索地叹咏。往往越高的才华，换回越多的失落。“因为大家都把他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谁也不愿意帮他，他被孤立了。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给了我很大震撼，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凭你的才华，关键是你能统占整合多少资源，然后达成一个整合的目标。”江南春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毫不掩饰自己悟到这个道理时的欣喜若狂。

　　参加了院系校主席初选，在校级竞选的第一轮过后，只剩下包括江南春在内的6个人参与竞争了。那时的江南春已由于其神乎其神的演讲，成为各方势力“绞杀”的下一个目标。当时他想：“我不想让钱海事件在我身上重演。”

　　于是，被“钱海事件”所警醒的江南春做了一个令自己非常得意的举动—“合纵连横”。投票前的几天晚上，他分别跟各个院系的学生会主席沟通，交流自己对于竞选校学生会主席的观点，同时也听听他们的想法。当然，这样的交流往往安排在学校的某个小饭馆，10块钱就能吃一顿饭，叫上两个小菜，再喝点小酒。而这十多位握有实实在在的投票权的各个院系学生会主席，为江南春高票当选校学生会主席铺开了康庄大道。

　　也许是觉得各个院系的学生会主席的撑腰还不足以使他令人信服地当选主席，江南春的策略及手段在接下去的极致发挥，更加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江南春的师兄嵇海荣作为在任的校学生会主席，主持了整个竞选过程。据他回忆，经过了前期的初选，最后一轮的竞选按照惯例是候选人的演讲与即兴问答环节。当最后6个候选人集中在学代会上亮相演讲时，江南春是唯一一个脱稿演讲的。由于他第一个上台，这给后面的竞争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乱了手脚。

　　而据江南春本人透露，为了能够脱稿演讲，他提前3个月就开始准备演讲稿，而且还请中文系关系“铁”的老师修改多遍。临近竞选的1个月，为了确保自己胜出，他每天背20遍。

　　正如江南春所料，竞选的时候，文采风流、书生意气的江南春第一个上台演讲，不仅演讲精彩，回答问题更是无懈可击，很多台下的对手已经决定放弃竞选。第二个上台的便是他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江南春的出色表现，这个同学临时决定改变策略，于是对台下的同学说：“江南春同学把我想要讲的都讲完了，但是我更懂得倾听……”话还没有说完，台下江南春的一个“托儿”马上站起来质疑：“你的这个特点最适合在江南春手下当一个部长。”台下哄堂大笑—出众的口才和成功的策略，使江南春一举成功，高票当选，顺利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学生会主席。

　　江南春以绝对领先优势，毫无悬念地当上了校学生会主席。如愿以偿的他一时间风光无限，满面春风。可是，江南春却因此欠下了160块钱的“巨额”外债，这为后来他打工还债埋下了伏笔。这次精心策划的“金钱选举”和竞选过程中的“钱海事件”也印证了江南春所欣赏的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人生最大的缺憾，便在于不能重新来试过，不可逆转。既然无法逆转，也就应该十分坦然。选择另一条路会怎样呢？或许更好或许更糟。”

　　为还“巨债”初闯广告业

        “由于竞选过程需要和许多人沟通、拉选票、吃饭喝酒什么的，不经意间一下子就欠下了别人160块钱的债务，这在当时可是大数目”，江南春回忆道，“在1992年，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欠债160元，难以想象”。事实上，这位众人注目的校学生会主席兼诗社社长，并非出生在锦衣玉食人家中的富贵子弟。和绝大多数上海本地人一样，江南春的家长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亲做财务会计，母亲经营一家小型的便利店，所以用江南春自己的一句话说：他并不是天生有钱的主儿。

　　祸兮，福之所倚，这东方式的智慧哲言昭示着江南春的否极泰来。负债后，江南春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计算一道关乎人生转折的数学题：“花很长时间写一首诗歌，一则评论文章，报酬可能只有30元；编撰一个广告，区区5个字，回报却可能高达1 000元”。计算的结果就是，诗歌不能再写了，评论文章更不能写，而创作广告才是“正道”。

