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守卫战手机版22-2:南社春秋

南社春秋

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

反清阶段

南社成员大多属于新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积极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发刊综合性杂志《觉民》。1904年﹐陈去病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发刊《醒狮》，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创办健行公学，与柳亚子等共同发刊《复报》。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在上述过程中，陆续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础。

南社小说集

1907年8月15日(旧历七月七日)﹐陈去病与吴梅﹑刘季平等11人于上海愚园集会﹐组织神交社。1908年 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朱少屏﹑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颖之﹑黄宾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1911年﹐绍兴﹑沈阳﹑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年轻的鲁迅参加了越社。

南社成员欢欣鼓舞地迎接武昌起义。淮南社发起人周实﹑阮式等在故乡淮安率众响应﹐被以清政府知县为首的封建势力杀害。南社立即集会追悼﹐要求惩办凶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反对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这一阶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时期。

反袁阶段

民国初建﹐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的条件﹐社员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馆。陈去病﹑宋教仁等先后在杭州﹑北京设立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这一建议遭到否决﹐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决定接受柳亚子的意见﹐采取主任制。鉴于有少数社员依附袁世凯﹐会议通过的条例中特别规定:“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纪略》)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讯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社员牺牲的除宋教仁外﹐还有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程家柽﹑吴鼐﹑仇亮﹑陈以义﹑陈其美﹑陈子范等。南社积极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藉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1915年旧历中秋节﹐顾无咎﹑柳亚子等人结酒社﹐顾自号“神州酒帝”。他们天天狂歌痛饮﹐反映出极端苦闷消沉的情绪。

解体阶段

1917年﹐正当张勋复辟前后﹐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的评价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中﹐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选﹑诗选和词选主任。陈去病﹑姚光﹑王德钟等支持柳亚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后有社员8批200余人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同年10月﹐进行南社改选﹐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亚子以385票继续当选。

由于这次内讧﹐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1918年10月﹐劝社友改选姚光为主任。此后南社即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高旭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此事敲响了南社的丧钟。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

另建阶段

1923年 5月﹐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 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其中邵﹑陈当时是共产党员。这是柳亚子和旧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勇敢的行动。10月14日﹐新南社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

“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成立布告》)

次年1月﹐傅专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导言》)。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南社湘集则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过一﹑二年。

发展目的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

“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

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柳亚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弃疾和明末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作品﹐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1911年﹐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声言:

“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

1917年﹐柳亚子又表示﹐民国时代﹐应有民国之诗﹐决不能让亡国士大夫再做诗坛的头领﹐排斥同光体是为了给“民国骚坛树先声”(《磨剑室拉杂话》)。晚清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拥护清政府﹐反对民主革命﹐辛亥后又大都以遗老自居﹐因而﹐“唐音”和“宋派”(即主张模仿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的分歧﹐既反映了两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上的新陈代谢的要求。柳亚子等在词﹑散文方面的推崇和排斥﹐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和柳亚子等不同﹐马君武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张“漫追魏晋隋唐体﹐自抱文周屈宋思”(《钝根未与元夕南社雅集﹐以诗见寄﹐步其韵以答之》)。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大。南社中还有些人是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的崇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习染很深﹐形成顽强的反主流势力。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南社的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简称《南社》﹐发表社员的诗﹑古文﹑词创作。线装﹐不定期。自1910年1月至1923年12月﹐共出版22集。此外﹐1910年10月11日(夏历重九)周实等在南京凭吊明孝陵﹐事后刊行《白门悲秋集》﹐1917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二者均为《南社丛刻》的增刊。

南社的各分支组织均曾计画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为《越社丛刊》﹐仅出1集﹐1912年2月出版。鲁迅编。

新南社成立后﹐于1924年 5月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沈玄庐﹑邵元冲﹑吕志伊﹑刘大白等人著作多种﹐一律采用白话﹐仅出1期﹐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则一律采用文言﹐共出 8集。胡朴安于1924年刊行《南社丛选》。1936年﹐柳亚子又将《南社丛刻》上全部诗﹑词以人为类﹐重新编排﹐出版《南社诗集》﹑《南社词集》2种﹐共8册。

记述南社历史的著作有1940年柳亚子写成的《南社纪略》。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天石﹑刘彦成所著《南社》。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郑逸梅的《南社丛谈》。

高天梅与梁启超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辣斯，见到了美国 “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于是，他得出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在读了梁启超上述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的热心作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改良派分手了。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觉得中国人水平不够，从共和、民主转回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或忘记了，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远胜于专制、独裁的。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人类一切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时积极培育条件，创造出更高级更完备的民主，而不是相反。

