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女友:光荣属于大炮：中日平壤之战

一.战火燃烧的平壤

说到古代战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只是一片刀光剑影，与现代战争中的枪林弹雨完全不同。殊不知，在古代，同样也有与现代战争一样的炮火连天。自从唐代开始尝试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经过历代不断的改进，使用火药作战的方式已经名目相当繁多了。特别要注意的是，是利用火药来推送弹丸的金属管形火器，其主要分为炮、枪两大类，并在战争中逐渐取代刀、剑、弓箭等冷兵器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公元十六世纪，明军与日军就在朝鲜平壤爆发了一场用大炮与鸟铳互相射击的大规模战事。

1592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二十万大军，渡过朝鲜海峡，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开始了侵朝战争。日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汉城、开城、平壤。朝鲜军民望风皆溃，国王李昖放弃京城，逃到义州，接二连三地派使臣赴明朝求援。

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虽然已经逐渐平息了日本海盗在沿海地区的侵扰，但是对日本仍存戒心，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会坐视不管，遂决定进行抗日援朝之战，兵锋直指平壤。

二.明朝正规军装备

明军的虎蹲炮

回顾明军与日军作战的历史，不能不提起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名将戚继光。戚继光曾经在浙江训练出一支劲旅，为最终平息日本海盗对沿海地区的侵扰居功至伟，其后，他又奉命在北边的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使这些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他还著有《纪效新书》及《练兵实纪》等兵书，对后来的明军影响很大。而赴朝参战的明军，有北兵与南兵之分，北兵包括来自蓟、辽等镇的官兵，而南兵将士大部分是浙江人，由此看来，无论北兵与南兵，其都与戚继光有很深的渊源。


明军的佛郎机
当时，援朝明军的装备为火器与冷兵器，具体而言，火器有大将军炮、神炮、虎蹲炮、灭虏炮、百子铳、佛郎机、三眼枪、快枪、鸟枪等；冷兵器则有镰、钩、刀、镋钯、弓箭等。曾经任职经略的宋应昌认为“中国制倭长技，全恃火器。”而各类火器之中，火力最猛的是大炮，所以明军装备了大量火炮。例如炮身长二尺、重量达到三十六斤的虎蹲炮，每次可发射五钱重的铅弹一百枚，而属于重型炮的各类佛郎机，装配的铅弹从十两至一斤不等，这些火炮比起日军普遍使用的只能发射二钱铅弹的鸟铳，火力要强大得多。



  洪武二十一年，云南明军在出征时布下叠阵射击火器（图中明军所用的火器叫“手铳”）。叠阵分为三行，当第一行射击完毕，则转到第三行之后，重新装填弹药，做好再次射击的准备；同时，第二行即前进到原先第一行的射击位置上，继续射击。以此类推，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的目的。




洪武年间的手铳



手铳剖面图

明军野战时，军阵前面通常由三至四排士兵分别用枪铳、火箭、大炮等各类火器轮流施放，络绎不绝，打乱敌人的军阵之后再与敌人贴身近战。明军近战时以手持盾牌的士兵在前掩护，后面紧跟着手持镋钯、刀棒的士兵，组成一个个的战斗小组，协同作战。

三.日军的武器与战术

日军的鸟铳
在平壤的日军，其陆军装备有各类铳炮、倭刀、弓箭等。其中鸟铳对日军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士兵发射鸟铳时，先用眼睛通过枪管上的准星描准敌人，再用食指向后扣板机，这时燃烧在发射装置上面的火绳，马上应声而落下，点燃枪管之内的火药，将铅弹推送出枪管，射向敌人。

日军与装备了大量火炮的明军不同，他们普遍装备的是鸟铳，与明军的火力相比，处于弱势。因此，日军便尽量躲藏在工事之内，避免与明军进行野战。


画家笔下的壬辰战争中的日军
日军在平壤城内外建筑了大量叫作“土窟”的工事，建筑这种工事时要首先掘地，然后再用石块及泥土筑成墙，上面穿有很多为了方便射击的洞穴，密密麻麻，就象蜂窠一样。土窟规格不一、有宽有窄——据说宽的甚至能容纳万人，大量日军藏身于这样宽的土窟之内，就可以布阵。因为当时的鸟铳装弹速度慢，为了连续射击，所以将射击队员分为几行——当第一行射击完毕，再轮到下一行，周而复始，便保持了密集的火力。四.万历帝VS丰臣秀吉：中国大炮战胜日本火枪


画家笔下的壬辰战争中的战斗场面
1593年七月，明朝以游击史儒、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五千为先头部队，进入朝鲜，直薄平壤。明军在雨天中出其不意地突入平壤七星门，然而城内却是一片泥泞，骑兵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陷入泥淖中的明军骑兵遭到了据险防守的日军用鸟铳从左右两个方向进行夹击。日军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兵折将——史儒及两名千总均中弹而亡，祖承训不得不引兵退回境内。

明朝接受因轻敌冒进而受挫的教训，作了两手准备，一面派人与日军和谈，一面重新调兵遣将，准备再战。

日本在和谈中坚决不肯撤军，而导致战火重燃。明朝于同年八月，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再次挥师入朝。李如松率兵马四万人渡过鸭绿江之后，在部分朝鲜军队的配合之下，于第二年的正月包围了以日本悍将小西行长为统帅的平壤城内的二万余日军。

鉴于日本中混有朝鲜伪军的事实，明军在平壤城前坚立了一面白旗，上面写道：“朝鲜军民自投旗下者免死。”

正月初六，明军开始向平壤发起试探性的攻击，李如松派一部分兵力佯攻驻扎在平壤城外牡丹峰上的一千多名日军，日军用鸟铳还击，明军马上退却，平壤城内日军蜂涌而出，抢夺明军掉下的十余面铁盾，乱成一团。明军乘机回击，日军慌忙逃窜入城。当晚，明军用火箭击退了夜袭的日军。

正月初七，三营的明军又向平壤的普通门发起试探性的攻击，用佯退的战术吸引部分日军出城追击，然后再回师，斩首三十余级。

正月初八，明军环绕着平壤城的西北面向日本发起总攻，诸军鳞次渐进，尘土飞扬。其中，游击吴惟忠、副总兵查大受攻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协都督张世爵攻七星门；左协提督李如柏、参将李芳春攻普通门；副总兵祖成训、游击骆尚志与朝鲜兵使李隘、防御使金应瑞等攻含毬门等等。副将祖成训利用日军轻视朝鲜军的心理，故意伪装成朝鲜军，企图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各路明军相继用大炮及火箭一齐射击敌人的阵地。佛郎机、虎蹲炮等大炮的炮声“响如万雷，山岳震摇”，硝烟弥漫数十里，天地晦暗。火势随着西风漫延入平壤城内。

