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男女滚床单视频:永远的岳希穆

居德已逾廿载，逢友朋来访，闲聊小酌之际，常问起在欧洲时的最可追忆之事或最可追忆之人，于是，岳希穆就成了永远的话题。

那是在成行之前，1988年的夏天，金陵神学院同事张兄念余人地生疏，特将其友岳希穆在慕尼黑的地址转寄于我，嘱若有困难可向岳求助，同时修书岳希穆，嘱其多加照应。

抵达慕尼黑三天后，就接到了岳希穆的电话。那是一个德国人说中文的声音：“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吃饭。”当天晚上我被岳希穆接到他在慕尼黑邻近西公园的家中，就此开始了与岳希穆的故事。

岳希穆 (Joachim Hildebrand)，慕尼黑人氏，汉学博士，刚入而立之年，修汉唐壁画等古代中国具象艺术专业，颇有建树。如果你现在在网上搜索，还可以看到在他的名下有诸多关于中国汉唐艺术的重头著述。可是，当你见到他时，却很难把这么一个内向，腼腆，敏感的年轻人和一个研究秦砖汉瓦的洋专家联上干系。岳希穆出身一殷实之家，父亲是一位发明家，注册有不少专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游世界时，甚至还到过上海。岳希穆还给我看过他父亲当年在上海的写生，笔触是极专业的。父亲逝世之后，岳希穆便陪伴寡居的母亲居住于慕尼黑西公园附近的别墅中。

那是1988年10月之初的一个夜晚，岳希穆亲自下厨，吃的是似乎是酸菜炖猪手，他说这是“真正的德国菜肴”，因为制作麻烦和不符合现代人饮食的健康标准，几乎很少有人吃了，而对我这个远道来客则是一个特殊的礼遇。当晚作陪的还有岳希穆的几位汉学界的朋友。岳希穆的汉语口语并不流利，开口迟疑，常常还会冒出几句文言文，这可能和他的内向性格和研究专业有关。当有众多的朋友在一起时，是岳希穆最自在的时候。他不太说话，总是坐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大家。那时候的人活得认真，好谈政治好辩论，常常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出现僵局的时候，总是由岳希穆来打圆场，比如他会到地下室拿来一瓶陈年红酒，给大家介绍起此酒的年份，或是向大家展示他刚刚出版的画册，这时的气氛往往就会缓和下来。

在和岳希穆的交往中，我总是依稀感觉到他有一种责任感，要让我在慕尼黑尽可能多地看，尽可能多地吃，尽可能地多玩。就这样，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被他邀请，或看戏，或去画廊，或去郊外的某个小镇，或去他的朋友家做客。他的电话开场语几乎一成不变，不管约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吃饭。”此话倒是不假，即使不是专门的饭局，看完画展，总是会去吃一顿正餐。看完戏后，则必去某个酒吧，一边吃夜宵，一边喝酒，总是喝很多很多的酒。现在回想起来，颇觉怪异，诸多酒肆饭庄，却从没有去过中餐馆，唯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89年6月初，国内出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呆在宿舍中，不愿见人，岳希穆打电话找不着我，便径自来了，他静静地说：“今天我们去吃中餐。”

记得有一次是观看荷兰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在去剧院的路上，岳希穆告诉我说，今晚荷兰女皇也会到场看戏。女皇进场时，大家都会起立致敬，而我们就偏偏不站起来，因为这种礼仪实在可笑。可是当我们入座后，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所坐的包厢位于主包厢的左侧，可以说与女皇的包厢对个正着。当女皇伉俪在巴州州长陪同下款款步入包厢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我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我意识到，这时候如果不起立，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十分尴尬。我回头看了看岳希穆，他也一边起立，一边苦笑摇头。

还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先锋派画家的画展，画家宰杀了牛以后，将牛开膛，然后把鲜血淋漓的牛尸摆放到白色的画布上，沾满鲜血的画布就这样成了艺术品。每一幅“血布”都不下7，8平方米大小，下侧有一组照片，记录是如何将牛开膛破肚，再移尸作画的过程。偌大的画廊中通天立地挂满着“血布”。当观众走进画廊，其视觉冲击是可以想见的。也许是幻觉，当我走进画廊时，还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尽管大倒胃口，可是看见旁人都煞有介事地在观赏，我意识到此地造次不得，也老老实实地转了一圈，还不时地点头，似乎看出什么奥妙来了。出来后，看到岳希穆站在门口，也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不起，请你看这样的画展！”。