　　不管怎样，正是因为欠下160元人民币的“巨债”，为江南春拉开了“下海”的序幕。

　　为了还债，江南春帮人做过家教，也干过每天挣七八块钱的“累死人”的体力活，也曾协助忙于寻找工作的大四师哥师姐们完成毕业论文，赚取少量的物质回报。

　　谈及还债的这段日子，江南春津津乐道：“大学二三年级打工，做社会调查，最开始和同学们一样，每天赚七八块钱。后来我加以总结，认为应该调动更多力量，于是在调查问卷上盖上华东师范大学校团委的公章，拿到居委会去，让居委会的老妈妈去帮忙做调查。一声感谢却换来收益的直线上升，每天可以得到远远超出七八块的回报。”另一个兼职赚钱的方法就是打扫仓库，他说：“20元一天。但我扫了一天后，别人就说明天不用来扫了，一个月只需要扫一次就可以了。”

　　各种兼职，虽然很辛苦，江南春还是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回报，但他仍不满足。仅凭着这杯水车薪的收入，想要真正还清这160元的债务，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有钱人”，需要的是一段十分艰难而又漫长的时间历程。“虚荣心”强烈的江南春这时有些心有不甘了。因为此时他的梦想已经变成了找一个既可以轻松挣钱，又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打工之道。他说：“上一代没有积累，我不得不很早就自己赚钱、创业。而且我又刚交了女朋友，花费比较大，所以少量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我平时的生活开销，可我也不愿意再回家向父母要钱。父母毕竟也不太容易。”

　　不知是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还是天无绝人之路，亦或是自助者天助，江南春终究还是得到了上帝的眷顾。1992年底，就在江南春幻想着能够轻松挣钱、还钱和攒钱的时候，上海亚太电影电视公司下属的一家广告公司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委托江南春招聘大学生勤工俭学做兼职，一个月底薪300元，提成另计，主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接、拍电视媒体广告。按照这家广告公司招聘大学生兼职的正常流程，江南春首先应该登海报公开招聘，可他并没有这么做。江南春的考虑在于：一方面，这个广告兼职是一个既可以发挥其文学专长，又可以挥洒他经商天赋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每月的300元底薪更是对当时的他构成了莫大的物质诱惑。

　　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于是，江南春利用自己是校学生会主席的这个“政治资本”，捷足先登。得知消息后，江南春便立刻欣然揣着招聘海报前往广告公司应聘兼职。正好这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是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前任社长。没有别人竞争，再加上前任诗社社长的鼎力相助，江南春毫不费力地给自己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兼职工作。而这份工作也是一个与江南春的希望与梦想最契合的舞台—广告传媒业。

　　上海亚太电影电视公司的成功应聘，意味着江南春真正走上了从商之道。

　　毫无广告传媒业背景的江南春没有“金刚钻”，为啥敢揽“瓷器活”？每当面对各路记者的这一疑问，江南春总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念：“那个时候，你完全不会理会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中文系写诗歌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永远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我原来的写作能力很强，而广告的核心就是需要创意，当时所谓的广告就是写一个广告语，或者编一个小小说，而我的创意能力毫无疑问是天生的。所以，我自始至终认为最适合我的不是成为一个诗人，而是做能够享受广告乐趣的‘富贵闲人’。创作诗歌和涉足广告，虽然是在创造一种表面上不一样的东西，但其中蕴涵的大道理其实相差并不太多。”

　　当然，仅有创意能力是不够的，学习能力极强，加上废寝忘食般的玩命，江南春很快打开了这份广告兼职工作的局面：“前几次拍广告片子，我还需要请很多人帮忙。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就认真地学。到后来，我就身兼数职，生意我谈，创意我来想，策划我来做，剧本我来写，然后我来导演，接着后期做编辑，随后自己带片子坐飞机去广州等地剪片，剪完片子再回上海配音。这样，我就省下了很多钱，同时也从中学会了很多。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江南春的这一段兼职之旅，不仅让他成为学校勤工俭学队伍中最出色的一员，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兼职带给他的远远不只是物质的收获，还使他从此稳健地迈出了进军广告业的第一步。应该说，正是由于这份意外的兼职经历的收获，为江南春日后在广告业一发不可收拾的巨大发展铺就了绵长而又成功的红地毯。

　　兼职也疯狂

        刚进入大学，江南春还曾立志要发奋图强，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代诗人、作家和批评家，但他并没有完全执著于自己年少时期的文学情结。从大学二年级的兼职开始，江南春便抓住每一个赚钱机会。疯狂做兼职最初是为了还债，但也很快显露出他本人超常的商人天赋与商业头脑。

