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变”：东北军发生内乱后惨遭肢解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 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 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 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 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 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 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 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937年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 领先后会面。于学忠主和意志明朗。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 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 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 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 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 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 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 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 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 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 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 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 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 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 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 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 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 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 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 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 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 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 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 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

周 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 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 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周恩来 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 北军，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 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 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 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 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 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 己则只好离开部队。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 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二二事件的后果

高崇民 撰稿

（一）应德田﹑孙铭久犯上作乱。应﹑孙两人﹐在前节中已略为谈及。应的作风一贯是当众眼面表示沉默寡 言﹐背后则教唆鼓动。例如二月一日﹐孙铭久在西安城关扣留撤兵命令﹐经何柱国大加斥责时﹐已承认错误﹐至于哭泣﹐并同意遵照和平方案﹐将他所带的特务团和 先锋队﹐撤至豳县。而二月二日早晨﹐竟发生惨杀事件﹐即是应德田鼓动孙的结果。

此点已由孙铭久口中透露﹐应德田现在则极力抵赖。故二二事件﹐表面是孙铭久实行犯上作乱﹐骨子里是应德田主谋策动﹐而且非仅东北军的少壮派单方面 的行为﹐实际是与七十路军的少壮派共同的行为﹐甚至牵涉杨虎城主任﹐有纵容的嫌疑。具体事实﹐在前节中已略为叙及。

应德田经张学良送留美回国后﹐一直在张的培植之下﹐故在武汉任过“剿匪”总部的少校科员﹐在西安任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以及西安“剿总”的第四处副 处长（即行政处）﹐颇得张的信用﹐遂产生了政治野心。本来整顿旧东北军﹐把封建集团变成进步的军队﹐是对的﹔但时机和方式方法﹐必须选择适当﹐尤其对人事 的去旧换新﹐更不能鲁莽灭裂。而应﹑孙等年青躁进﹐以致被托派国特乘机挑拨利用﹐终于作出犯上作乱的行动﹐几乎祸国殃民﹐毁坏整个革命大业。西安事变过程 中﹐纵然有张学良之放蒋与送蒋﹐以及张之一时被扣﹐形成曲折复杂的局面﹐但杨主任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如果信赖共产党﹐尊重红军代表的意见 ﹐西安有三位一体的存在﹐有久经斗争锻炼的共产党﹐有打不败的红军﹐蒋介石的任何阴谋﹐也绝对不能得逞﹐张副司令终必被放回西安﹐兵谏之举可大获全胜。最 低限度﹐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不至很快地就被蒋介石所瓦解﹐杨虎城﹑黄显声两将军亦不至遭到那样惨杀的后果﹐张学良将军更不至到而今还在被扣。故西安事变中的二二惨杀事件﹐不仅为 当时的亲者痛仇者快﹐实更使民族民主革命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应德田﹑孙铭久等﹐从东北新旧人的斗争出发﹐不顾张副司令之安危﹐不顾东北集团之瓦解﹐不顾三 位一体之破坏﹐坚决主张杀王﹑何两个军长﹐这不是忠于张副司令﹐而是拿营救张为借口而已。

当时他们为了要有杀王﹑何的理由﹐先在街上张贴除奸标语﹐然后再由应德田写一文告﹐宣布王﹑何的罪状。结果﹐孙执行了杀王的任务﹐而应并未写什么 文告﹐只空口说王推翻渭南会议的决定﹐不要张副司令﹐有取张而代之的野心﹐又诬蔑地说﹐王出卖张副司令﹐受蒋介石的收买﹐得三百万元贿赂。这个诬蔑的谣言 ﹐是由于何柱国与潼关顾祝同在电话谈判时﹐何要求发给西安事变善后费六百万元﹐顾说不必限定数目﹐有帐的就算。意思是说﹐实际花了多少就开多少。何说﹐还 是有个数目为好﹐于是减到三百万元。当时借着接于学忠的飞机﹐先给一百五十万元﹐以便办理善后。此款到西安时﹐即分别发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五十万 元。而托派与国特﹐即据此散放谣言﹐说王以哲受贿。所以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起赃﹐结果除了在王宅抢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少数存款而外﹐并无什么贿 款﹐于大为懊悔（于是王军长的学生）。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决定分头去枪杀王﹑何二军长及宋学礼副官长和徐方参 谋处长等﹔同时又通知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孔从周等﹐也到他们家里开会﹐决定分别除奸﹐即东北军里﹐除掉王以哲﹑何柱 国﹔十七路军里﹐除掉孙蔚如。但孙于双十二后﹐已被杨主任接在绥署住﹐何柱国因有人告诉他说街上有除奸标语﹐也于一号前夕﹐避入绥署杨的公馆﹐故皆幸免。 一月三十一号﹐高崇民到渭南前线时﹐刘多荃当天接到由十七路军电台发的无名电报一封﹐大意是王以哲已毙﹐前线要服从命令。