日军在炮火的压制之下顽强地用发射弹丸、砸下大石、泼洒汤水等方法使攻城的明军一度退却。李如松率领五百余骑兵来回指挥，并亲手杀死了一名退下的士兵，示众于阵前。

游击骆尚志将铳炮挟于腋下，大呼连放，不顾日军在城上施放的枪弹及巨石，率领浙兵强行登上了含毬门。而李如松直接下令明军用二门大炮轰碎了七星门的城门，明军步、骑乘胜进入城内。游击吴惟忠也率军攻上了城外的牡丹峰。各路明军纷纷突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李如松督令平壤城内的明军搬运柴草，四面堆积在一些日军据守的房屋外面，放火将其焚烧成灰烬。

但是，日军早已经在牧丹峰、七星门、普通门、风月楼及平壤城内其它地方筑了大量坚固的工事。残余日军藏身于土窟之内，一边躲避着明军的炮火，一边用鸟铳穿过土窟的洞穴而向外不断地射击，拼命抵抗。明军一时难以猝下。李如松的坐骑被鸟铳击中、吴惟忠的胸部中弹负伤、而骆尚志在登城时也被巨石砸伤足部。仗打到这个地步，很多明军已经又饥饿又疲惫了，只好暂时休战，班师回营。

经过一天的激战，明军死伤比较多，李如松为了避免继续攻城而加大伤亡，派出使者要求日军统帅小西行长退出平壤城，小西行长不得不予以答应，率残部退出了平壤，狼狈南逃。明军及朝鲜军堵截、伏击了一部分南逃的日军，随后，光复了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

平壤之战，明军仅仅斩获日军的首级就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但日军的伤亡总数不止这些，其连同被炮火轰炸、硝烟薰烧及其它原因而死的，总损失超过万人以上。

五.光荣属于大炮
         ---明朝平壤之战，亚洲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热兵器的战斗

画家笔下的壬辰战争中的战斗场面

此战，充分表现出火器的优越性，而明军的大炮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日军鸟铳，赢得了荣誉。《（朝鲜）宣宗实录》之卷三十五记录了朝鲜国王李昖与其臣下李德馨进行的一番意味深长的问答，李昖问道：“铳筒（指日本人的鸟铳）之声，不与天兵（指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正文：
连载一
杀人利器
   
    明朝末年，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投笔从戎，在前线中写下“多了从前学杀人”这句诗，这位文人是明末抗金将领袁崇焕，那句隐隐透露出一股杀气的诗出自他所作的《遇诃林寺口占》。古代能够杀人于无形的，莫过于火器。铳、炮等火器与刀、枪、剑、戟等冷兵器相比，一是杀人速度快，很多受害者只能听耳边轰隆一声响，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根本没有机会看清楚如闪电一般的弹丸穿入自己体内的轨迹。二是射程远，铳一般比弓的射程远，而一些大炮的射程达到数里，弩也是望尘莫及。三是火力猛、覆盖范围广，特别是那些可发射一百几十个弹丸的火炮，能在刹那之间杀伤数人甚至数十人，而形成的空气冲击波，同样杀伤力惊人，让人防不胜防。四是威力大，能够对坚固的要塞进行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式毁灭性的攻击。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袁崇焕凭着威力巨大的火器——红夷大炮在宁远城上打死了众多骑射娴熟的后金士兵，甚至有江湖传闻，清太祖努尔哈赤即是死于此炮之下。
   
    枪铳类远程火器射出的弹丸，令人防不胜防，套用一句成语，叫做“迅雷不及掩耳”，所以，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取代传统冷兵器弓弩的位置。而种类繁多的火炮，更是火器中的皎皎者，现在被人们誉为“战争之神”，它威力如此巨大，在古往今来的历次战争中尽显英雄本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核武器、导弹等新式武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火炮仍然在一场接一场的局部战争中风采依旧。火炮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炮”这个字的最初意思是指“抛石机”。抛石机与火炮相比，落后得多了，但也曾经令很多守城的军人闻风丧胆。它是利用杠杆原理，以机械力抛射石块来打击目标的。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这种武器了。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以后的宋、元朝，抛石机稳占了重型摧毁型兵器的霸主地位，它是攻击坚城的主角。公元十二世纪，蒙古人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向世界全面扩张时，就非常倚重抛石机，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兄弟旭烈兀率大军西征西亚，一路势如破竹，利用抛石机攻陷了穆斯林教徒戒备森严的多座城堡。各种抛石机中最负盛名的当算“襄阳炮”（襄阳炮本叫“回回炮”，又叫“西域炮”，是一位名叫“亦思马音”的西域人设计制造的，后来因攻打南宋的襄阳而名声大燥，因此而称之为襄阳炮），这种新式抛石机，其长长的炮梢放置在两个炮架之间的横轴上面，还可以绕着横轴一上一下地转动。炮梢象一把在市场上做买卖的秤杆——炮梢的前端悬挂着一块巨石（或铁砣），象是吊在秤杆头部的秤砣；而炮梢后端系着一个用来放置石弹的“甩兜”，象是拴在秤杆尾部用以装盛货品的吊盘。通常，炮梢前端的巨石（或铁砣），其重量是后端“甩兜”中石弹的十二倍左右，当发射时，只需将牢牢钩住炮梢后端的活钩从炮架上突然松开，悬挂在炮梢前端的巨石（或铁砣）会迅速下坠，致使其后端向反方向骤然升起，结果是“甩兜”中的石弹受离心力的作用而被抛掷出去。继蒙哥之后任蒙古大汗的忽必烈在1273年（元朝至正十年，南宋咸淳十年）派军南下攻打襄阳时，就动用了能够抛射一百五十斤巨石的襄阳炮，布置于城的东南隅，每抛一次石，都声震天地，所击之物无不糜碎、入地七尺。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面对巨大的压力，感到异常恐惧，不得不献城投降。接着，该炮又在攻破谭州(今湖南长沙)、静江(今广西桂林)之战中出尽风头。
  
   

                   襄阳炮图片
  
    火炮既与抛石机同被古人称之 “炮”，就它注定要在战场上担负起与抛石机同样艰巨的任务，而且还要干得更。火炮的横空出世，完全得益于火药的发明。我国古代的火药最初是炼丹家们在炼丹时发明的，这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炼丹家们为了进行烧炼，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反复试验，获得了包括硝、硫磺、炭等三种药料在内的配方，这种能够着火的药虽然不能令人延年益寿，却可以在经过不断的改进之后应用于军事。火药最早应用于军事是在公元904年的豫章（今江西南昌）之战中，杨行密的军队在攻城时，将火药捆绑在箭簇上面，射向城中，同时，他们还抛掷了用纸包裹着火药等易燃品的球状物。这些武器燃起了熊熊烈火，焚毁一切。由此可见，火药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就与攻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走上了最终取代抛石机的第一步。

公元十世纪，北宋建立，结束了唐帝国灭亡之后的长期分裂局面，可是紧接着又和辽、西夏等国发生了长期的战争，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里，火药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发展起来，1044年，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军用火药配方，在这三个配方里，硝、硫磺、炭的含量占了总量的八成以上，表明其配置更加合理。这促使火箭、火炮（一种球状抛射兵器）等火器的性能得到提升。那时的火药武器除了火箭、火炮之外，还有火鹞、火蒺藜、火罐、火油柜等林林总总的燃烧性及爆炸性火器，并诞生了管形火器。
  