　　江南春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前往应聘那个300元底薪职位的时候，他只准备干1个月，把外债还了，然后继续过学校里悠闲的惬意日子，继续当他那个诗社社长、当他的学生会主席。然而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便无从看到江南春如何改写中国广告传媒界的历史，并继续塑造一个又一个广告传媒界的不朽神话。就这一念之差，也许中国广告界就真的会少了一个传媒强人。伴随兼职中的第一单广告生意的成功，江南春很快改变了“短时工”的想法。到了1992年的12月份，江南春便开始全身心干广告。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了自己疯狂的兼职生涯。

　　至今，江南春还清晰地记得1992年的一天：一个还在读大三的学生，满脸汗水地站在上海松江某酒店会议室的门前。他早上7点多从华东师范大学出发，骑了将近5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松江见一位制造、销售“蚂蚁口服液”的老板，拉广告。等了一个半小时，会议才结束。老板和这个身材高大、却仍然孩子气的学生只谈了15分钟就打发他回去了。又是5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运动”后，晚上7点，这名学生在华东师大的食堂里买了8两饭、一个菜和一瓶冰镇啤酒，“犒劳”自己。三口两口扒完饭，小伙子回到寝室，冲了个凉水澡，换了件衬衫，心情愉快地走向华东师大舞厅。

　　“我至今仍记得我给他们设计的广告词是‘四两拨千斤，蚂蚁口服液’。那天我没有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努力，只和客户谈了15分钟……反而认为人家堂堂董事长能接见我15分钟，已经很给面子了。吃完饭之后还要赶紧去跳舞，生命力极度旺盛。这就是我想说的：持续的热情和认真执著的态度。”

　　14年后，“蚂蚁口服液”的老板仍旧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而昔日卖广告的大男孩却已是年轻有为、意气风发，中国最知名的广告媒体、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分众传媒的CEO.而江南春的第一份兼职经历远比1992年的那一天更让他刻骨铭心。江南春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客户是汇联商厦的一位科长。“他大概对我讲的（方案）还比较满意，于是给了1500块钱让我拍一个广告。”什么也不懂的江南春硬是揽下了这个并不简单的活儿，开始写剧本，彻夜赶了一个，那位科长看了后非常满意，立刻拍板投入了十几万元作为拍广告和播放的费用。

　　初战告捷的江南春也确实赶上了好时机。1992年正值上海的淮海路新建商厦，很多商厦都希望重新树立形象，于是江南春适时推出了一个“淮海路重建”的运动。由于得到了卢湾区商委的支持，效果不错，淮海路的商厦形象工程几乎全部揽在了这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身上。江南春回忆起当年的小聪明时依旧得意扬扬：“我采取了心理攻势，走进一家商厦，告诉他们‘人家都做了，你做不做？’”

　　这时的“文学青年”已经决定下海。

　　1992年的上海，经济开始快速启动。淮海路新商厦一栋接着一栋，那个时候时兴影视形象广告，这些广告单子，竟然几乎让20来岁的江南春“一锅端”。靠着好几笔过硬的单子和淮海路重建，江南春在当时的公司内部的地位迅速上升。“那个时候，老板对我的信任达到巅峰状态。”江南春说。1993年，江南春所在的广告公司在上海广告界排名第31位，一年总收入400万，江南春一个人的贡献就达到了150万，占公司总额的1/3还要多。

　　精力无穷而野心十足的江南春同时还兼职担任其他广告公司的推销员，当然也是推销广告。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江南春便成为原先30多位业务员应聘者中留下来的最后两位之一。“我记得当时为了卖上海东方电视台一个叫‘东方旋律’的栏目广告，我一个月拉了好几家客户，业绩相当不错。到1993年的时候，我又是凭借一己之力，一个人大概拉到了整个‘东方旋律’栏目广告赞助的1/3还多。”他回忆道。

　　由于这些业绩，此时的文学青年一不小心成了校园的“大款”。1992年底到1993年初，江南春有了5万元的存款，于是华东师大中文系阶梯教室的课桌上也突兀地添了一个４万多的“大哥大”。江南春腰里别着4万块钱的移动电话在舞厅请女孩子跳舞，引来了更多仰慕的目光。