因高已将西安城内少壮派之不稳﹐与杨主任主张打一下再和的情形﹐告诉了刘多荃师长﹐并决定拒绝不撤兵的命令﹐而对这封奇怪的电报﹐竟未加研究是什 么用意﹐也未进行追查﹐只是派刘的副官那伯刚持一封信和该电报原纸回西安送给王军长看﹐请他严加戒备。另一方面﹐用电话请杨虎城主任保护王的安全。这个奇 怪的电报﹐高陵缪澄流军长也同样收到一份﹐缪亦只是电请杨虎城保护王﹑何及于学忠的生命安全。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 ﹐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从这个电报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到孙铭久﹑应德田家里开会来看 ﹐很明显地当时有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暗中作祟。这个小组织﹐是否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少壮派在内如宋文梅﹑许权中﹑苗剑秋﹑文英奇等（都有托派嫌疑）﹐还 只是托派与国特在背后操纵﹐至今尚未得到真相。这个小组织首先是要搞垮东北军。所以王以哲死后﹐东北军已经东调到周家口﹐反动派又进行一次暗杀刘多荃事件 ﹐当时竟造谣说是共产党使孙铭久干的﹐后经高崇民到上海（刘在上海医院治伤）对刘多荃说破﹐刘始恍然大悟。刘与王以哲是东北军的核心﹐故反动派处心积虑﹐ 要除掉他们。同时反动派﹐曾阴谋使宋文梅营长在三原东里堡﹐也用兵谏的手段﹐威逼杨主任宣布反共﹐经人告密﹐杨先发制人﹐立即撤宋。以上两事﹐也可以说是 反动派破坏三位一体之尾声。从王劲哉﹑李振西等人半吞半吐的材料来看﹐和应﹑孙二人深怕人说他们受托派影响﹐都坚决否认与十七路军少壮派有往来﹐应德田在 前后写的材料对于苗剑秋亦一字不提。这可知他们到今天还有很大顾虑﹐故互相隐瞒真相。

