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芙火星情报局鞋子:《孤愤》――偏激主义之源

《孤愤》――偏激主义之源

一个不道德的灵魂就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大地出现了，与疯狂和血腥共舞；与禁锢与极权同在。

一）读韩非《孤愤》：

《孤愤》、《五蠹》、《说难》是韩非的命运三步曲，即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终结于他的归宿。于是我们和秦王嬴政一样都对这样的文章感到兴趣。当然没有嬴政那样读后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只是多了一份认识：人性恶是恐佈社会的根源。
秦王嬴政之赏识韩非，与其说是韩非鱼跃龙门，不如说是秦王嬴政因此鱼跃龙门。总之，中国历史在这里有了一个大转折，在中国极权制建立的前夜，关于这一制度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开始了鱼和水的接触，这个转折是由一个暴君和一个偏执的书生来共同完成的。

不妨读读韩非三篇。

其一，《孤愤第十一》

韩非对于“孤”的自我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

“愤” 的自我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此愤成仇，愤慨之极矣。

综论：“孤愤”系孤独和愤慨之意。山间孤狼，最为凶残，其心态大约与韩非的孤愤相似。

韩非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此句为“孤愤”之立足点，与《雍正王朝》中那个刽子手的形象大致相当。历来，要使出大手段的人都自以为有这样的气派。例如社科院的阎崇年，歌颂完了滿清专制者后又诟病明朝皇帝的松懒，他也一定也有“孤愤”的感觉。

韩非说，“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如果把这里的“重”理解为使用，以现代的说法就是以法制代替人治，尽管韩非的王法与现代的民法是两种概念，但是作为古人的提法已经很不错了。可惜韩非的意思是“重人” 即贵重之臣，那么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和韩非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后一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这里的“当涂之人”也就是贵重之臣，韩非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韩非是在为专制不行而“愤”。
《孤愤第十一》所讨论的是统治层面上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韩非置身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一般认为韩非的思想与战国末期的发展趋势相符，用一些人的词汇，是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他对“重人”如此的忌恨，对君主专制的如此崇拜，很难说他看明白了当其时四分五裂，权臣逐庸主的内在特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投赢政之好，后来者也不至于把他看成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只是一个爱耍小脾气的偏执者。

只在《孤愤第十一》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思想是非理性的合成。例如：“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难道韩非就忘记了他的老韩家当年也不过是晋侯的陪臣？他所进言的“人主”本身就是“公患”。不尊重历史的讨论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韩非思想的生命力只存在于历代那些患得患失的、即得利益阶层的无耻的祈盼之中。正如贪脏1700余万元人民币的河北省前副省长丛福奎的求神拜佛，以避鬼袪灾。

韩非师从荀況，或称儒学一脉，但是这一派系始自荀況已经背离儒学，直至韩非已经登临离经叛道的悬崖绝壁。

孔子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论语》中有这样的对话：“（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制约的。《孤愤第十一》一章，韩非议论的主题也是君臣关系，可以摘其议论，视此偏执书生如何构思专制者的疯狂：

韩非说，“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在这一句中，同样是过错，对于“人臣”而言是“大罪”；对于“人主”而言是“大失”。一介书生韩非的帝王立场是如此坚定。因此下面对于“主”与“臣”利益的评判也就爱憎分明了。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混乱，但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对于之前的王权和之后的帝权，还是比较平等的，所以这一时期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混乱实际上是旧王权的崩溃，而社会处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上：是走向人性更加开放，人权更加丰富，人类更加解放的社会；还是继续王权的时代。善与恶在此分野，人性与兽性在这里分手。孔子超越了大道之隐的王权，瞻望大道之行的“三代之英”。但是荀况和他的弟子们却与孔子背道而驰，他们甚至抛弃“王权”仅有的“善”的面纱，顺应残暴的势力，鼓吹专制和极权。赢政的暴政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让千秋万代后的即得利益者依然悬首相望。

“孤愤”也者，“孤”矣“愤”矣。“孤”则孤家寡人，“愤”则倒行逆施。“孤愤”――法西斯主义理论――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

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不能孤愤。

摘自壶公评论《王元化先生与韩非》

壶公评论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