　　疯狂的兼职生涯也让江南春始终对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持有一种理智的感激之情，“如果华东师大不是一所兼收并蓄的学校，我觉得自己起码被开除了三遍。每次考试的时候同学都会call我，通知我时间、地点，而我坐在考场竟然根本不知道监考老师是谁，考试的科目是什么。”江南春曾谈道，“创业者至少需要具备两种性格：一是对新兴产业的敏锐嗅觉；二是要胆大心细。”也许在大学期间他就无意间培养了自己这两方面的品质，对这两种性格的洞解，使江南春日后受益匪浅。

　　永怡传播催生的广告天才

        生性独立、好强的江南春并不想按部就班地为别人打工。于是借助永怡传播公司这个事业发展平台，踌躇满志的江南春把他21岁的梦想切换到公司治理与创业的频道。

　　掌舵永怡

        1994年7月，江南春被聘任为永怡传播公司总经理。后来，永怡传播公司也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本土广告公司之一。2001年，永怡传播的全年销售额就已经创纪录地达到了1.5亿元。

　　“我们做过联想的上海业务，跟杨元庆谈过。”回忆起那些最初的客户，江南春流露出兴奋。就是这些客户日后成了江南春的良师益友，推动他在广告传媒领域的成功。因为做SHAMPOO广告，江南春结识了从台湾带广告书给他的朋友。“SHAMPOO的老板（台湾客户）带给我14本广告书，启发很大。”也许，正是当时大陆市场上还罕见的这些广告书籍，让江南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轨道和未来的事业前景。

　　大学阶段即出尽风头的江南春，面临一年后的毕业却“感觉到了压力”。为了逃离，或更是挑战压力，江南春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成立了东广广告公司。这个公司的运作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两个年轻人的远见。当时无锡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市政建设，受到上海南京路灯火通明的启发，他们的公司凭借“让无锡亮起来”的策划方案拿下了无锡的灯光工程。

　　“以上海市的‘灯光改造工程’游说无锡市政府，在商业繁华地点建立灯箱广告，成本只有百万元，而收益却是六七百万。当然，城市形象也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江南春说。事实上，这500个灯箱的工程他们没有投入一分钱，因为前期的制作费用是无锡市财政局为市政工程贷的款。借你的钱，然后做你需要的产品，产品做好之后，你再用我要求的价格买回去。我来的时候带着创意和能力，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钱。依靠这种“借鸡生蛋”的妙法，也凭借着不懈努力与干劲所挣得的这一笔笔业务，江南春拥有了第一个50万。

　　户外广告的商机使江南春淘到了第一桶金。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尚未大学毕业的江南春就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50万元的存款，而那时候他还不到22岁。再以后，创业小成的江南春重新从无锡回到上海，把业务重心从东广广告公司转到永怡传播公司，开始专心经营永怡传播。这时江南春的梦想已经升级为有一天要与国际4A级广告公司（4A，即美国广告公司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的缩写。4A概念在美国广告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告公司一个颇具价值意味的专用语）一争高下。

　　工作狂、广告狂

        说江南春是个广告强人，其实他更是个工作狂—一个将工作视为己任的不折不扣的广告狂人。

　　永怡的员工评价他们的老板时说，江南春能把公司做成这么大，与“工作狂精神”不无关系。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为早九点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不例外。虽然，江南春在心中真正向往的却是一个“富贵闲人”。

　　“我觉得命运源自你以前的性格。我爸爸对我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评价，第一句是‘烦恼皆因强出头’。我内心有时候会烦躁不安，不具备这个能力，本来不是这个苗，不是这根葱，但是非要强出头，非要去争这个东西，就很烦恼。第二句是‘人是需要一点意志力的’。小时候我早上赖床，我爸爸就对我说这句话。以后我也故意背着自己的性子做事。我认为这两句话对我是很好的写照。”江南春这样解释自己的拼命工作。谈到过去，江南春时刻强调自己的成功并不是所谓浪漫创意的情怀，而是“持续、不间断地工作”。人们描述他：很疯狂，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如果有人在6点钟下班，他会觉得那是工作态度问题。江南春自己说，他的努力和谨慎，甚至有些过度，这来源于他对失败的恐惧。唯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求得自己内心的安稳。

