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哪个省的简称: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2011-06-19 14:30:09)转载 标签：

杂谈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易中天文集》第四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并留校任教。答辩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应该回新疆工作。

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的导师之一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是为了报恩。

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易中天文集》第四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并留校任教。答辩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应该回新疆工作。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的导师之一 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是为了报恩。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

 

，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 

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 2010年9月5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易中天文集》第四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并留校任教。答辩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应该回新疆工作。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的导师之一 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是为了报恩。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

                                                               2010年9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易中天文集》第四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并留校任教。答辩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应该回新疆工作。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的导师之一 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是为了报恩。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月5日

，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

 

 

《易中天文集》共，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四卷收录《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一书，当当网有售

 

，也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记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 ──《易中天文集》第四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并留校任教。答辩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应该回新疆工作。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的导师之一 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是为了报恩。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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