实则应﹑孙除在二二早晨分头邀同十七路军少壮派开会外﹐同时派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派王协一连长到何柱国家﹐执行枪杀两军长的任务。但因何避入 绥靖公署﹐孙铭久乃与宋文梅约好仍由王协一连长到绥署执行杀何。何请杨保护﹐杨乃出斥王连长说﹐你们能在我这里枪杀人吗﹐并示宋文梅告孙铭久﹐把王连长撤 回。事后何柱国送杨虎城一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始终怨杨事前知道少壮派等的逆谋﹐而不加制止。且孙铭久杀王以后﹐与何鉴吾同到绥署﹐见杨虎 城报告杀王的情形﹐并请下命令不要撤兵﹐应德田随后也到绥署开会。杨对应﹑孙说好吧﹐你们研究派人到前线阻止撤兵。按理说﹐应﹑孙惨杀王以哲后见杨主任时 ﹐已经是犯上作乱的罪犯﹐且变起萧墙怎能对敌﹐奈何还同意他们不撤兵的请求。这样能说二二事件与杨和十七路军少壮派没有关系吗﹖当时东北军董英斌参谋长闻 讯赶到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应﹑孙事前不予闻知﹐一面与于学忠在绥署开一小型会议﹐在杨的命令和少壮派的胁制之下﹐研究阻止撤兵问题。因此派高福源旅长赴渭 南前线﹐见刘多荃师长。高到前线看情势不好（这时刘多荃已命令一团人开向临潼﹐对西安作攻势）﹐亦未敢见刘师长﹐立即逃回西安﹐同时刘得报告说杀王军长时 ﹐是高福源在粉巷指挥的﹐刘遂密令其驻西安之葛团长暗杀了高福源。以上这些具体事实﹐应﹑孙不是否认﹐就说记不清楚。而王劲哉﹑李振西写的材料﹐亦均未如 实把他们和应﹑孙开会的情形详细谈出来﹐更可疑者﹐王菊人的材料中﹐对托派在十七路军的活动竟一字未提。想见托派操纵的小组织可能有十七路军个别的少壮派 ﹐王故讳莫如深。现在宋文梅﹑许权中已死﹐只有王劲哉﹑王菊人尚在﹐不过二 王能否肯实说﹐还要看以后了。因此以应德田﹑孙铭久为首的二二惨杀事件的真相﹐尚有待于深入的调查了解。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午前﹐张学良的特务团长孙铭久派其特务团连长于文俊率士兵一排人﹐到西安粉巷王宅枪杀东北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王因病卧床﹐不 能自卫﹐身受九枪而死。同日王之副官长宋学礼﹐亦在寓所被枪杀。杀宋的口实﹐系说宋常常燕会招待马占山﹑鲍文樾等东北旧人﹐给王军长拉帮。另外杀参谋处长 徐方﹐系说他事先把家眷送回南方﹐是对于张副司令不忠诚的表现。此外杀内奸蒋斌﹐尚有可说﹐但亦应依法处理才是。高崇民在渭南得到惨杀王军长等恶耗以后﹐ 立即给孙铭久写一短信﹐大意是弟等犯此重大错误﹐兄只有痛心﹐只有原谅﹐惟弟等必须速离西安﹐进入苏区。此信是托卢广绩带交。其后应﹑孙等进入苏区不久﹐ 又离开苏区﹐潜伏在北平和天津。高仍令卢转告他们﹐无论如何﹐要坚决站在抗日立场﹐将来立功赎罪﹐总会有出路的。不幸他们又犯了第二次罪行。原来二二事件 后﹐张副司令有信﹐并发给应﹑孙等出国路费﹐嘱令他们到外国去﹐意在由中共把他们送到苏联。不料应﹑孙等竟违背了张的苦心和联共抗日的立常这亦可证明﹐应 ﹑孙等并非忠于张副司令者﹐否则﹐何至走上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而与共产党对立。

故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后来不为汉奸﹐即多半加入国民党反动派﹐很少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与应德田﹑孙铭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刘澜波归结说﹐ 西安二二事件﹐应德田是罪魁祸首。

（二）刘多荃师长在渭南的应变。惨杀事件发生后﹐在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和高崇民紧急研究对策﹐高认为必须先制止杨主任的动摇﹐然后令孙铭久等退出西 安。于是刘师长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到临潼﹐向西安作攻势﹐估计杨虎城必冷静下来﹐不至再动遥我们这种动作﹐特务在西安造出谣言﹐说东北军要攻打红军﹐但共 产党毕竟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很沉得住气地派刘澜波到渭南探明真相﹐误会解除﹐谣言自息。但有刘多荃部在临潼之攻势﹐犯上作乱之少壮派﹐必须离开西安。因此 ﹐周恩来代表到绥署与杨主任计议﹐杨此时对孙铭久等有些气愤﹐认为﹐他们应学日本武士道剖腹自杀﹐或者出面自首。周均不同意。认为事变是出于托派的阴谋﹐ 杨默然。最后决定令他们出走。故孙铭久等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杨虎城此刻﹐知道托派和少壮派打一下再和的意见﹐不可能实现了﹐始于二日晚间﹐ 派李志刚﹑鲍文樾代表﹐星夜赴潼关进行和平签字﹐马占山﹑鲍文樾亦即借机会回北平。西安既起内讧﹐中央方面当然立刻占据优势﹐顾祝同在和平文件上只签一阅 字﹐其气焰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姿态﹐毫无平等协商的意味了。在二日晚十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队﹐竟乘隙进军﹐势将袭击﹐刘多荃用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 打﹖打﹐我们就打。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已而该部队果然停止前进﹐顾且以电话告刘﹐适才前进部队是属民团。刘谓不管什么部队﹐停 止前进就行。因此﹐高崇民主张我方军队可提前过河﹐与高陵缪澄流的五十七军靠拢﹐不必等到商订的日期（原订是四 日）再让出渭南防地。故于三日即开始由渭南撤出﹐四号一 天全师即都过河。我们提前一日﹐是为避免陈诚﹑樊嵩甫等之挑舋。盖此时不容前线上有任何冲突﹐有则便容易由小而大﹐因小失大。