    管形火器，就是将火药放入管子里发射的武器。说起管形火器，人们的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影视作品里常见的机关枪扫射、大炮轰鸣的画面，其实，管形火器刚被创制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有后来那么风光。说来话长，当北宋灭亡之后，康王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南宋与北方的金国矛盾仍然比较尖锐，时有冲突。出生在山东密州安丘的宋人陈规在任德安知府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管形火器——火枪。火枪是用巨大的竹筒制成，作战时点燃竹筒里的火药，喷射出火焰，攻击目标。类似的火器，还有北方金国人发明的飞火枪及火枪等等。说到这，疑问就产生了，北方缺竹，金国人用什么制造圆筒呢？是用铜、铁等金属吗？当然不是，那个时候的工匠们还没有用金属造枪管的先进意识，金国人是以多重厚纸卷成圆筒来替代竹子的。上述这些火器都是喷射火焰来焚烧目标的，各类枪管喷出的火焰不会很远，要想在更远距离杀伤敌人，那必须要开发出能够发射弹丸的枪支来。
  
   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南宋寿春军民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可以发射弹丸的枪，这枪名叫“突火枪”，它发射的弹丸名叫“子窠”。突火枪的射击原理是点燃枪管里的火药，利用火药迅速燃烧产生的气体膨胀力，推动弹丸，射向目标。突火枪同样用巨竹制成，而它所发射的“子窠”究竟是用何种材料制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突火枪图片

  
  说了这么多，下面该轮到金属制造的管形火器出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实物，是我国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单兵使用火铳，该火铳是铜制成，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能够安装上长木柄的尾銎这三部分组成，它的重量为3.55公斤、全长为34厘米、口径为2.6厘米，考古学者认为，该火铳的铸造时间是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即是元代中期的产品。
  

  

  元代铜火铳

  

  枪要有弹才用，有了金属管形火器，那么，金属弹丸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明朝人徐勉之的《保越录》里，在1359年（元朝至元十九年），那时元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江南争霸，双方在绍兴交战，当时，朱元璋的部队使用了铁弹丸、火箭等武器射击躲藏在城内的敌人。不过，金属管形火器发射石弹的历史可能比发射金属弹丸的历史要早，就象前文所说的，炮这种金属管形火器既与抛石机同被古人称之 “炮”，那么，金属管形火器与抛石机一样发射石弹，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当然，无论那种金属管形火器发射的石弹，都比襄阳炮这种抛石机抛射的一百五十斤的巨石，要小得多。
   
  用金属管形火器发射金属弹丸，标志着我国古代火器应用渐趋成熟的阶段是在元代。的确，元朝已经产生了似模似样的火炮。金属管形火器已经形成了大、中、小之分，也出现了使用这些火器的队伍。例如，1363年（元朝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上都组建了一支以“什”（十人为“什”）、“伍”（五人为“伍”）为建制的部队，该部队装备了火铳。不过，元军使用金属管形火器作战的例子比较少，相反，四处造反的群雄，使用火器作战的例子比较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消灭元朝、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他的军队多次大规模使用各种火器作战，是火器作战史上的亮点。
  
  1366年（元朝至元十六年），爆发了平江（今江苏苏州）攻防战。朱元璋派遣军队围攻平江城里的张士诚时，动用了大、小将军筒等火器与襄阳炮等抛石机一起轰击城池，火器在攻城时的出色表现已经不再让抛石机独领风骚了。而火器彻底取代抛石机是在其后的明朝，明军大力发展国产火器，并从外国引进新技术。明代可以攻坚的火器有大将军炮、发贡、佛朗机、攻铳、红夷大炮等等，特别是红夷大炮，在我国火炮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新科学技术的成果，以口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的，而且强调让精通数理的人铸造（在那之前，炮匠制炮时，基本靠经验来铸炮的长度与口径）；更采用模铸法浇涛火炮，使造出的炮没有铸缝，承压力强；所以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用该炮来攻击由砖块筑成的一些城池关隘，往往令到城墙崩塌而破损不堪。随着这些新一代重型摧毁型利器的出现，古老的抛石机终于离开了战争的舞台。
  
   明代的种类繁多的火器不但可以攻坚，还可以用来防御及野战，当时明军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师，均装备了大批火器，还成立了专业的火器部队。在明中期，使用火器的军人，在军队编制中的比例，从明初的百分之十发展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军中有的步兵营，使用火器的军人竟占了编制的百分之五十。这类步兵营就驻扎在蓟北长城一带，领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戚继光。就以枪炮等火器为例，那时候有竹制、木制以及铜、铁等金属铸成的各样品种，口径从数十毫米到数百毫米不等、长度从数百毫米到数米不等、重量从数斤到数吨不等，发射的弹丸有大有小，有石弹、铁弹、铅弹、铜弹等等，根据古籍记载，射程从到十步到数十里都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人所谓的射程数十里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明代，枪与炮的区分界限也不明确，“铳”（又叫“筒”，相当于枪）与“炮”等称号在使用时互相混淆，甚到连一些地雷、火箭也可以称之为“炮”。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明史.兵志》将各类火器含糊地划分为：“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
  
看来，口径与重量比较小、能够用手持着作战的管形火器，是枪铳，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比较著名的枪铳有手铳、神机铳、三眼铳、六合铳、鸟铳、快枪、噜密铳、西洋铳、掣电铳等。而口径与重量比较大、需要放在各种炮架与车辆上作战的管形火器，是炮。比较著名的炮有盏口炮、碗口炮、大小将军炮、发贡、佛朗机、虎蹲炮、飞山神炮、提心铳炮、攻戎炮、叶公神铳、灭虏炮、百子连珠炮、铅弹一窝蜂、红夷大炮、西洋炮、龙贡满天星、混江龙等；此外，还有喷火的喷筒类火器、埋在地下引爆的地雷类火器、以及各种炸弹、火箭等等。
  
  明代军用火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近百计不同的火药配方，提供给燃烧、爆炸等不同类型的火器使用。仅就枪炮的发射火药而言，硝、硫磺、炭的三种成分组合分配比例，有的已经非常接近近现代标准的黑火药成分。因此，用枪炮攻击目标时就显得越来越轻松，只需将火药点燃即可，还可以重复多次。相比之下，普通士兵射箭时不停地拉硬弓会气喘如牛，至于弩，大多数在射击时都比较麻烦，有的要用脚踏着拉弦、有的要靠腰拉弦、有的要拿铁钩木棒等工具拉弦、还有的要几个人互相配合才能将弦拉开，弄不随时要出尽吃奶的劲儿来回折腾。正因为种种便利，军队就渐渐用枪炮取代弓弩了。到现在，弓弩在历史潮流中已经被现代化的枪炮淘汰了。不过，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明朝时的枪炮长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例如装填弹药的速度慢、发射程序繁琐、长时间射击枪管会发热等，所以还远未能完全取代刀、枪、剑、戟、弓弩等冷兵器。
  
