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袜子皮皮txt:战死者

    这些故事你很难看到，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上。也许是因为它的残酷，也许也是因为它的真实。这也不是你所熟悉的好莱坞史诗巨片，没有明星阵容，更没有工业光魔的特效支持，出演的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在故事里生存然后死亡，离家万里，因为一场他们不明就里的战争。

死亡数字以及数字背后的死亡

    4221，你可以在美国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找到这个数字，它代表着截至2009年1月14日，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刷新，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大兵撤出伊拉克为止。
4221，在计算机上只有4个比特的字节量，你可以用0.5秒的时间把它念出来，写下来。4个字节与4000张曾经鲜活的面孔；0.5秒与4000个生命背后的故事。我们如何将它们划上等号？
如果以全天候直播闻名的CNN能提供一台特殊的摄像机，我们或许能把镜头推到2008年的巴格达，加州坎贝尔堡的克里斯托弗·弗修斯特被贯注了伊拉克人的愤怒的路边炸弹炸成终生残疾；我们还可以把镜头推到2004年的费卢杰，某条街道的某个昏暗房间里，来自加州的佩拉尔塔身中数枪后被一枚手雷结果了性命；甚至可以再往前到2003年的纳西里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此与伊军激战，“零伤亡”战争的神话在它开始的第一天就宣告破产。
在这台“摄像机”的取景器里，我们能看到血肉与残肢，看到痛苦与恐惧，看到失神的眼，扭曲的脸和散兵坑里颤抖的身躯，看到各式各样的殊途同归的死亡。它们隐藏在间谍卫星、“战斧”式巡航导弹、F/A-18战斗机、155毫米榴弹炮和M1A2坦克编织成的精美的现代战争外套下；淹没在CNN的充满美式自豪感的新闻报道中；也不会出现在五角大楼的战况通报里。但这，才是真实的，生命个体层面的战争。
    死亡数字只属于五角大楼和白宫，数字背后的死亡呢？

失去的青春

    20岁时，你在做什么？
    是在大学校园里游荡还是牵着女孩的手进出游乐场？还是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青春痘烦恼还是在为明天的PARTY挑选新装？
    20岁的诺雷恩·里安·哈钦斯，却在幼发拉底河畔被A-10攻击机的机关炮打死，尸体残损不全。
哈钦斯是南卡罗来纳州沸泉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自幼被人收养。据沸泉中学的老师回忆，哈钦斯沉默寡言，多少有点自闭倾向。高中时，他更非法闯入民宅，犯下偷窃罪。所幸，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及时刹车，没有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养母卡罗琳回忆说：“他高中第二学年时加入了浸礼会。这完全是他自愿的，没人强迫他。每次教堂开门的时候，都能看到里安在里面。”哈钦斯主动参加了很多传教活动，教友们都证实，他一直在和自我做斗争。“他努力做正确的事情，他和你我，和每个人一样，有时候会犯错误，有时候会迷失，但他已经竭尽全力”，教友克雷格·塞耶说。
哈钦斯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高中毕业他就参了军。入伍后，他时常穿着陆战队制服回来，和老朋友聚会，唱陆战队队歌，看起来从未如此开朗和快乐。毫无疑问，这本该是一个失足男儿洗心革面，战胜自我的美丽故事。
    但是，2003年3月23日，在伊拉克南部港市纳西里耶，列兵哈钦斯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团第1营的普通一兵，哈钦斯坐着两栖装甲车开进了纳西里耶。纳西里耶市中心有许多两层到四层楼的砖石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大多数都有围墙。美国海军陆战队高速进入市中心的途中，不断受到伊军的火力袭击。伊军士兵躲在街道两旁的建筑物的墙壁和窗户后面，用AK步枪、机枪和RPG火箭向两栖战车开火。整个下午，美军陷入了与伊拉克武装力量的缠斗中。
这时，担负近接空中支援任务的A-10攻击机出现在天空中，随即开始俯冲攻击，只是它们把AAV-7两栖战车当成了伊军装甲车辆。一顿扫射过后，哈钦斯乘坐的AAV-7被打成了蜂窝。不难想像，哈钦斯最后所遭受的痛苦，AAV-7只是一个装甲薄弱的铁皮盒子，火神机炮轻易地撕开了它的装甲层，20毫米穿甲弹在狭小的乘员舱里横飞，穿透着金属和肉体。
与哈钦斯一起被抬出来的陆战队员共有10人。
    他的家人在4月12日接到了正式的阵亡通知。哈钦斯的遗体随后被运回南卡州，葬礼上，海军陆战队第2团指挥官威廉·卡拉汉上校将追授的紫心勋章交给了哈钦斯的养父母。
拉里，哈钦斯的养父面对星条旗报记者的话筒说到：“里安是个典型的孩子，他有着典型的问题，但至少他敢做敢当，自己解决了所有问题，回归正途。可现在，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斯蒂文·阿科斯塔，19岁，加州卡莱克西科人，美国陆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第67装甲团3营C连一等兵。2003年10月26日在巴格达以北30英里的巴库巴被流弹击中身亡。
    罗伯托·阿巴德，22岁，生于洛杉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部队第4海军陆战团第1营下士。2004年8月6日在纳杰夫被打死。他的未婚妻，19岁的塔尼亚永远也等不来那场允诺过的婚礼了。
菲利普·潘尼尔，20岁，来自伊利诺伊州沃什伯恩，美国第101空中突击师第1旅级战斗队第327步兵团2营下士。2008年1月29日在萨马拉阵亡。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长长的列下去。他们的青春还没有结束就消逝在伊拉克漫天的黄沙中，如同夏日的阵雨洒在人行道上，转眼渺无踪迹。