刘多荃和高崇民到高陵后﹐刘以师长地位﹐一切只有尊重缪澄流军长的意见。缪对高素既不睦﹐当然不听高的任何主张。此时缪已决定放弃甲案﹐不再西 进。他把少壮派之杀王军长事﹐归咎于红军﹐盖缪﹑刘内心均误认为应德田﹑孙铭久是共产党员。缪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青年﹐当即将进步青年军人万毅看押﹐更 派兵追拿孙铭久等﹐欲得而甘心﹐但未获而返。缪恐红军或十七路军向他进攻﹐他面对三原作防御攻势。其顽固无知是不可以理喻的。此时高崇民鉴于三位一体的大 势已去﹐他在东北军中亦起不了作用﹐决定拟赴北平﹐由刘多荃亲送至临潼上火车﹐叹息而别。在高陵﹐于某日高曾接红军代表周恩来亲笔信﹐邀高回西安。高以本 人实际上虽已背弃国民党﹐但表面上尚属国民党籍﹐他如回西安﹐国民党特务很可能以卑鄙手段绑架他﹐或以所谓国民党组织纪律加以拘禁﹐况且东北军缪澄流军长 既不听高的主张﹐刘多荃又不能单独有所作为﹐高纵然回西安亦无能为力﹐故高于赴北平之前﹐只给杨虎城将军写一回信﹐大意是现在和局已成﹐我两人将来在抗日 的道路上再见吧﹐对于周的信既未作复﹐亦未应邀去西安。问题是高当时对于共产党还认识不够﹐以后有人造谣说﹐东北军东调是高主张的﹐完全不是事实。枪杀王 以哲军长的于连长﹐以后亦被刘多荃师长由高陵以密令处死﹐这种为个人复仇主义﹐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三）红军的矗立与事变的结束。东北军刘多荃部既按照和议撤出渭南防地﹐中央军宋希濂即进军西安布防以后﹐顾祝同入西安城内。此时杨虎城因三位一 体已发生变化﹐对内对外均有戒心﹐故离开西安﹐回驻三原。顾祝同到西安﹐东北集团仅由米春霖出面﹐举行一次招待燕会﹐但对于善后商谈﹐除红军代表外﹐几无 对方。顾乃提议派人赴三原欢迎杨主任回西安﹐于是派黄杰代表中央军﹐派卢广绩代表东北军﹐派王宗山代表十七路军﹐到三原接杨﹐杨乃稍释疑惧的心情﹐返回西 安﹐又亲到卢广绩寓所﹐托卢到高陵﹐见缪澄流和刘多荃﹐解释误会﹐并诚恳表示﹐愿三位一体合作如初（时已晚矣）。同时请卢担负联络责任﹐委为绥靖公署高等 顾问﹐月薪五百元。以后东北军放弃甲案﹐实行东调﹐杨又被派出国视察。西安绥靖公署撤销不久﹐孙蔚如由陕西省主席调为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李兴中﹐皆升 为有名无实的军长﹐至此十七路军亦被分散。只有共产党红军﹐人数虽少﹐却屹然矗立﹐毫无变动。故西安事变之结束﹐当时所谓三位一体﹐只有中共之一体﹐由周 恩来根据和谈原则与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折冲樽俎﹐不亢不卑地把震动中外﹑轰传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平结束了。从此中国历史﹐亦即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说西 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