　　“我不羡慕江南春。真的很累，如果你知道他劳累的状况，你就知道什么是成功的代价。他能做到的事情，很多我都做不到。”江南春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这样说。江南春每年只有在春节、国庆的时候回家两三天。而小时候，他是父母勤勉的儿子，从不让父母操心，是家里的好帮手。过年的时候，江南春经常在楼下的厨房烧菜，父母和亲戚在上面吃。“每烧一个菜，我就舀一勺在旁边的小碗里，然后一边吃，一边烧第二个菜。”江南春也不爱出去玩，他可以一个人在煤球炉前，听着收音机，两个下午就摊出无数的蛋饺。

　　江南春的员工是这样描述在他们心目中的老总：“只要人在上海，江老板都是九点左右到公司，公司上市以后他来得更早，一直到零时，早则十一二点，晚则凌晨一两点，而且基本没有周末休息的概念。”

　　江南春的衣柜里面找不到休闲的衣服，全部都是衬衣，因为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好像只有工作。“我唯一的消遣就是足底按摩，假如可以我几乎每天都想做，”江南春解释，“这种消遣可以一边不停地打电话，一边还能感觉到挺对得住自己的。”

　　“对于我的父母，他们二老肯定还是有失落感的。因为他们不能常常见到我，所以他们有种矛盾的想法，有时觉得有个平常的小孩也蛮好，能经常回家坐坐看看；有时觉得有个出名的儿子也很好，别人能经常提起，很是风光。这两种感情是交替的，可实际上不能兼得。”

　　“虽然我可能不是中国最努力的人，但一定是中国最努力的100个人之一。我所认识的创业者，陈天桥、马云、李彦宏……真的还没有轻轻松松成功的，没有谁过得很自在，大家都觉得很疲惫，尽管有时候谈起创业会很兴奋。成长的压力都很大。”江南春又补充道。

　　如果成功必须有代价，那么江南春的代价是时间、个人爱好甚至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了一个很片面的人”。

　　“我觉得工作能改变人的性格。以前读大学写诗歌的时候，我会写‘献给新中国女大学生某某的一组情诗’，贴到人家寝室门口……还是很有激情的。后来工作了，做了广告，知道做事情要有分寸、有尺度，就不玩了。出了大学我就再也没谈过恋爱。我把谈恋爱这件事集中在大学里都做完了。”在担任永怡传播总经理期间，江南春觉得，工作才是他唯一的选择。他终究也由一个学生式的诗人，彻底转变为立足广告传媒领域的广告狂人。

　　笑傲“上海滩”的IT广告霸主

        通过江南春的个人努力和公司全体员工的精诚合作，永怡的营业额直线飙升，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500万元左右。1995年，在当时的上海滩，能将广告收入做到500万的广告公司还并不多见。

　　在江南春带领永怡传播一统上海IT广告市场的征战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其最为荡气回肠的一场IT广告战役—“LG未来窗”。

　　1998年，韩国电子巨头LG刚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永怡传播竞标LG的广告代理时，江南春将广告策划方案瞄准了“LG未来窗”这个产品。“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产品是平面显示器，根本不会有人来买。当时，LG也有很多普通级的产品，但我认为我们的备战一定要为‘未来’而战。”

　　皇天不负有心人，LG最终接受了永怡传播的广告方案，江南春也开始将钱投放到“LG未来窗”这个产品上。第一年，永怡传播打出很多“LG未来窗”的广告，但是产品并没有见到有什么大的起色。到了第二年，江南春顶住压力为“LG未来窗”的广告又扔了很多钱，结果，产品销量一下子打开了缺口。“第一年，只卖了5万台；第二年就上升到66万台，第三年已经到了89万台，到了2000年，‘LG未来窗’已经成了平面显示器的‘代言人’。”

　　曾有记者问江南春：“扔那么多钱砸广告，没起色，仍然砸，你是基于怎样的判断？”江南春的回答是：“我当时想了两点：第一，我认为LG在传统产品的市场上根本没有优势，渠道也没有竞争力，跟三星、飞利浦根本没法竞争，就不如进入这个市场的最高端来竞争，树立最高端的形象，然后带动其他产品的销售；第二，只要LG积极地先抢到一个平面显示器的市场，我相信两三年内，平面显示器一定会取代球面显示器。从产业趋势上来讲，这是发展的必然，我们的战略非常清楚。所以，你后续的产品一定要采取非常反逻辑的方法，一定不能按照正常逻辑去做，最安全的是最危险的，最独特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由这场战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春的一个成功“密码”便是他“反逻辑的战略眼光”。这么多年，每天晚上，江南春回到家都要看一个小时的专业图书和杂志。专注于一点，及时地补充“养分”，然后有分析和数据支持的“不按常理出牌”，加上拼命干，机会和成功自然不会放过像江南春这样的人，而永怡也在江南春“反逻辑的战略眼光”策略下在上海广告界声名鹊起。