那是在1988年的最后一夜，我记得我们是先在乡村的一家特色餐馆吃了鹿肉，然后去他女友玛利亚的家中“守岁”。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玛利亚给我和岳希穆拍了一张照片，随后我即将此张照片寄给了在上海的内子。

内子在启程来德国之前，经人怂恿，找上海师大某教授算了一命。教授素以看相见长，侃侃而谈，生生世世，荣辱贵贱尽付言笑之中。钦佩之余，内子请教授为我也指点一下。教授称因与我素未谋面，不可妄言。内子遂问：“照片可否？”，答可一试之。内子遂将我与岳希穆守岁之合影示之。教授观之，脸色突变：“你丈夫必须立刻远离此人，此外国人将有大难！”。

不久内子携幼女到慕尼黑，因为在等待波鸿的入学通知，遂全家搬入岳希穆家暂住。整整叨扰了两个多月。其间岳希穆嘘寒问暖，自然受累不少。有一天在闲聊中，内子突然想起看相之事，将教授所谓岳希穆将有大难之谶告之。余闻之，一笑而已。称岳希穆家产殷实，少年得志，事业有成，何难之有！更何况相术乃吾国粹，国人用来说事取笑本无大碍，但用来为洋人看相，却也是不会准的。此事说过笑过，亦无人放在心上。

1989年9月，收到波鸿的入学通知，遂阖家北迁。行前因为所携书籍过多，加之几个月后还必须由波鸿继续北迁汉堡，遂遵岳希穆嘱，将一些书籍暂存他处，一俟在汉堡安顿停当，他即将书籍直接邮寄汉堡，或者也许他本人会北上拜访我们，顺便将书籍带来。

三个月后，圣诞节将临，在波鸿的考试尘埃落定，便独自北上，先去汉堡的学院办理入学及入住手续。到汉堡后给岳希穆写了一封信，告知汉堡学院的地址。数天后，收到的竟是来自慕尼黑的镶着黑边的讣告：岳希穆已经死于癌症！那是在学院的收发室里，我一下瘫坐在秘书写字桌前的靠椅上。秘书疑惑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已经无法言语。那时只有一个念头，立刻去慕尼黑，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当火车经过波鸿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我急匆匆地回家。内子见状大惊，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我的第一句话是：岳希穆死了！这时候突觉凉风袭背，我们同时想起了那个大难之谶！我收拾了一些东西后，立刻又上了去慕尼黑的南下列车。

到了慕尼黑之后，岳希穆已经下葬，我先联系了玛利亚。从玛利亚处得知，在我们离开慕尼黑一个月之后，岳希穆就被查出患了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由于我们正在波鸿，没有确切的地址，故无法通知我们。一收到我自汉堡的来信，便将讣告寄出。我赶到了岳希穆家中，他的母亲不能见客，由他的姨妈接待。姨妈取出一本詹姆士王标准本圣经，说是在岳希穆去世时身边的遗物中找到的，看见扉页上有给我的题赠，估计是我的。我打开圣经，看见有金陵陈主教的英文题赠。那是在我赴德启程时，主教赠给我留念的。

当天晚上，我坐上了北返的列车。车厢里空无一人，我拿出了詹姆士王圣经，感到了一阵困惑，作为一个汉学家，岳希穆对基督信仰并不热衷，为什么会在临终时阅读圣经呢？我翻开了圣经，看到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夹有标签：“既然说是恩典，就不在乎人的行为如何，不然怎么说是恩典呢？”此时此刻我蓦然感到了岳希穆在病痛折磨下的恐惧和惶惑。玛利亚告诉我，他所经受的病痛对常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在这莫名的打击之下，他肯定在问，既然恩典是自由的，行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岳希穆故去三年之后，我飞返金陵做一个学期的客座项目。在金陵遇张兄，即谈起岳希穆之事，几近哽咽无语。然而张兄的反应却使我愕然：“其实我几乎不认识岳希穆，就在你去德国前不久，我和他邂逅街头，他当时向我问路，发现我会说英语，交谈了几句，随后我们交换了地址。正好你去德国，我便把他介绍给了你。想不到，他会如此尽责！”

震撼之下，我突然感到为岳希穆找到了答案，我想对岳希穆说，行为的确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我经历了恩典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