向左转，向右转以及52分半
死亡到底是命运还是或然率？

    2003年3月23日，伊战爆发第三天，伊拉克纳西里耶以南。美国陆军第11防空旅第507维修连奉命调防。在黑暗中的十字路口，头车领航员显然迷失了方向，他带着整支车队上了7号公路，开往激战正酣的纳西里耶。凌晨3点，这支没有导航设备，也没有像样地图的车队开进了伊军伏击圈。后勤维修人员在伊拉克正规军面前显然没有多少抵抗力，整支车队很快被全歼，9人阵亡，5人失踪，6人被俘，被俘人员当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杰西卡·林奇。整整一个星期后，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防部动用“海豹”突击队将林奇救了出来。
    林奇是幸运的，尽管她在被俘期间可能遭受过虐待，但她毕竟保住了性命，回国之后还被媒体包装成英雄，自传版权卖了50万美元。她的同伴却远没有如此好运，林奇在布利斯堡兵营的室友，23岁的女兵皮耶斯特瓦重伤之后被俘，死在了纳西里耶的伊拉克医院里。
    如果507维修连有GPS卫星导航设备；如果他们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如果车队指挥官在作出决定之前与上级指挥部或者友军联络核实路线，那么这个后勤单位就不可能单枪匹马杀向战斗第一线。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失误，皮耶斯特瓦和另外8名士兵就不会平白送命。
    如果，只是如果。
    在我们这个时间以线性流逝的世界里，任凭如何假设，发生了的就已然发生。在2003年3月23日凌晨的黑暗中，9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就如此悲哀地取决于头车司机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一闪念间。
2006年岁末，费城的退休女警珍·费金斯收到的新年礼物是陆军部送来的儿子的阵亡通知单。通知单上写到：2006年12月，一等兵阿尔伯特·尼尔森在拉马迪的战斗中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的120毫米迫击炮击中身亡。
    几个月后，费金斯开始听到一些传闻，说她的儿子并非死于敌手，但是当她就此询问陆军部时，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调查正在进行中。”几经周折，费金斯从她儿子的指挥官杰克·罗宾逊上士那里得到了一段长达52分半钟的现场录像。于是，她在屏幕上亲眼目睹了儿子的死亡。
    录像显示，2006年12月4日，尼尔森作为美国陆军第2机械化步兵师第2旅级战斗队第9步兵团1营D连2排的士兵参加了拉马迪战役。在逐房清扫的战斗中，尼尔森的排遭到了第1装甲师第1旅级战斗队一辆M1A2坦克的攻击。坦克炮炮口的闪光过后，2排占据的建筑淹没在爆炸的气浪和漫天的尘埃中。弹片将尼尔森的左腿从膝盖上方齐齐削去，并打伤了他的头部。尼尔森立刻出现失血性休克，医护兵紧急包扎后把他送上了救护车，但他最终没能挺到医院，因为失血过多在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时咽了气。
    比尼尔森更悲惨是和他一起站在房顶的22岁的佛罗里达人罗杰·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当战友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或者说他身体的1/2正躺在隔壁的院子里。罗杰几乎被坦克炮弹直接命中，他的四肢消失在爆炸中，仅剩头部和血肉模糊的躯干被气浪从房顶上抛到了10米开外。
    这段用头盔摄像机拍下来的战地录像始终得不到五角大楼的认可，官方依然坚持宣称这两个年轻人死于伊军迫击炮。对于暮年的费金斯来说，不知道一枚铜星勋章能不能消解终日萦绕在她耳边的儿子的痛苦呻吟；消解那将伴随她余生的52分半的残酷影像。
    如果2排当时不在那栋房子里；如果步兵和负责支援的坦克及时沟通，说明位置；尼尔森和苏亚雷斯就不会如此悲惨的死去。似乎不管科技如何发达，技术如何先进，误伤永远无法避免。据统计，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共发生28起误伤事故，在614人的总伤亡人数中，误伤占了17%。147名阵亡士兵中有35人是被美军自己打死的，占阵亡总数的24%！这意味着，只要战端开启，就必然会有一些生命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去填满那个统计学上的百分比。
   