　　然而，真正铸就永怡成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IT广告霸主的却是一次偶然的“姻缘”。江南春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负责IDG在华东地区风险投资的业务。IDG当时是世界著名的IT出版集团，在中国投资了大量的IT媒体，想在上海设个点推广它的业务。江南春私下里早就认识了这个IDG的朋友，在很多场合也经常碰到，一来二去变得相当熟悉。这个朋友建议江南春和IDG进行合作，然后一起开拓中国IT领域的广告市场。

　　其实，江南春也早就有了进军新广告市场的打算。虽然1995年永怡传播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达到500万元左右，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中型的广告公司，在上海也有许多的广告客户，甚至包括联想等在内的国际知名企业，但因为公司没有太多固定的核心大客户和业务，没有一个核心的产业可以依托，所以江南春清醒地认识到，此时的永怡，“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许多的问题”。

　　在这之前，江南春对于IT产品其实一窍不通。几年的广告生涯，他已经习惯了做消费品的大众广告，并没有将业务划分得如此之细。虽然，当时的江南春已经有了IT方面的各种人脉资源，比如见过杨元庆，也代理过联想在上海的广告，但对于诸如英特尔等IT公司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江南春却心中没谱。不过，此时已经敏锐察觉IT业在不久的未来将成长为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的江南春，没有放过这样的机缘巧合。江南春不仅精明地意识到IDG这棵“大树”的分量，而且凭借着诗人的敏感，毫不费力地嗅出了IT广告市场在未来的发展状况，于是他开始调整永怡传播的业务方向，专心去攻IT广告市场。

　　“当时IDG传媒集团想并购一些广告公司，为他们的传媒业服务，而我做的就是广告公司。IDG传媒集团总裁对我个人也有很好的评价。于是，在1995年底，IDG决定收购永怡。”但这样的机遇却因政策的限制未能成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外资不允许进入中国广告业。不过在1995年底，永怡传播和IDG还是通过协议进行了合作，不拿一分钱工资的江南春成了IDG上海办事处的主任。1996年1月1日，江南春进入IDG传媒集团，为他们筹办上海办事处，永怡自然地成为IDG传媒业务最主要的广告代理商。设想一下，IDG在中国投资了很多IT媒体，永怡传播在上海积累了大量的IT客户，江南春一方面在IT媒体上有话语权，另外一方面，IT客户做广告又要找江南春，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江南春的永怡传播想不赚钱都不行。很短的时间之内，永怡传播就成为上海滩IT领域最大的广告代理商。

　　巅峰中的终结—永怡痛并快乐着

        这是一个你不得不注意什么，但似乎又不知道自己注意了什么的时代。所以，当江南春意识到“没有出众的表现形式，如何使锁定90％目光成为可能”之时，永怡怎样支撑下去，江南春在心里打起了问号。

　　于是，在痛并快乐的涅中，一个巅峰被终结，另一个辉煌拉开了续写的序幕，分众破茧而出。

　　超级垄断遭遇现实瓶颈

        凭借IDG在IT业的一些数据资源，永怡专注于上海广告这个市场并做出了相当出色的业绩。在1996~1998年，江南春的永怡传播广告公司几乎一度垄断了上海IT业的所有客户和IT广告市场，成为这个行业国内领先的广告公司。1998年，永怡全年的收入达到五六千万元。到了1999年，永怡传播已经占据了上海IT领域广告代理市场上95％的份额，营业额高达7 000万元。

　　2000年，江南春又抓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契机—互联网，这也为永怡传播带来了一个质的飞跃：“2000年永怡的营业额突破亿元，主要依靠的就是互联网。”当时，永怡代理了７个网站的广告业务，包括证券之星、LYCOS等。在江南春看来，这一年对永怡是至关重要的革命性的一年，“永怡的营业额突然有5 000万元的增长，主要就是因为当年同时代理了7个网站的广告”。

