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蕾为什么要拍颐和园:找专家看感冒,这是为什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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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专家看感冒,这是为什么

“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是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时的体会。

2011年6月17日   22:22-解放周末·关注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病人:“医生,我排了2小时队挂您的专家号,您怎么就配我十几元的药?”
医生:“您得的是普通感冒。”

  6月1日起,北京市21家市属三级医院全部取消点名挂号,推行专家层级接诊。5月,深圳市医疗机构联网组团运营正式启动,计划3-5年内逐步取消三级综合医院的普通门诊。上海新一轮的医改也拟推出“医疗联合体”,建立由社区医院到二级医院再到三级医院的就医秩序。

    有人赞成此举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有人指责大医院“嫌贫爱富”,有人担心今后看病见不到“心仪”的专家。

    显然,现代医疗已不仅仅是临床治疗,还涉及到诸多社会因素。但无论医改怎么改,老百姓最关心的,始终是安心与便利。

    不如先问问:找专家看感冒,这是为什么?

观点碰撞

■望着朋友满脸的幸福,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专家号那么受欢迎了

    朋友拔智牙,特地5点摸黑起床,6点赶到医院。饥肠辘辘地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总算挂到了专家号。

    我笑她:“就为一个专家号,值得吗?”她不语。一星期后,她非要拉我去吃排骨饭。原来别人拔智牙后脸肿得不成样子,起码痛两三天,而且无法吃硬的东西。而她第二天就已消肿,现在基本和拔牙前没什么两样,吃啥啥香。她开心地说:“排2个多小时的队真是值得!”并且好心提醒:“你以后如果要拔牙,一定要找这个专家!千万不要找那些普通牙医,那样你会很痛苦的!”

    望着朋友满脸的幸福,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专家号那么受欢迎了。

    治病,就是要治得好;看病,就是要看得专。在很多人看来,专家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看得准、好得快,病人看后心里也踏实。相反,有的普通医生本身医术有限,又缺乏临床经验,对待病人也不细心尽职,更有甚者,还频频出错,反而把病越治越坏。所以,人们宁愿多花点挂号费、提前一周预约去看专家,也不想病急乱投医。这样,专家的声誉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时间就是金钱、讲究效率的当今社会,看病找专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霜)

■咱们老百姓其实可以转变和修正一下自己的看病方式

    近日喉咙干痒,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上班,我决定一早到社区卫生所就诊。挂号、就诊、开药、付费,一路没有排队,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刻钟。接下来两三天,我按时用药,竟然药到病除。

    以往有个小病小灾,总好跑去大医院挂号,排队、看病、化验、拿药,怎么地也得三四个小时。身边朋友,也大抵如此。其实,这样的就医习惯,往大里说造成了整个医疗系统的资源浪费;从患者的立场讲,也浪费了不少时间。

    咱们老百姓其实可以转变和修正一下自己的看病方式。碰上感冒、咳嗽、拉肚子这样的小病,大可以直接求助于就近的社区卫生机构。用“牛刀”来“杀鸡”,不仅效率不高,而且还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帮助我们建立合理的多级医疗机构,并且通过严格监管,来保证基层卫生诊所的医疗水平和就医便利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医疗联合体”的建立是件好事,“大医院攻关疑难杂症,小诊所克服小病小灾”,这也是上海医改的新方向。

    (荆烽)

■让社区医院“借点光”

    针对时下“医联体”的观点交锋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政府和医院从医疗资源合理使用的大方向着眼,患者则为了性命抱紧大医院。这让人不得不慨叹,医疗改革既是“国计”,更是“民生”;政府和医院还得放下身段,在大处着眼的同时,从小处着手。

    让医疗改革的“国计”更好服务“民生”的这个“小处”,就是让社区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品牌 “打出来”。对于不了解专业知识的病人来说,优质医疗资源“就像太阳一样”,让他们对大医院有了“趋光性”。只有借助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包括医疗设备的完善、医生素质的提高、就诊环境的提升,才能让社区医院于太阳处“借点光”;只有通过比大医院更方便、更便宜、更让人安心地治好小病痛,才真正能让病人对社区医院和二级医院抱有信心。

    (陶陶)

■“找专家看感冒”是另一种过度医疗

    大医院之所以人满为患、专家一号难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种“大医院病”在作怪。

    大多数常见疾病,人体其实都有自愈的功能。即使不能自愈,大多数普通医院的医生就可以处理得很好,根本不需要出动专家。本来,专家们主要的精力与时间应该放在解决那些复杂病例,或者危急重症患者上。但现在,他们却得疲于应付这些普通病例,难以发挥他们原本应该释放的功能与作用。当很多感冒患者,花了大力气挂上专家号就医,正为自己的“精明”与“运气”得意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过,如果大家都这样不理性,最后令专家号越来越一号难求,那么到了某一天,当你真的要看大病的时候,挂不上专家号,那又该怎么办?