勋章有多重

    2005年4月5日，11岁的大卫·安东尼·史密斯在妈妈波尔吉特的陪伴下平生第一次来到白宫。美国总统布什要把一枚属于他父亲的国会荣誉勋章颁发给他。这是伊战中唯一的一枚，越战之后的第三枚，自1861年创立以来，6400万美国服役军人中只有3500人享此殊荣。
    白宫巨大的办公室衬托得大卫格外矮小。眼前这个总在电视上出现的得克萨斯人，台下无数的新闻记者陌生的脸庞，闪光灯、话筒还有身上的黑西装让大卫手足无措。他捧着装在深棕色木盒子里的国会荣誉勋章，眼神迷茫。
    总统接见，白宫授勋，这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或许过于沉重了。他不可能清楚国会荣誉勋章的含义，不可能知晓什么是战争。但是，父亲被小匣子里冷冰冰的金属片取代，这一定不是他想要的。
    2003年4月4日，美国陆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前锋部队进抵巴格达萨达姆机场。保罗·R·史密斯和他的连队占据了通往萨达姆机场的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史密斯的战友博可夫斯基战后回忆到：“非常非常安静，大约每隔两分钟就会有枪声响起，但是枪炮声如此零星，以至于给人一种怪诞而阴森的感觉。我们意识到见鬼的伊拉克人将会大惊失色，他们醒来就会发现美国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高速公路中间有隔离带，两边都建有高墙，严重影响美军的视野，于是史密斯招来一辆装甲车把墙撞开了一个大口子。在墙的另一边他发现了一个院子。这时他接到命令：准备一个临时的战俘收容所以关押新近俘虏的伊拉克人。史密斯选中了这个院子，但是当装甲运兵车撞开院门后，他被吓坏了，门后是数十名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士兵。双方立即激烈交火，一场遭遇战就此展开。共和国卫队不仅把史密斯和他的同伴挡在大门外，还占据着可以俯瞰庭院和公路的水塔，美军被猛烈的火力死死压制住：撞开大门的装甲车被火箭弹击中，3人受伤。赶来支援的一辆M2步兵战车打光了弹药，也动弹不得。更糟糕的是，一旦这些共和国卫队从院子里冲出来，就能从容扑向美军司令部，并从侧面卷击迫击炮阵地，伤兵收容所和新闻记者的临时驻地也会受到直接威胁。
    史密斯或许不知道这些，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排伤亡惨重，他所在连队面临被击溃的危险。在那样一个时刻，这个36岁的加利福尼亚人，两个孩子的父亲，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的战友梅德拉罗事后回忆到：“我和其他人正忙着把受伤的同袍从被击毁的装甲车里转移出来，这时史密斯端着12.76毫米重机枪跳上了被炸坏的装甲车顶，我们目光相接，我觉得他在向我告别。”
事后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史密斯打死了大约20-50名伊军士兵。更重要的是，利用史密斯的掩护火力，梅德拉罗等人成功地解决了水塔上的伊拉克人，危机解除。在这白热化的十分钟里，车顶上的史密斯把300发子弹泼向伊军，与此同时，他也迎来了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一发AK-47的子弹正中面门，几乎半个脑袋都被掀飞。