　　“当时我感觉再往上涨也是那么回事，主要是依靠客户自己销量的增长，所以我就想在2000年把永怡传播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广告公司，还没有做好准备，结果互联网的高潮就开始了。”江南春曾经说。突如其来的互联网高潮一下子给了江南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在IT领域从来没有遇到过。互联网公司疯了一样地烧钱，仅仅半年时间，永怡传播的业务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最高潮的时候，永怡传播不仅不需要跑业务，反而要拒绝业务。按照江南春的说法，那个时候，公司“钱赚疯了”，“公司的账户满了”，营业额更是创纪录地突破了1.5亿元，永怡传播也被权威媒体评为“中国十大广告公司”。这项荣誉江南春不厌其烦地说过许多遍，江南春也一次次地体验到由此带来的“虚荣”。2000年，永怡的业务发展在互联网高潮迸发时达到顶峰。

　　可历史总是经历着惊人的巧合，就如同广告文艺评论大师卢卡奇所说的：“最好的也即是最糟的。”2000年的冬天，在没有雪的上海，江南春和他的永怡传播尽情地享受着事业顶峰时的傲然与快感。但，冬天过后的上海，江南春和他的永怡传播并没有得到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春天。那个冬天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也让永怡的发展遭遇瓶颈。探索新模式成为摆在江南春面前的一个新难题。

　　当时，江南春意识到，在广告产业的价值链中，广告代理公司处于最下游，赚钱最少，付出的劳动却最多，而在广告领域扩展空间容易缩小的背景下，广告公司的生存更显艰难。所以，在朋友兼客户陈天桥的影响下，江南春最初以股东的身份，投资了一家小规模的网络游戏公司，可是这笔钱很快就打了水漂。“对产业理解不深刻，自己又不能亲自参与管理。”江南春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心有余悸。

　　不过，江南春的野心远远不只是经营一家只能称霸于上海、偏安于一地的广告公司。江南春心里盘算着：从2002年开始，巩固广告代理业务，逐步与4A合资；而他更大的梦想，则是走向传媒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成功上市，打造一个媒体集团。江南春也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人生目标：35岁时拥有一家比较稳定的媒体上市公司。

　　当发展遭遇现实瓶颈，江南春再一次显示其诗人儒雅气质下商人的精明—未雨绸缪。他积极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也确实在相当的产业中形成了相当的渗透力。可是，成功并无捷径，理想与现实总是相差太远。在这个只相信实力、以事实说话、用结果衡量成功的现代商业社会，永怡多元化战略遭遇的是一种壮士断腕般的残酷幻灭，投资网站的失败只是一个序幕的揭开。

　　永怡多元化战略的残酷幻灭

        “天有不测风云”，商场风云的突变，上亿的营业收入并未让江南春的日子好过。相反，“上帝要毁灭他，首先使其疯狂”。江南春和他掌舵的永怡双双陷入到黎明前的黑暗。尤其是2000年后的2001年，成为永怡成长史中最为痛苦的一年。

　　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互联网这一新生产业赋予了永怡质的飞跃。而与此同时，2001年伴随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永怡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因为互联网突然全消失了，7个大客户几乎荡然无存。这和我们的服务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这个产业仿佛一夜间就突然崩溃掉了。这让我们无比痛苦。”

　　“当公司的营业额上了亿元后，我们要再回到几千万元，是回不去的。因为公司所有的运营成本、人力成本，都不可能再降回去，包括公司当时从奥美、智威汤逊等一流4A广告公司请了大量的创意人员过来。”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公司就必须守住1.3亿~1.4亿元的年均营业额。“我们只能以劳碌命的方式疯狂地工作。”这一年，江南春带领他的团队，参加了高达20多场各种各样的比稿会。这对大多数不足40人的本土民营广告公司而言，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从不认输而又勤于总结、善于思考的人而言，挫败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激励，江南春就是这样。永怡在2001年的煎熬让江南春明确地意识到一点：广告代理行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业，要继续求得更大的发展，永怡必须寻求新的成长路径—加紧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江南春时常将自己比做一个保守的赌徒，一个用100块钱赢得300块钱就马上歇手的赌徒，一个不会接受大赌大赢、缺乏冒险精神的不合格的“投机者”，一个习惯安逸于“小资情调”的投资家，既不会孤注一掷，也不会完全放手一搏。“比如我拥有5 000万，我只投3 000万。3 000万之后就不投了，剩下的2 000万还能保持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我觉得我多年的努力不能毁于一旦。”