  从盘古开天地，到鸦片战争为止，我国的整个古代历史，改朝换代频繁，不知有多少个政权兴亡交替，政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机构，军队是统治阶级的柱石，军人们赖以作战的兵器，从赤手空拳、到石块、到青铜、到铁与钢、直到火器，而其中的明朝，正是火器获得空前大发展的年代。明末，与明朝在东北争霸的满清，通过种种途径从明人那里弄到了红夷大炮、学会了铸造的技术，并将其改名为“红衣大炮”，随即用来对付明军。明朝灭亡之后，入关的清军就用红衣大炮攻打了潼关、扬州、广州等城池。可见，火器是一把能伤人的同时也能伤着自己的“双刃剑”，它与明朝的盛衰息息相关，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连载二：
（一）连续射击

  古代枪炮在实战中的缺点是装填弹药的速度慢、发射程序繁琐，打完一发弹丸之后，重新装配弹药要消耗太多的时间，这个难题深深地困绕着枪炮手，因为如果对手是骑兵的话，早就挥刀跃马奔驰过来啦。由此可见，枪炮要迅速连续射击才能在战斗中摆脱被动局面，并威慑对手。可是，初期的火器怎能与连续射击的现代精良枪械相比。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其实，我们不应该低估古人的智商，这个难题在金属管形火器出现后不久就解决了，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说来话长，当然要从创建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于1328年（天历元年）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自幼家境贫困，然而却天生资质聪明过人，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他乘元末社会矛盾激化而天下大乱之机，毅然从军，投靠濠州的起义军将领郭子兴。从普通一兵干起，因功跃升为带兵官，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了1355年（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死时，朱元璋已经羽翼渐丰了。同年六月，他率水陆大军渡过天险长江，南下开拓根据地，不久占领了集庆（令江苏南京）这个传统上虎踞龙蟠的形胜之地，收降军民五十余万，以此为基础，势力慢慢向四周扩张。

   说了这么多，该说到朱元璋与火器的联系了，朱元璋打天下必然离不开火器，他最早与火器打交道是在南渡长江的前夕，当时还驻军于江北的和州，多方招揽人才，等待时机，有一个名叫焦玉的匠人前来求见，并献上几十条“火龙枪”，朱元璋命得力助手徐达在军中试射，证实能够洞穿一层皮革。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拥有此枪取天下就更加容易了。遗憾的是，火龙枪的样式及具体构造如今已经失传，后人无从知晓。但是从元末明初流传至今的大批火器表明，朱元璋及他的对手更多装备的枪铳类火器是“手铳”。

  
   洪武手铳图片

  
   洪武手铳剖面图

  手铳各种的型号不一，如果在铳身加固四至五道横箍，还可以防止爆膛，其一般长约4.2至4.5厘米、口径2厘米左右、重约5至9斤，共分为三部分，即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尾銎这三部分组成，尾銎是供将士们在作战时插入长木柄的，这样，两手抓紧木柄就可以将手铳举起来射击了。作战时只要点燃药室外面的引信（通常是左手持铳，右手点引信），弹丸马上会射出来。但是，那时候的手铳还没有准星及照门，射击的准确度比较差，在不瞄准的情况下想射中目标主要是靠运气了。朱元璋军队南征北战，处处可以看到手铳的身影。

  朱元璋首次首用火器作战是在与张士诚争霸的时候，当朱元璋攻下集庆（马上改名为应天），便与盘据在浙西的一代枭雄张士诚发生了磨察。寻根究底，张士诚也是元末造反的群雄之一，他出身盐贩子，乘局势动荡之机，崛起于江北淮东，不久渡江南下，占领了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浙西一带地区，与随后南下的朱元璋的根据地毗邻而居。 一山难容二虎，两人由磨擦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拼了个你死我活。

   1359年（至元十九年）二月，朱元璋的骁将胡大海向绍兴发动进攻。

   防守绍兴的是张士诚的手下吕珍，率领守军冒着枪林弹雨、以火筒（即火铳）、火箭、炮石从城上往下射击。也就是说，使用各种不同的武器协同作战。接着，他又出奇兵冲出城反击，下令将士以数十条火筒对着目标同时开火，很明显，这样的齐射是一次性的，射完之后便难以为继了，还没有办法保持连续射击，做到用火力长时间地压制着对手。不过，火器在这次战斗中还是有成果的，胡大海的部将蔡元帅就在攻城时被守军用火筒击中而倒地不起。

  不久，胡大海也以牙还牙，使用了火筒、铁弹丸、石炮等火器，在弓箭等冷兵器的配合之下进攻。最惹人注目的是，在攻城中首次使用了金属弹丸——铁弹丸，这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

  胡大海屡攻不下绍兴，在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只好撤走。在此战中，双方都不约而同都在战争中动用了火器。但是火器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参战将士也不懂连续射击的战术。

  朱元璋的军队用火器攻城，也必定会用火器守城，这叫“风水轮流转”。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张士诚令其弟张士信、吕珍率军万余包围了诸暨，守将谢再兴抵抗了二十九天之后，援军胡德济赶到参与守城。当时到处传闻朱元璋又派出新的援军正在日夜兼程赶来，张士信、吕珍所部害怕遭到守军与援军的内外夹击而军心不稳。胡德济、谢再兴两人决定乘隙出击，他们事先让将士们饱食一顿，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再令将士们一齐出城高声呐喊，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射击铳炮，装作又有大批援军已经到来的样子。张士信、吕珍果然大惊失色，争路而逃，部属自相蹂躏，惨败而归。

  这些战例表示那时候已经在陆战中广泛使用火器，那么在水战是否也使用火器呢？历史记载朱元璋确实在水战中大规模动用过火器，而且过程非常精彩，下面需要详细介绍。不过，有胆量与朱元璋进行水战的不是老对手张士诚，而是野心勃勃的陈友谅。

  陈友谅，沔阳人（今湖北仙桃），渔民出身，乘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机会混水摸鱼，投靠湖广起义军徐寿辉部，用不了多久，他便削尖脑袋费尽心机钻入了领导层，做了个领兵元帅。按照这个升迁速度顺利地再发展下去，下一步将是弑主自立，另起炉灶了。1360年（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经过精心策划，杀死了徐寿辉，在长江边的采石五圣庙中称“帝”，国号“汉”。地盘横跨湖广、河南、江浙、江西的部分地区，但他还不满足，企图顺着长江而下，一口吞并朱元璋。骄兵必败，汉军在应天城下中计受挫，顶不住朱元璋强大的军事压力，接连丢掉了太平、安庆、江州，一直退到了武昌。

  陈友谅虽败，但实力犹存，他利用朱元璋主力回师江北之机，在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顷巢而出，以号称“八十万”的水陆大军包围了重要的战略枢纽——鄱阳湖边的洪都（今江西南昌），同时，顺势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

