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铁路技校怎么样:真相：《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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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8月07日 11:06人民网【大中小】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1964年9月，江青交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一个沪剧剧本《红灯记》，建议改编成京剧。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接受了改编任务。
《红灯记》公演后，江青对剧本及演出百般挑剔，导致《红灯记》一改再改。同时，江青不断发动对阿甲的批斗，否定他的劳动成果并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押入干校进行改造。
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甲认为，江青死死抓住《红灯记》不肯放手，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自己政治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红灯记》是江青这种“积累”中所挖的“第一桶金”。
江青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建国前她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到前线去打过仗，更无所谓战功。别说是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相比，就是与高层领导的夫人们相比，她也没有邓颖超等一批党内女中豪杰的资格与资本。建国后她一不懂经济，二不懂建设，唯一一点就是曾经唱过京剧，演过电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押在这上面。
其实在1962年前后，江青对于现代京戏并没有兴趣，当时中国京剧院想将话剧《迎春花》移植成现代京剧，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以否定了。
与此相反，曾经演过传统京剧的江青对于古装戏却情有独钟。江青为什么后来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写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
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帮助毛泽东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阿甲等剧组人员对于《红灯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开，但又不便强夺，于是就随心所欲地横加挑剔，数百次地改来改去。美其名“千锤百炼”，目的仍是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显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江青不断实施的“《红灯记》战略”。
关于江青对《红灯记》的“指示”，是所有“样板戏”中最早也是最多的。这些“指示”的一个中心，就是她曾为这部现代京剧“呕心沥血”。江青在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作指示时就说:“《红灯记》这个戏走了弯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李铁梅，把李玉和给砍掉了……建议他们改，也不愿改，阻力很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见。”1968年9月16日，当《红灯记》已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江青就将阿甲点名为“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正主义的”。
江青讲这些话的时候，阿甲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词。加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大造舆论。所以多少年以来，人们还存在着许多错觉，认为《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
梁昌军
还原历史真相，揭秘人物轶闻，尽在手机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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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江青交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一个沪剧剧本《红灯记》，建议改编成京剧。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接受了改编任务。
《红灯记》公演后，江青对剧本及演出百般挑剔，导致《红灯记》一改再改。同时，江青不断发动对阿甲的批斗，否定他的劳动成果并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押入干校进行改造。
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甲认为，江青死死抓住《红灯记》不肯放手，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自己政治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红灯记》是江青这种“积累”中所挖的“第一桶金”。
江青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建国前她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到前线去打过仗，更无所谓战功。别说是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相比，就是与高层领导的夫人们相比，她也没有邓颖超等一批党内女中豪杰的资格与资本。建国后她一不懂经济，二不懂建设，唯一一点就是曾经唱过京剧，演过电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押在这上面。
其实在1962年前后，江青对于现代京戏并没有兴趣，当时中国京剧院想将话剧《迎春花》移植成现代京剧，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以否定了。
与此相反，曾经演过传统京剧的江青对于古装戏却情有独钟。江青为什么后来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写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
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帮助毛泽东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阿甲等剧组人员对于《红灯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开，但又不便强夺，于是就随心所欲地横加挑剔，数百次地改来改去。美其名“千锤百炼”，目的仍是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显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江青不断实施的“《红灯记》战略”。
关于江青对《红灯记》的“指示”，是所有“样板戏”中最早也是最多的。这些“指示”的一个中心，就是她曾为这部现代京剧“呕心沥血”。江青在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作指示时就说:“《红灯记》这个戏走了弯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李铁梅，把李玉和给砍掉了……建议他们改，也不愿改，阻力很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见。”1968年9月16日，当《红灯记》已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江青就将阿甲点名为“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正主义的”。
江青讲这些话的时候，阿甲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词。加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大造舆论。所以多少年以来，人们还存在着许多错觉，认为《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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