    在解决多数普通疾病上,我们过度地耗费了极其紧缺而宝贵的优质医疗资源。造成的后果是,本来就紧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供应更加紧张,加大了真正有高层次医疗需求的疑难重病者看病的成本与死亡风险。得益的是一时的、少数人,受损的却是长远的、大多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找专家看感冒”也是另一种过度医疗。

    (吴帅)

■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健康“过度敏感”,疾病被“放大化”了

    作为一名医生,我很能理解病人想找好大夫看病的心情。谁都想把自己的病看好,不想被误诊或漏诊,而专家之所以让人觉得可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

    过去很多病人对自己的健康不够重视,常常等“小病拖成了大病”才来医院就诊,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和体检制度的普及,现在很多疾病能够较早发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然而另一个极端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健康“过度敏感”,疾病被“放大化”了。我经常碰到很多“小毛病”的患者直奔专家门诊,要么超级紧张,要么忧心忡忡。我想,这还需要我们医生更多地做好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提高大家对自身疾病的认识程度。

    现在我们的医院大都是在诊治病人“身体”上的疾病,却忽视了患者因得病而出现的“紧张焦虑”等心理问题。医学上有个词叫“身心疾病”,就是说人患病后会出现相应的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疏导,就会加重病情,甚至会产生“额外”的症状,从而掩盖真正重要的症状,可能导致医生误诊。国外医院里设有心理科,专业的心理医生可以疏导患者紧张的情绪。而在我国,因为缺少心理科和心理医生,这些额外的工作都落到了临床医生身上,本已十分忙碌的临床医生,又难有时间和耐心去倾听病人的“烦恼”,并且不是所有的临床医生都具有心理医生的专业素质。因此,我认为向民众宣传心理健康、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以及在大医院开设心理科等,可以有助于解决目前医疗资源不均衡、分级诊治制度难以普及的问题。

    (薇斯人)

网言网语

    顾昕:在英国好不容易找到医生,他没问我哪里不舒服,而是告诉我有病要找社区医生。我说我不喜欢社区医生,要在这里看病。就这样僵持了很久,我们都觉得对方很奇怪。

    余辉:一级医院技术水平有限,如果他们看不好病,向上转诊,但已经开的药怎么办?又不能退回去。

    范关荣:2009年,仁济医院的日均门诊量为8000多人次,其实30%的病人不必来,到社区就能解决问题了。

    凌至培:初次就诊的患者挂专家号和普通号的意义区别不大,尤其是看一些小病,挂专家号确实意义不大。

    老罗:半夜就开始排队,提前半年预约专家,结果专家几分钟就把病人给打发了。

    思考的稻草:专家看不了小病,也许大病也看不了,或许专家只会忽悠人。

    市民甲:听说可能推出家庭医生的概念,我真有病了肯定去医院,哪会让这些毕业没多久的新医生来看,他一个人要对口2000个人,万一被耽误了怎么办?

    占伊扬:在澳大利亚留学时,发现每个人都有私人医生,生病后首先找的是私人医生,只有私人医生觉得需要转诊时才会转到上一级医院。我们也应该借鉴建立这种转诊制度,让患者不要一窝蜂拥向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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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是怎样看病的

    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而言,按照提供主体和提供模式的不同,主要有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以日本为代表的社会参与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三种模式。

    英国的福利国家模式

    在医疗保健领域,英国设立了三级管理体系,分别是:社区医疗系统,主要职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广覆盖的医疗保健;设立全科诊所,主要职能是接受行政区内市民的就诊及向辖区内居民提供家庭私人保健医生;政府在城市中兴办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全科医院,为市民提供更为专业、全面的医疗服务。英国模式在我国香港地区运用得比较好。

    日本的社会化医疗服务模式

    日本医疗保险基金由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分担。国家机关和企业的职员,每月从工资中直接扣;农民和私人企业,则按月定期到当地社会保险部门缴费;失业者和孤寡者,有失业保险金或救济基金为他们提供医疗保费。

    日本医疗体系发达,覆盖面广。日本国民可持医疗保险卡到其中任何一家医院、诊所就诊。患者就诊后,支付个人应负担的份额(约20%左右),其余费用则由医疗机构和医保部门结算。医院一旦被发现有违规行为,即被取消为保险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资格,这样医院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日本医疗价格监管也比较完善,政府经常根据物价因素等对诊疗项目及药品价格进行调整。

    美国的市场化医疗体制

    这类体制以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美国最典型。特点是:医疗机构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医生以家庭医生为主,保险则以私人保险为主。政府提供部分医疗保障资金,主要确保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的就医。政府一方面以设立公立医疗机构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障,另一方面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