  陈友谅这次出兵，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攻克洪都，庞大的汉军水师经长江口集结在鄱阳湖，参与进攻洪都。这支水师有丰富攻坚经验，但他们不是凭着当时的先进武器——火器来攻城，而是靠巨舰。巨舰攻城不是天方夜潭，1360年（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进攻长江边的太平城时，动用巨舰乘水涨之机紧挨在太平城西南边的墙垣而停泊，就这样，一群群的水兵们轻易地从高大的舰上跃上城墙，一举破城。

汉军的巨舰高数丈，上下分成三层，楼层与楼层之间互相听不见说话，每一层都放置了走马栅，可容得下三千余人。这一刻，陈友谅打算故技重施，力图以巨舰强行停靠在鄱阳湖边的洪都城墙，再重演攻克太平的一幕。谁知，巨舰怎么使也靠近不了城墙，原来朱元璋吸收了太平之败的教训，事先已经将俯瞰湖泊的城墙，向后移了三十步。

   汉军水师面对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墙，只有干瞪眼的份，没办法，只好以步兵强攻了。汉军步兵携带着箕形的竹盾登上岸， 蚂蚁一般地向抚州门涌来，各处城墙在这些人不惜代价的进攻之下，坍塌了三十余丈，城池眼看就要失守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洪都守将邓愈率领的军队拿着火铳，及时出现在城墙破损口处，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这里，立即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疲惫的汉军，其竹盾在防备利箭与石块时已经伤痕累累，现在难以再防备火铳射出的如电光火石般迅速的弹丸，只好暂时撤退回去了。

  邓愈抓紧时间，在城墙的破损之处坚立起一排排的木栅。汉军不甘心功亏一篑，又疯狂地扑上前，踏着尸体来争夺，守军只好一边用火铳射击，一边立栅。连洪都城里最大的官——都督朱文正也亲自赶来督战，经过一个通宵的战斗与干活，击破了汉军的骚扰，终于筑好了排栅。不久，守军又在新城门打败了汉军。

  洪都守军既然已经使用火器，攻城一方理应同样用火器还击。可是，汉军在随后的发动的攻势中仍然主要是靠冷兵器，这说明他们装备的火器不多，归根结底，是陈友谅漠视火器，没有大量使用火器的意识。

  汉军接连攻城失利，便重新补充竹盾等攻城器械转而进攻水关，企图破栅而入。他们抓住守军的火铳装填弹药慢，不能够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的这个弱点，不顾性命，一波波地涌来。城内，都督朱文正果断下令将士们用长槊伸出木栅外面，不断刺杀密集而来的敌人。栅外的汉军竟没有退缩，前面的人大胆地伸出手来抢夺长槊，后面的人继续突进。朱文正见形势不利，立即要求守军改用铁戟、铁钩向外猛刺。这些武器枪尖旁侧都横向伸出铁钩，难以用手抢夺。汉军被铁戟及铁钩划得鲜血淋漓，肉沫横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只好退了回去。

  就这样，洪都守军在守城的八十五个日日夜夜里，不知击退了多少次汉军的进攻，终于盼来了援兵。

  朱元璋主力从江北回师，纠集了二十万大军越来增援，同年七月，到达长江至鄱阳湖的入口，首先部置军队封锁了这一带，再浩浩荡荡地开入鄱阳湖。陈友谅不得不解除对洪都的包围，转而全力对付朱元璋。

  汉军的战舰首尾相连，全部涂成了红色，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舰的可容三千人，中舰可容二千五百人，小舰可容二千人。朱元璋的战舰则是白色的，虽然与汉军的战舰相比而比较小，但是机动灵活。

  双方水战的战术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鼓励“接舷战”。所谓“接舷战”，是指双方的将士在战舰靠近时进行白刃战。不同之处是汉军的战舰巨大，可以在水战中横冲直撞，力图将对手的小舰撞毁击沉；而朱元璋军队的小舰反应敏捷，擅长使用各种火器。他的军队装备了大量火器。主要有火炮、火铳、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大小火枪、火箭、神机箭、火蒺藜以及燃烧性火器“没奈何”等。下面先对枪炮等管形火器的性能作一介绍：

  火炮，一般是指盏口炮及碗口炮。盏口炮因炮口形似酒杯而得名，碗口炮因炮口形似大碗而得名。古人有意扩大这些炮的炮口是为了减小膛压、防止爆膛。这两种炮的结构差不多，炮身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碗口形（或盏口形）、前膛、药室及安装炮架的尾銎。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碗口炮来看，这些炮的长度约为63厘米、口径约为23厘米、重量为73.5公斤左右。

   碗口炮图片

  火铳，一般是指手铳及盏口铳、碗口铳等。手铳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再重复。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碗口铳来看，其长度约为31.5至52厘米不等、口径为10厘米左右、重约8.35至26.5公斤。
  
  碗口铳图片

古人为了让各种火器连续射击，想尽了办法。并改革了军械，以碗口铳为例，一些这类的火器后来便被装上了特制的炮架。所谓特制炮架，就是在一张凳子上面铺块木板，再把两门碗口铳分别装嵌入这块木板的头尾两端，而木板的中间则有一个活动轴子，这个轴子可让木板自由转动。在作战时，当木板头端的铳射击完毕后，便利用轴子将木板向后作180度的转动，让木板首尾倒置，再发射尾端的铳。经过这样的改装，碗口铳便能够在短时间内连射两次了。然而，连射两次之后势必又要暂时停顿下来，重新装载弹药，还是达不到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的效果。
  
  大小将军筒，即是大小将军炮，因威力比较大，因此冠以“将军”之名。根据保存至今的一种大将军炮，炮身长约8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另一种小将军炮长约55厘米、口径7.3厘米、重约20公斤。


  万历年间铸造的大将军炮图片

  大小铁炮，炮型类似于将军炮，元代的炮多用铜来造，后来改用铁制，古代最先使用铁炮的是朱元璋军队。就成本而言，铁炮比铜炮便宜一倍。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大铁炮的炮身长约100厘米、口径21厘米、尾长10厘米。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类炮为长条形的直筒状，炮口不再好象盏口炮及碗口炮那样呈喇叭状敞开，因此比盏口炮及碗口炮的膛压要大，射程更远。为了防止爆膛，炮管外面有四五道箍，两侧还各有一根炮轴，方便运输。

洪武年间的铁炮图片

  上述所有的枪炮全没有准星及照门，不能精确瞄准射击。不过，这些枪炮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很容易射中汉军体形超级巨大的战舰。

  朱元璋的军队除了管形火器之外，还有用来焚毁对手战舰的燃烧性火器。例如：

  火枪，是指在冷兵器长枪的枪头一侧绑上一两个火药喷筒，筒子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之后，筒子喷出火焰，可达几丈远。

  明代火枪中的一种——梨花枪图片

  火箭，是在箭簇的侧边绑上火药筒，筒后有引信，点燃引信，筒里的火药燃烧喷射，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射向目标。
  