　　但面对永怡传播发展中的困境，江南春面临着类似的“赌徒困境”：“我们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利用IT界的资源，拓展北京和广州市场；二是开始尝试进入其他的行业，如房地产、家电，希望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广告公司。”永怡战略的多元化意味着资金、人力等的无限追加和投入扩大，但破釜沉舟的江南春似乎也已经剥离了自诩赌徒的本身，决心放手一搏。

　　“统占资源”比“个人优秀”更重要！江南春在大学期间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经历让他悟到了这条生意真经。在他最初雄心勃勃地下海创业时，这条真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在这条带有浓厚江氏色彩的“成功真理”又发挥了作用。由此，早在1998年，在IT代理上尝到甜头的江南春并没有就此将自己的业务局限在IT领域。1998年起，永怡开始尝试最大限度“整合资源”，“两条腿走路”，重新杀回消费品和其他行业的广告领域。

　　这种多元化综合发展并非全线开花，而是主要集中在消费、金融保险和通信行业。当时，江南春甚至有一个“狂妄”的想法，“希望在几大领域和4A抗衡”。当然，江南春背后的“人性”已经上升到希望能在国际广告市场上获得尊重的“虚荣”。永怡的发展目标是成为综合性的广告公司，每个客户对公司的营业额贡献不超过公司营业总额的20％；同时争取做到客户稳定。江南春用“两性”来定位自己公司未来的发展，这就是“稀缺性”和“创新性”。

　　1999年，永怡多元化战略开始正式实施，积极策划进军房地产等热门行业。

　　1999~2002年，永怡已经将其多元化的全新尝试运行到了一定的规模和程度。摒弃原有的向全案式广告代理服务商发展的计划，立足做媒介的策略、计划和购买服务商，江南春全力引导永怡向媒介策略服务商的角色转变。“比如富士是我们原来揽下的全案客户。但从2002年之后开发的一些客户如招商银行，就是一个纯媒介策略的客户，我们将不再涉足广告创意。永怡仍然有创意部，但他们主要是为原有的一些老客户提供广告创意服务。”

　　遗憾的是，这样的战略并没有让永怡获得更大的发展。江南春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在上海的团队没办法服务到北京，而北京市场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作为新进入者，永怡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广州市场虽然开拓得还不错，但也远不如上海那么成功。同样，在其他行业，永怡虽然获得了诸如东方海外房地产公司这样的客户，但难成规模效应。

　　2001年，互联网客户全线消失，IT市场大受影响。互联网的冬天成为永怡传播的噩梦。

　　悲观者在希望中看到的是绝望，而乐观者却能从绝望中发现新的希望。永怡在2001年的煎熬让江南春明确地意识到一点：广告代理行业是一个既辛苦而利润又不高的行业，要继续求得更大的发展，永怡必须寻求新的成长路径。2002年起，永怡开始全新的尝试，全力向媒介策略服务商的角色转变。

　　2003年，永怡已完成了向专业媒体代理公司的转变，江南春的工作重心也彻底转向了他后来创立的分众传媒。

　　在江南春看来，永怡在困境中的经历也是为矫正自己过度保守谨慎的创业风格而付出的代价。江南春认为：“创业者至少需要具备两大素质，一是对新兴产业的敏锐嗅觉，二是大胆冒险的性格。”永怡的多元化战略之前，江南春一直觉得自己二者只得其一。而后来具备这两种优秀性格的江南春，在分众传媒找到了感觉。

　　2006年4月11日，江南春在回顾从巅峰回落的永怡10年时，对笔者说：“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只是有的人没有遭遇过大的挫折或低谷。2000年是互联网的一个高潮，也是永怡的一个高潮；到2001年的时候，互联网泡沫崩溃，客户突然消失，这是我的一个低谷时期。

　　“我觉得低谷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没有低谷人就不会去反思。像1995年、1996年的时候，永怡每年的营业额都翻一番，我从来没想过永怡商业模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低谷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在高潮的时候，你只想自己怎么怎么好，每年怎么翻上去；而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别人，会去看别人为什么做得比你好，他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

　　10年弹指一挥间。永怡传播在江南春痛并快乐着的独特体验下逐渐达到其发展的巅峰，而江南春也通过对永怡的成功打造，成就了自己“王牌”广告人的“江湖名号”。永怡10年，江南春千里走单骑为之后分众的异军突起、一骑绝尘积累了资源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