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骁主持的节目黑白生:看《潜伏》谈“军统”19-“中央党部刺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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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70)
4、“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准备合影。
第一排已经摆好了椅子,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大家都坐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坐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站起来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当时的记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糟改“大家”。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张继。
闲话军统(71)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
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拳将刺客手中的左轮击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闲话军统(7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闲话军统(73)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多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位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4日下午上车,5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闲话军统(74)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厉声喝道:“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
“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闲话军统(75)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
特务们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务们从上海抓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宝珍的,其真名叫崔正瑶,江苏仪征人,她就是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于1938年,在南京沦陷前夕被杀害。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无法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
4、“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准备合影。
第一排已经摆好了椅子,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大家都坐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坐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站起来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当时的记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糟改“大家”。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张继。
闲话军统(71)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
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拳将刺客手中的左轮击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闲话军统(7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闲话军统(73)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多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位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4日下午上车,5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闲话军统(74)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厉声喝道:“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
“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闲话军统(75)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
特务们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务们从上海抓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宝珍的,其真名叫崔正瑶,江苏仪征人,她就是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于1938年,在南京沦陷前夕被杀害。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无法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
看《潜伏》谈“军统”19-“中央党部刺汪”案
看《潜伏》谈“军统”20-“王亚樵”案
看《潜伏》谈“军统”22---杨永泰案
看《潜伏》谈“军统”21---杨永泰案
揭秘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组图: 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揭秘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组图: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组图: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夫妻情报组
看《潜伏》话“军统”(2) 究竟什么是军统?
看《潜伏》话“军统”(5) 浙江警校 军统的黄埔军校
看《潜伏》谈“军统”14---顺便说说剧中的一些瑕疵
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
潜伏在戴笠身边 “七人小组”刺入军统心脏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台湾人看《潜伏》,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看《潜伏》学主角为人处事02
《潜伏》
(021)军统大案之杨永泰案
(022)军统大案之杨永泰案
海中央(名家看景)
[转贴]揭秘:蒋经国如何打倒“军统”头子毛人凤 【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