  多种多样的明代火箭图片

  神机箭，属于多发性齐射型火箭，在一个大竹筒内装入两至三技箭，每技箭的箭杆上都绑着火药筒，筒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射程可达百步之外。


  神机箭射击图

  火蒺藜，一般为圆形，还有数个突起的角形器，体内装有火药，体表开有一个小口子放置引信，点燃后即可爆炸。

  最后说明一下燃烧性火器“没奈何”，这种火器的制法是先把火药及各种火器放在芦席里面，将芦席卷成宽五尺、长七尺的圆圈，再糊上一层纸或布，外面有引信，用绳子绑在竹竿中，悬挂于船的头桅之上，当碰到敌船时，便点燃引信，斩断悬索，让“没奈何”落入敌船中，火器俱爆炸，引发熊熊烈火。

  朱元璋的军队为了让各种火器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想尽了办法，他将各种枪炮与弓弩等远程冷兵器组成几层叠阵，轮番射击；又将舟师分为十一队，每队均配备了枪炮与弓弩，排列为几层，作战时，先发射枪炮、再发射弓弩，以此达到快速地连续射击的效果。当靠近敌舟时，则用冷兵器展开白刃战。

  朱元璋让各种冷热兵器布阵协同作战，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进步，但是，稍微不足的是，在这种叠阵里，枪炮是与弓弩等冷兵器混合在一起流轮射击的，那时还未有做到仅让枪炮等火器组成叠阵轮番射击。尽管如此，一支军队拥有这么多的火器及新颍的战术，肯定会在水战时占了上风。

  两军首先在湖中的康郎山接战，战前，朱元璋告诫将士们要注意服从命令，那么，用什么来传达指挥信号呢？白天是用旗帜、晚上用灯笼、远处听信炮、近处听金鼓。开战之后，朱元璋的部下徐达奉命闯入敌阵，杀敌一千五百人。双方水师如犬牙交错般混战在一起。另一将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汉军舰只二十余只。出乎意料的是，火势竟然向徐达舟师中漫延过来，徐达在援兵的帮助下，扑灭了火，击退了汉军。最惊险的是，朱元璋的楼船在这次作战中因遭到汉军的堵截而一度搁浅，幸好部将及时赶到而安然无恙。

  首战结束，朱元璋基本上已经摸清了陈友谅水师的底细，他克敌致胜的信心十足，甚至放心地命令徐达率部份将士离开鄱阳湖，返航回防应天。

  两军择日再战，朱元璋亲自布阵，利用小船灵活的优势围绕着汉军的巨舰进退自如，流番进攻。汉军战死及溺毙者无算，然而，朱元璋军队的伤亡也很严重，例如院判张志雄因所乘的船只折断了桅杆，为了避免被手持铁钩的汉军活捉，毅然自刎，最奇怪的是一位名叫丁普郎的将领，死时身上有数十个伤口，他那失去了脑袋的身体仍然扶持着兵器摆出战斗姿势，屹立不倒。一连数天，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着，不知不觉间竟然吹起了东北风，朱元璋不失时机，出动敢死队员，驾驶着七只装满火药与芦苇的船只，船中还放满了身披盔甲、插上兵器的稻草人，伪装成进攻的模样，闯进汉军的水寨，焚烧了数百艘首尾相连的舰只，还烧死了陈友谅的两个弟弟及一批将领，朱元璋军队乘胜追击，斩首二千余级。

  就这样，鄱阳湖上杀声震天，双方全都打红了眼，尸浮水面、血染湖赤，便宜了水中的鱼虾鳖蟹。朱元璋的军队经常驾驶着白船，满载着铳炮弓弩、轮流仰射汉军高大而转动不便的红船，经过反复较量，汉军形势渐渐不利，欲退往鞋山（今大孤山），但遭到朱元璋水师的阻挡，陈友谅只好敛军自守，不想再战。

  至此，战局逐渐明朗，朱元璋打算率军离开鄱阳湖休整，便在夜间将水师移至左蠡（今江西都昌县西北），汉军发觉之后，也跟着将水师移泊潴矶（今星子南七十里），双方相持数日，陈友谅军心不稳，两员得力大将在这里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乘机派军队加强封锁鄱阳湖至长江的出口，力图扼住陈友谅的归路，并出兵攻克了蕲州及兴国两地，俘获了数十艘巨舰。

  成为了瓮中之鳖的陈友谅，粮食基本已经吃完，只好出动五百艘舰只前往湖畔的都昌抢掠，刚抢了一点粮，还没来得及分吃，不巧又被洪都的朱文正秘密派出的军队放火烧光了。

  穷途末路的汉军，只好孤注一掷，冒死突出朱元璋军队封锁住的长江口，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下令将所有战舰的门钉死，楼船也要撤掉上下的梯子，使参战将士毫无退路，又抢先发动攻势，士兵们顺着西风出力摇撸，舰队好象山洪爆发一样飞速向汉军水师冲了过来。当朱元璋军队的白船距离汉军的红船三百步左右时，便开始用远程兵器进行投射了，越接近火力越猛烈，各种火铳、将军筒、弓箭、甚至标叉等轮番交替而上，如倾盘大雨般射出，火力处于劣势的汉军，有的以板牌遮身、有的伏下、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转身逃跑，但是，在陈友谅的严厉监督下，还是继续勉强支撑下去。

  各种大小战舰穿梭往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伤亡惨重。连朱元璋的坐舰也曾经在混战中被汉军的炮弹击碎过，不得不赶紧换船。而这次陈友谅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他被乱箭射中，这箭从眼睛穿入，透过了脑袋，神仙也救治不了。陈友谅死后，汉军残部拼了老命冲出朱元璋设在长江口的封锁线，垂头丧气地沿着长江一路撤回武昌，为了稳定人心，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在武昌称帝。

  三十六天的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获胜而告终，但朱元璋没有松懈，对汉军残部进行穷追猛打，包围了武昌。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二月，陈理投降，汉亡。同年，朱元璋回到应天，自立为吴王。

连载三：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恐怕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器参战，不过具体数据现在已经难以考究了。而有确切数据证明朱元璋一次动用数以千计的火器参战的战例，则是发生在鄱阳湖之战结束五年后的的平江（今江苏苏州）之战。平江是张士诚的老巢。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之后，将矛头转而对准了张士诚，决定新帐旧帐一起算。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手，率兵二十万，横扫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地盘，接着主力回师渡江南下，得到了江南各部的配合，攻克湖州、杭州等地，经南浔、吴江而兵锋直指平江。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达在平江城南鲇鱼口击败张士诚部将窦义，而向平江进军的另一将领康茂才也在尹山桥击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并烧毁其千余艘战舰及一批物资，从而形成了对平江的合围，揭开了此战的序幕，漫长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

  张士诚不甘束手待毙，督兵从平江城的一个城门——娄门出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用箭射死了徐达辖下将领武德卫指挥副使茅成。

