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共党员曾发动东北军第二次“西安事变”

核心提示：常恩多在东盘南圩子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与前来汇报缪激流通敌的万毅秘密交谈，决定对缪激流及投敌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并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9月21日晚会上，包围军部及会场，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行动由万毅指挥，常恩多负责解决111师和331旅内的汉奸。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2期，作者：王统富，原题：《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激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谏、促成“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

投笔从戎，力促“西安事变”

常恩多，189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东三平台村一个贫苦的满族农家。年幼时，父母先后辞世，寄养于族伯家。19岁那年，在海城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五年后，他耳闻目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暴行，怀着民族仇恨，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被保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后在奉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已担任东北军71团上校团长的他，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向全团官兵说：“咱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养育起来的队伍，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杀敌报国的愿望未得到实现。1934年，东北军被调往湖北红安地区，进剿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为人正直、倾向革命的他，对此痛心疾首。有一次，他与前来该团采访的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秘密接触，并从此结为挚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陕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他认为这个文件写得“字字血，声声泪，它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佩服，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拥护”。

1936年7月，已升任师长的常恩多，被调到西安的军官训练团，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个训练团是由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联合举办的。在这里，他参加由中共东北军委员会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为抗日救国，广结同志，经常和已担任“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谈论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在他的要求下，由王再天介绍，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跟他畅谈到深夜。经过多次谈话，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他离开训练团，回到部队驻地——合水。

1936年12月10日，常恩多奉命到总部晋见张学良将军。那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策划和督促对陕北红军的进攻。面对蒋介石不打日本侵略者，而转向攻打红军，他异常愤怒。他利用自己是张学良爱将、亲信这一特殊关系，决计利用这次晋见之机，向张学良提出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建议，为此，他成了外人很少知道的促成事变的第一人。张学良采纳了他的建议，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最终爆发。事变发生后常恩多万分振奋，根据张学良的布置，率111师开赴渭南、潼关一带，捍卫西安，曾多次击溃来犯的国民党中央军。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常恩多气愤之下，决定率部北上当红军。他派少校参谋孙立基秘密到三原县红军前防指挥总部和彭德怀联系，彭德怀为了维护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要孙立基回复常恩多，仍留在东北军，秘密和红军联合抗日。

为锄奸，发动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除了部分被解散外，大部被改编成国民党57军。“七·七事变”时，常恩多率部驻在河南周口镇，他对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通电热烈拥护。7月27日，常恩多的部队开赴江苏长江北岸担任江防，临别前幼子常克提出要到陕北当红军的愿望时，他欣然同意。他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窖洞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你有能力就好好施展吧。”担任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江防司令的他，深入防区修筑工事，时刻准备给来犯之敌以重创。在搞好江防的同时，他对共产党派来111师担任少校秘书的王维平（原名王振乾）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张苏平两名地下党员十分欢迎，党中央对常恩多也十分关心。周恩来曾亲笔写信勉励他努力杀敌。为国立功。信的最后写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看后，非常欣慰，深受鼓舞。此后，他率部先后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盐城、阜宁和徐州攻坚战等，杀敌英勇，战无不胜，功勋卓著。在台儿庄会战中受到通电嘉奖。常恩多因此被誉为“常胜将军”、“真正打鬼子的将军”。

为了进一步密切111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常恩多除了把111师从敌伪那里缴获的武器、弹药送给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外，他还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鼓励官兵和八路军多来往。两军之间出现了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可喜局面。这样，也增进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他经常找地下工委的王维平反映思想情况，并多次恳切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委把他的愿望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到常恩多驻地大于庄进行考察。1939年春，常恩多经山东分局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从此，入党后的常恩多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目标更加明确。1939年冬，日寇千余名出动骚扰莒南、日照等地，他率部在十字路镇的王家庄将敌包围。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歼敌200多名，缴获野炮一门，还有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战斗结束后，两军联合举行了庆祝会，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此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广大爱国群众也热情赞扬说：“八路军、111师才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1940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57军内部，一种反共投降论调甚是嚣张，该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经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高级参谋兰赓年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激流则更为猖狂，他在纪念《七·七》大会上竟然埋怨张学良。他说：“要是没有‘双十二’，共产党早已消灭了。”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17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反共。不仅如此，缪激流还派他的亲信、少校副官李光烈几次赴苏北东海桃林镇，跟日本军鹫津师团达成“共同防共，互通情报”的协议，继而由缪潋流亲自指挥的666团的郝、王两连，公开携械投敌。常恩多听到上述消息，异常震惊，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1939年9月12日，缪激流在和副军长朴炳珊、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秘密策划之后，第二天，分派少校副官李光烈、665团团长董翰卿和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为代表，去桃林镇跟日军作投降反共谈判。