孙中山与南社文学团

中国革命先驱、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他始终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列指导并实践先进的革命文化。他敢于继承中国几千年文化中之精华，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管理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同时，他深知和善于采用文化和利用文化为他领导和进行的革命制造舆论。广泛与当时具有民主思想的文化人交往，团结先进的文化人为革命事业奋斗。其中他与南社人物的交往，具有非常的典型性。

“南社”是由中国同盟会活跃人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于1907年开始筹划发起于1909年在江苏苏州周庄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鼓吹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从1907年发起到1949年最后一次雅集，历时四十余年。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南社汇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许多知名诗人、作家和学者以笔为枪；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在辛亥革命前后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巨大社会影响。涌现出许多为辛亥革命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和站在辛亥革命斗争前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有相当一部分南社人物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志同道合者和助手。

也正是由于南社在当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自觉地举起反清大旗。借诗词酬唱会友，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大造革命舆论，揭露帝国主义野心，抨击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因而吸引了一批批爱国文人加入南社。从初创时的17人（多属同盟会员），后来发展到一千余人，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卓有成效的文化大军。因此，当时在革命党内有南社是同盟会宣传部之誉。

但是，从孙中山的文集、书信、旨令中很难找到孙中山以同盟会政党名义与南社组织之间的交往。孙先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大量启用南社社员。据查南社社员中有百余人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要职的南社社员也有10余人之多。这一方面说明南社社员在身体力行办社宗旨，竭力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也说明孙中山对南社同志的高度信任。

孙中山与陈去病

陈去病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与组织者。1874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镇。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柏儒，别字病倩，圣虹亭长。15岁起随名儒诸杏庐学古文诗词，22岁成秀才。曾与金松岑等在乡办雪耻学会，拥护维新变法。1902年加入进步教育团体上海中国教育会。1903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1904年在沪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与高旭、柳亚子在苏州发起成立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创办《大汉报》，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随孙中山赴广州“护法”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孙中山督师北伐时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

孙中山逝世后陈去病专心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工作，曾任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陈去病工诗善文，在辛亥前后多借历史题材作反清宣传工作。多见于清末民初报章杂志上。1932年10月4日染急性痢疾逝于同里宅第，墓葬于苏州虎丘冷音阁下。陈去病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间十分注意国家的建设。从1906年起，他先后陪同孙中山考察了杭州湾、乍浦港，对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形成，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

孙中山曾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1925年孙中山北上，陈去病始终追随左右。孙中山留下遗言“欲葬紫金山”陈去病为此亲自奔走操劳，为中山陵的建设费了许多心血。以上史实可看出，孙中山与陈去病不仅是革命同志关系，也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孙中山与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别署孤鸿，哀鸿，浅黄，解人等，安徽合肥人氏，清末明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名报人，铁血军司令、烈士，后赠陆军上将，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舆论旗手。

鸿仙先生于1910年8月16日南社在上海张园第三次雅集时入社。在《南社丛刻中》有其遗作《记宋先生遗事》等有关宋教仁革命史料。范鸿仙始终将南社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一方阵地。

范鸿仙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起与李锋等在沪创办《安徽白话报》。1909年5月至1913年10月帮助于右任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并任主笔政。他参与创办三报中，在《民立报》时间最长。他发表署名哀鸿、孤鸿的论文、短评，以犀利的笔锋、博雅的文采、宏论崇议、抨击清庭，鼓吹革命，宣传民主，深得人民大众爱戴，而中外反动派则为之侧目惊心。

孙中山先生常说：“范君一枝笔胜十万师。”可见孙中山当时深知革命舆论之重要，对范鸿仙何等器重。但是范君又深知革命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就可以成功的。他在口诛笔伐的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党人政治、军事、组织的筹划工作，奔走呼号，竭尽全力。1908年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战役，武昌起义，光复上海、南京他都曾参与筹划，并付之行动中。在《范鸿仙先生行状》中有“盖广州之役、武昌之师，先生参谋筹划之功多焉”的描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但清庭起用袁世凯以作垂死挣扎。孙中山先生宣布北伐，范鸿仙向孙中山请命组建铁血军参加北伐获准。范返回安徽，亲赴江淮，召募5000健儿，组成铁血军，自任总司令。是年2月2日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宣言书》表示与满清和袁贼不共戴天，对孙中山北伐主张予以积极支持和帮助。2月3日便出师卢州，分兵南京，进攻颖上、毫州。5日又发布《铁血军檄满将校曲文》，号召清军投奔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动摇，南北议和，范竭力反对。又因党内分裂，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政权为袁世凯窃取，范鸿仙重返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