  戒备森严的平江城难以骤然攻下，徐达明智地选择长期围困的办法，他亲自驻军于平江的葑门之外，而命令辖下将领常遇春驻军于虎邱（今吴县西北）、郭子兴驻军于娄门、华云龙驻军于胥门、汤和驻军于阊门、王弼驻军于盘门、张温驻军于西门、康茂才驻军于北门、耿炳文驻军于城东北、仇城驻军于城东南、何文辉驻军于城西南。各路兵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围城的部队共有四十八卫，每一卫大约五千人，装备了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另外还有五座襄阳炮（一种配重式抛石机）、五十座七梢炮（一种靠人力发射的抛石机）。这说明，四十八卫的将士总共拥有二千四百多门大、小将军筒，这一大批火器在二百四十多座襄阳炮以及二千四百多座七梢炮的协助之下向敌人发起攻击。

  徐达又下令在城的四周崛地，挖起了互相连接的长壕，并筑起了很多堡垒。同时，搭起了高达四丈、分成三层的敌台，每一层都安置着弓弩、火铳，还可以从最顶层往下观察城中往来的男男女女。

  将士们把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布置在城的周围，日夜轰个不停，铳炮之声不绝于耳，把平江城揍了个千疮百孔。然而，那时候的火器还没有击塌城墙的威力，它们主要的任务是对城上的守军进行火力压制。

  在平江被围困期间，周围的松江、嘉定、大仓、昆山、崇明等城先后投降了朱元璋。可是，松江府投降之后不久，以豪绅钱鹤皋为首的旧势力对徐达清查田地、征砖筑城的战时政策强烈不满，他们勾结张士诚的旧部举行暴动，聚集了三万余人，杀掉了朱元璋派驻在松江府的守臣苟玉，还使人率领数千艘小船前往平江求援。

  葛俊奉徐达之令平乱，与钱鹤皋的暴动队伍在一个叫“连湖荡”的地方相遇。葛俊的军队用火器先下手为强，连放了数十炮。钱鹤皋的暴动队伍几乎全是手持农具的农民，这些人听见炮响就惊溃而逃，溺死者不计其数。这令到葛俊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松江，捉获钱鹤皋，送徐达处斩首。

   松江之乱平息之后，被围个水泄不通的平江更加孤立。张士诚不会坐以待毙，任由徐达日复一日地在城外发射铳炮，他决定出击。那么，出击方向选在那里好呢？城东门外是徐达的防区，平日军容整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这里出击肯定占不了便宜，选来选去，最后，张士诚选中了西门作为出击方向，他在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派遣徐义、潘原绍等将领潜出西门之外，向华云龙的防区发起突然袭击，虽然打死了神武卫指挥杨国兴，但是却被城周围星罗密布的长壕、堡垒以及敌台组成的火力网拦截了，不得已，只好转而向城西北的阊门进军，直逼常遇春的驻地。

  常遇春面对来犯的敌军指挥若定，分出部分兵力往北壕方向阻击其后援，然后迎战。此时，在后面压阵的张士诚已经得知徐义、潘原绍等将领被常遇春挡在半路上，他先是派遣一个参将带着千余兵前往增援，无奈是怀水车薪，于事无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率大队前往。双方仿佛进行一场集结兵力的竞赛，看看谁的主力能抢先到达。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张士诚仓促之间竟然神差鬼使般犯了错误，走进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小道，大批人马挤在一起，步步为艰。

  将在精不在多，常遇春命令从盘门赶来增援的猛将王弼，前往狙击张士诚。王弼驾驭铁骑，挥舞着双刀，闯进那条小道，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张士诚军中。此刻，张士诚虽然人多，但是在窄路中无用武之地，不得不稍为退却，谁知前面的人一退就使到后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人面面相觑，皆无斗志，局面已经渐渐失控，他们在常遇春随后派出的精干部队的猛烈突击之下，全线崩溃，到处乱窜，遗尸枕藉、浮满河面。张士诚本人在仓皇撤离时，因战马受惊而落水，差点儿淹死，幸好被下属及时捞起，抬回城里。

  张士诚回到城里，缓过气后，仍不死心，过了三日，再次率兵从胥门出击，没想到这次的运气比上次更糟糕，一出门便遇上了克星常遇春，未等交手，已经怯场。张士城的弟弟张士信在城楼上观战，见势不妙，大声乱嚷了起来：“将士累了，暂停、暂停！”并鸣金收兵。常遇春得势不饶人，猛冲猛打，一路打到西城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堡垒修到了城门之下。

  围城的部队既然将堡垒修到了城门之下，那么城门就危机四伏，呆在这地方的守军性命朝不保夕。火器不长睛睛，对多大的官都不留情面。有一天，张士信肆无惮忌地在城楼上督战，正优哉悠哉地坐在银椅子中品尝桃子时，被围城部队用铜将军炮发射的石弹击中面颊，脑壳破碎而死。

  死了弟弟的张士诚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两次出击失败，又再回复到被围城军队用火器、抛石机压着打的被动状态，为了打破僵局，便采纳了熊天瑞的建议，制造一批抛石机进行反击。在制造抛石器械的过程中，平江城里的木头石块竟被囊括一空，可是仍然供不应求，甚至连祠堂、庙宇以及和尚、尼姑的居舍都拆毁了做弹丸，也于事无补。

  张士诚的抛石机砸伤了一些围城的将士，徐达下令军中用木架成一种会移动的屋子，屋顶铺上可以防御矢箭飞石的竹笆，攻城将士伏在下面，就安全多了。

  经过长期的围困，平江城终于在九月八日被攻破了，徐达首先从葑门进入，常遇春接着破阊门新寨，平江城里的将士纷纷出降。精疲力竭的张士诚困兽犹斗，集合残兵二三万人进行巷战，却又在万寿东街惨败，他只身逃回家中，看见妻妾已经登楼自焚，便上吊自尽，谁知命不该绝，又被人救活，送到应天与朱元璋见脸，然后糊里糊涂地死了，有人说他因为态度恶劣而死于乱杖之下，也有人说他是自缢而死，总之，从此便人间蒸发了。

  回顾历史，朱元璋当初在长江与陈友谅及张士诚相持时，夹在这两个对手中间——陈友谅在西边，张士诚在东边，双拳难敌四手，形势似乎不是很有利。但是，朱元璋却最终将两人各个击破，展现了过人的领导才华，为下一步逐鹿中原、进而问鼎天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大明”，朱元璋也就变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此前一年，他已经着手发动结束分裂的全面攻势，同时四面出击，为了谋求统一天下，而命令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伐江浙的方国珍；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北伐中原；命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夺取福建；命令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夺取广西。其中，北伐中原的徐达，总兵力为二十五万，是全面攻势中的重中之重，所面对的对手包括元朝的政府军以及实力雄厚的军阀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

  徐达、常遇春等将士经过三四年的奋战，一经占领了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歼灭了主要对手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人的主力， 元朝的未代皇帝元顺帝被迫逃往塞外，不久死于痢疾，元朝灭亡。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明军在北伐作战中，枪炮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事实的真相令人失望，枪炮的作用并不大，因为这些火器，过去主要用于攻城、守城及水战，在北方的平原，进行大规模的野战还是要靠冷兵器。