于文清对于这种卑鄙的投敌勾当，深感苦恼，但又迫于缪激流的威势，不敢拒绝，便找333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诉说苦衷。为了大局，万毅劝他忍隐成行，掌握他们投敌内情后，再研究对策。9月14日，董翰卿等三人到桃林与日本鹫津兵团的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顾问新容幸雄见面。双方谈判时提出，一互不侵犯，并规定联络信号，以免发生误会；二共同防共，日方打八路军，五十七军也要打。各自防区潜伏的共产党，自行剿除。回来时，他们还带回一批敌人给的手巾、肥皂、月饼、酒、香烟和武侠小说等。

于文清参加投降谈判回来后，把详情告诉了万毅旅长。当时正值“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会上，缪激流公然宣称：“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听信共产党的挑拔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对他的反动言论和投降活动，常恩多非常气愤。

一场反对投降的风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常恩多在东盘南圩子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与前来汇报缪激流通敌的万毅秘密交谈，决定对缪激流及投敌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并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9月21日晚会上，包围军部及会场，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行动由万毅指挥，常恩多负责解决111师和331旅内的汉奸。

9月21日晚，锣鼓喧天的晚会正在进行着，行动开始了，夜半的黑空里，从万毅旅长手中放出一颗幽绿、一颗明红的信号弹，会场立刻翻飞着红、绿色传单，上面有常恩多亲自写的致《蒋委员长、于总司令血泪电》和“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等内容，到22日凌晨，除缪激流因667团1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由334旅旅长荣子恒保护逃跑外，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董汉卿，缪激流的小老婆和养女一同被逮捕。

“九·二二”除奸对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广大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群情振奋，无不拍手称快。当地群众拿来鸡蛋、土特产慰问锄奸将士，大大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军队的声威，巩固了根据地，密切了与八路军的关系。

为抗日，率部起义，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九·二二”锄奸运动，蒋介石非常恼火，他首先命令把万毅扣留，押送到五莲山前的老君堂，后又转送到徐庄鲁苏战区总部。继而对身患重病的常恩多百般刁难，并以常恩多病重为由，日常工作由参谋长陶景奎主持。陶景奎本就是个反动投机分子，他借机弄权，和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勾结一起，流言蜚语，打击屡立战功的万毅。要置万毅于死地。1942年4月，国民党中央发给于学忠总部急电：“万毅通敌。着即秘密处决。”于学忠感到很为难。因为万毅是一个屡立战功的正直军官，不经公开审理，就秘密处死，难以服众；再说总部又在111师防区，要杀万毅，常恩多这一关也难过。战区总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诚，原是张学良的秘书，1933年在复旦大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中做于学忠的工作。而常恩多知道后则坚决地对于学忠说：“要处死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那就请先解散111师，先杀了我常恩多。我可以死，但万旅长必须活着，他活着对部队有利，对抗战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于学忠不得不先把此事放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常恩多病势日益恶化，他自感痊愈无望。对抗日报国不能多做贡献，深为抱憾。1942年8月1日，军医处正式宣布，常恩多的病停止治疗。于是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的风暴只好提前爆发。第二天，病重的他躺在床上。勉强写出他一生最后的三十五个字：“务要追随郭维诚，贯彻张汉公（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

为了保证起义万无一失，郭维诚遵照常恩多的指示，交代常恩多的爱将刘唱凯和工兵营王营长，做好扣押反动分子的准备工作，又交代特务连的张德福排长做好师部周围的警戒工作。接着刘唱凯分别给陶景奎、刘晋武及各团团长打电话，通知到师部开会，陶景奎等人误认为常恩多要交代后事，都欣然前来。他们一到师部，刘唱凯就立即命令卫士缴了他们的枪，并说：“师长说师里出了奸细，要出卖111师，你们就等候处理吧。”陶景奎顿时吓白了脸，被押到一边去。

1942年8月8日，常恩多命令部队移到抗日根据地莒南县王家坊前村，把三千多人的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九日凌晨，他含笑溘逝，终年47岁。

111师起义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及肖华、黎玉、谷牧等党、政、军领导到111师看望部队，他们对111师的起义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热烈欢迎，高度赞扬了他们团结抗日的正义行动。对常恩多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毛泽东在收到111师起义的报告后微笑着说：“啊。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抗日、反蒋、联共。”立即指示山东分局要改造和建设好这支部队。接着部队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进行整编，番号不变，仍为111师。名义上师长仍是常恩多，万毅任副师长，郭维诚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于文清任参谋长，王维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唱凯任副官处主任。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常恩多的逝世秘而不宣，直到第二年7月17日才在莒南县朱芦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山东省、滨海区与附近各县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以及区、镇、乡都派出代表前来哀悼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英勇杀敌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