袁世凯为笼络范鸿仙，曾以高官和金钱美女为诱饵均被范严词拒绝。但此时，范对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政事部干事却欣然接受，其爱憎分明显昭。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卖国的“善后大借款”暴露，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孙中山及多数革命党人都主张武力讨伐。范鸿仙利用《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重要喉舌首先伐难，口诛笔伐袁贼滔天罪行。当二次革命发动后，7月21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时，孙中山急令各地响应。范鸿仙立即赴芜湖，号召铁血军旧部李振鹏宣布独立，官兵踊跃从命，立即以李振鹏名义宣布讨袁。他并亲去正阳关与柏文蔚，凌毅（蕉庵），凌昭（铁庵）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正阳关军事会议。筹划白朗起义，敦促安庆胡万泰反正并招募三旅新军，攻打大通，袭取颖州等以北定准上诸郡，形成了一支军事力量攻打张勋之部。但由于各省步调不一，革命党内部涣散及准备不足，缺乏群众积极参与支持，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及一大批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范鸿仙也在被捕名单之中。他化装、改名逃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决意另组中华革命党，范与陈其美积极赞助，率先加入并积极发展党员，他对孙中山先生真是患难与共，忠实追随。

1914年2月初范鸿仙、陈其美受命孙中山回沪，设中华革命党机关于上海嵩山路，筹划组建中华革命军发动军事讨袁，策反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部。由于叛徒告密，袁世凯以6万大洋悬赏范的人头。1914年9月20日深夜，范鸿仙正在机关起草军书，被郑汝成所派刺客将他刺倒又补开二枪，击中要害当即牺牲。

孙中山得知范鸿仙遇刺悲痛不已，继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接连失去两位亲密战友。曾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写到：“前月范鸿仙君在沪被刺，范君系安徽旧同志，办事甚久，此次担任上海事，已运动北军过半。袁贼一方知其势不可遏，乃悬红暗杀之，花红六万元，其死与宋教仁相类。”国府明令：“先烈范鸿仙，性行忠纯，才略优迈。辛亥光复时，纠合义师，力克金陵，厥功甚伟。讨袁之役，转战皖沪间，屡濒危歹，百折不回，乃大志未偿，被狙殒命，追怀遗烈，轸悼弥深，亟应特予表彰，以阐潜德。范鸿仙着追赠陆军上将，用示国家崇报忠烈之至意，此令。”此后，孙中山在日本还亲自接待了范鸿仙夫人并劝慰其好好抚养子女，将来革命成功一定会照顾其家属生活。1936年2月由林森、于佑任勘探视察选定墓地，为范鸿仙举行国葬于中山陵园东侧马群附近山上。

讨论的问题

虽然众多的民国史料反映出南社众多社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与孙中山之间密切的关系，但是以同盟会组织或中华革命党名义与南社之间的组织交往却难以查到文字材料的反映。孙中山先生大量的文稿、手令、信函、演讲中几乎没有对南社的直接指令或指示。笔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当时同盟会员是以秘密方式进行反清活动的。南社是公开的民间文学团体，为安全及革命事业大局出发，之间不宜有组织上的交往。

二，孙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是汲取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学说的经验。同盟会为中国革命第一个政党，具有政党的严肃性和比较严密的组织。虽然在革命实际斗争中，南社无形中成了同盟会的“宣传部”之说，后又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政党。因此孙中山与南社社员之间是革命同志关系，他采取了支持、容纳、重视和重用南社中的人才，同时也支持同盟会中战友加入南社，团结南社人士一道革命，这也是孙先生高明之处。

三，孙中山先生本人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他一生忙于革命。虽然诗词楹联写得不多，但对诗的创作有其独特见解。例如：他在1899年写的七绝“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抒发了他推翻满清的远大志向。又如1907年在指挥镇南关战役失败后，写于马背上的一首七绝“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正是孙中山喜于以诗言志，而南社人物当年又多以诗词抒发反清鼓吹革命，在思想感情上与孙中山一拍即合，文人相亲，也就促成了孙中山看重南社。

四、深入研究探讨孙中山与南社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1）在辛亥革命中乃至后来1923年正式成立的新南社在北伐战争中既是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一支文化战斗队伍，又是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深入研究其中的关系有利当今先进文化发展的借鉴。

（2）南社、新南社的人物现尚健在的已很少很少，但他们的亲属、后代、学生人数甚多，分布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各地。加强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关于南社历史作用的学术文化交流；以历史为纽带，增强彼此间了解，联络感情，促进认同，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与南社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贡献，也是史学界和历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高旭《南社启》(部分)

高旭在其〈南社启〉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

高旭的《南社启》就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主彼,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