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微盘是不是合法: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2011-08-05   

 　　1921年7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21年7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国际大都会上海，这一事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本土根源。   　　上海成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国际化   　　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断扩张。上海受到外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遭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在某些方面又因外国势力的庇荫而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繁华的都市，由此而来的所谓“上海模式”对整个近代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外国势力掌控下的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重镇。   　　外资首先进入上海，并催生一系列新的产业部门。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逐渐发端。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业制造中心，日渐摆脱单纯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金融产业也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渐产生、发展、壮大。到了民国初期，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一个崭新的劳动阶层正在上海形成，它预示着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为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孕育着新的社会基础。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分享这些开放性的都市新景观。在这些都市空间内，逐渐产生了一套现代生活方式。   　　新阶层应运而生   　　伴随近代上海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人口亦快速增长。1920年，上海人口达到229万。与之相比，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仅为77.5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级逐渐崛起。   　　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勃兴，造就了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集中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日趋壮大。但上海工业化的历程是一条荆棘之路，工厂用城市的痛苦、贫穷、污染和疾病取代了传统乡村的恬静与自足。在悲惨的车间内，城市底层的产业工人超负荷工作且营养不良。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为中国早已复杂万端的社会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近代上海的又一大群体。1919年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立即开始行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他们公开宣称：“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的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五四运动的中心由此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走向高潮。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思想、主义、新文化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借此应运而生。文化的“工业化”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培养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传播媒介的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以后的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象征了一个变革年代的到来。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文化精英汇聚到上海。上海的新式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性的大多数原则，希望创造以理性而科学的方式生活的觉醒公民。他们宣称中国需要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新文化，此刻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埋葬旧文化，将个人从旧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先进的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个以人类和谐为特征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多半位于上海。“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这些报刊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贡献巨大。透过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业，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传播。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激情之中，启蒙引发了革命，继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文化起源。   　　共产国际与中共上海发起组   　　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他们希望能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出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来到上海后，陈独秀“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并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其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成员基础。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到上海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最初成员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后来参加的有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等。这些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也反映了上海都市的开放性与移民性特点。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的《新青年》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中央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依托于上海发达的文化网络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新青年》、《劳动界》等影响日广，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9月在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共第一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   　　法租界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其成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最合宜地点。由于法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华人能够在这里创办民营的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1917年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默许和保护。此外，当时法租界还有大约5000名俄侨，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与上海租界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严酷的政治环境相比，法租界是一个较为开放、自由、讲究法治理念，尤其是“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这也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上海能成为共产党创始地的原因之一。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集聚和出发，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改造中国的时代剧。   　　（该文是将在《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刊登的同名文章的摘要）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