    史密斯用他的生命换来了美国武装力量最高荣誉。五角大楼的公告里满是溢美之词，他被描述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军人，美国精神的象征。
    对逝者保持尊重是人类的美德，但我们也同样相信，在那个间不容发的时刻，史密斯的脑子里肯定没有建功立业这些劳什子，更不会有什么国会勋章，极尽哀荣。他只是担当起了必须要有人去承担的责任，只是想救他的战友同袍。正如他的战友的评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他做了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干，我们都会被屠杀。”
作为普通一兵，在这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战争里，与战友相互倚靠，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
    拉斐尔·佩拉尔塔同样如此，2004年11月15日，在费卢杰的某间民房里，身负重伤的佩拉尔塔将伊军士兵扔过来的手雷压在自己的胸膛下，挽救了两位战友的生命。
    25岁的中士佩拉尔塔1979年4月9日生于墨西哥城，是家中长子，后随父母移民美国，拿到绿卡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在服役期间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2004年11月15日，时任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3团1营A连侦察队队长的佩拉尔塔参加了第二次费卢杰战役，战役代号“幻影女神”。
    在逐屋清扫作战中。佩拉尔塔带着他的排冲进了一栋楼房。1楼的前两个房间是空的，当他打开第三间房门时，躲藏在屋内的伊拉克武装分子突然开火，佩拉尔塔当即被数发AK-47子弹贯穿胸腹。他倒在地板上，竭尽全力爬到一边，以免妨碍身后的战友开火还击。这时，一枚手雷扔了过来，房间狭小，海军陆战队员想撤出去已不可能。弥留之际的佩拉尔塔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那枚手雷把它压到身下。爆炸的气浪几乎把他掀到半空，佩拉尔塔当场死亡，但同时，他的身体挡住了几乎所有弹片，两位同袍的性命保住了。
    同样的英勇，佩拉尔塔却只获得了第二级别的荣誉——海军十字勋章。由加州众议员鲍勃·费尔勒提出的要求授予佩拉尔塔国会荣誉勋章的提案在2008年9月17日被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无情的驳回。理由是审核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定，佩拉尔塔最后压住手雷的举动不能肯定是出于有意识状态下的主动行为。这个决定遭到了佩拉尔塔的家庭、海军陆战队、加州以及国会中西班牙裔集团的强烈抗议。
    这些纷争与抗议，佩拉尔塔都听不见了，他现在躺在圣迭戈罗斯克兰斯堡国家公墓里。国会荣誉勋章也好，海军十字勋章也罢，都当不起生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