  这段期间明军的远程兵器主要使用弓、弩。例如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要求将领在训练时，用弓射出的箭要到一百六十步（248米左右），而士兵的要求就低一点儿，但也要达到一百二十步（186米左右），另外还要射得准，要在五十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至于弩，则要求蹶张弩射出的箭要达到八十步（155米左右），同样要在五十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而划车弩射出的箭要达到一百五十步（233米左右），也要在五十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

  显然，明军在北方不大量使用枪炮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射程比不上弓弩，理由是当时的枪炮还比较落后，使用的主要是石弹与铁弹，通常弹丸要比口径小得多，点燃火药发射时会泄气，对射程有不利的影响；而同时发射多枚小弹丸时，每个小弹丸底面的承受的压强不一样，导致射程也不一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枪炮在实战中还没有使用“木马”。木马是由硬木制成的，塞入管形火器药室里面压实火药的附件，放置在火药与弹丸之间，大小与口径差不多，发射时木马底面承受的压强一样，还能防止泄气，所以会增加射程。这东西要等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时才出现。

  那么，是不是明军在北方作战时没有用过枪炮等火器呢？不是的，例如1369年（洪武二年），徐达派遣薛显、韩政携带火器到山西平定各处地方势力修筑的山寨（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在进攻尾尖寨时就使用了包括将军筒在内的一些铳炮。

  明军大规模动用火器进行精彩的野战，是在基本平定北方之后的统一四川作战。当时，四川有一个国家叫夏国，创始人叫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中小地主出身，于元末天下大乱时归附了徐寿辉，凭着战功升做了统兵大元帅，带兵打下四川，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明玉珍知道徐寿辉被弑杀后，拒绝听命于篡位的陈友谅，并在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夏”，仅过了五年而死去，时年三十六岁，儿子明升继位。

  1371年（洪武四年）春，朱元璋致书夏国领袖明升，要求借道四川征讨云南。明升拒不听命。朱元璋于是决策讨伐四川，他兵分两路：一路军叫“东路军”，由中山侯征西将军汤和、江夏侯左副将军周德兴、德兴侯右副将军廖永忠、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等率领京卫、荆、湘水师，经天险瞿塘关进军重庆；另一路又叫“北路军”，由颍川侯前将军傅友德、济宁侯左副将军顾时、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领河南、陕西等步骑大军，从秦陇进军成都。

  汤和等东路军连取龙伏隘、覃垕、温阳关，还扫荡了归州、桑植的一些地方势力割据的山寨，浩浩荡荡地向瞿塘关前进。

瞿塘关在长江三峡中，地势雄伟险峻。两岸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中间的滔滔大江在深谷里日夜奔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升命令主力扼守此地。他们在瞿塘关布置了三道工事：
  第一道工事是凿开两岸石壁，用绳索横贯南岸与北岸，制成悬挂在半空的桥，桥上面再铺上木板，布置着铁铳、炮、石、木竿等武器，形成了居高临下的火力网。这样的桥名叫“飞桥”，共有三道。

  第二道工事是在两岸布置大炮。

  第三道工事是用铁索拦截江口。

  如果敌人的水师从瞿塘关畔的长江驶过，首先正面会遭到铁索的拦截，其次，头顶会被空中的飞桥射出的弹丸炮石所击，最后两侧还会遭到大炮猛轰。这么厉害的立体的火力，让此地变成了鬼门关。

  明军东路军从这一年的三月起向瞿塘关发动进攻，一直到六月为止还是不能前进一步，只得暂时退兵回归州休整。

  然而，夏国将主力集结在东线的瞿塘关，北面的防务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空虚。由于这个原因，傅友德的北路军进展神速，他一路凯歌，经过陈仓、阶州、文州、攻取青川果阳关、渡过白水沟、连克江油、彰明、龙州、绵州，向成都进军。不料，却被波涛汹涌的汉水阻止了，傅友德立即伐木，制造百余艘船只，准备抢渡，并削制成数千个木牌，上面写着攻克阶州、文州的日期、投入汉水，乘江水暴涨之机顺流而下，汇入长江，流经瞿塘，与东路军的水师互通消息。

  话说东路军的水师正巧在这时卷土重来，从归州出发，驻扎于大溪口，将领廖永忠在江水中捞到木牌，知道北路军进展飞速，士气大震，于六月初七自百盐山、纸牌坊、溪径击破守军，重新推进到瞿塘关。

这时瞿塘关的兵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因为成都受到明军北路军的威胁，明升不得不从南线调动瞿塘关主力回援。

  廖永忠决定智取瞿塘关，他暗中命令数百名壮士，携带干粮、水筒，并抬着小船，翻山越岭，秘密绕到瞿塘关的后面，身披着青蓑衣等伪装，潜伏在碧绿的茂林中，准备约期夹击瞿塘关守军。

  总攻的时刻到了，廖永忠首先一举攻克瞿塘关陆寨，同时进攻水寨。明军水师的战船皆裹着铁头，船上的将士发射着火筒、火炮，冒着头顶上弹丸、利箭、石块的威胁，击断了横贯长江的铁索。这时，数百名壮士已经从上流扬旗鼓噪而下。瞿塘关守军遭到两路夹击，大败而逃，守将邹兴被火箭射死。悬挂在半空的三道“飞桥”，也毁于战火。

  明军乘胜攻克夔州，不久，中山侯汤和率陆师赶到，明军水陆两路并进，准备会师于重庆。他们沿江而上，所过州县纷纷归附，当水师抢先到达铜锣峡（今巴东附近）时，坐镇重庆的明升见大势已去，心里盘算着准备投降，二十二日，汤和至重庆，与廖永忠会师，一起接受明升投降，并使人持书前往继续抵抗的成都，劝喻归附。

  再说北路军傅友德渡过汉水攻克汉州之后，回师平定了夏国残余部队在文州的暴乱，延误了时间，直到七月份才到达成都。守臣戴涛、向大亨决定在城外布阵，与远道而来的明军接战。

  成都守军的阵前排列着以大象为坐骑，全身披挂上盔甲的勇士。明军前锋指挥李英率部用弓箭、火器向前突击，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野战。明军在野战中布的阵，应该就是鄱阳湖之战中使用过的叠阵，即是将部队分为几层，每层均配备了弓弩与火器，轮流发射。区别在于鄱阳湖之战是水战，这次是陆战。

  大象体形庞大，在野战中很容易成为箭靶子，这畜牲一旦中箭受伤便转身往回乱撞，左冲右突，导致成都守军的阵线崩溃，赶紧撤回城里。而明军统帅傅友德也在战斗中被乱箭射伤。

  这时，明升在重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成都，成都将士皆无斗志，第二天便向明军投降，至此，四川正式归明。

  四川之战，东、北两路明军均使用了火器，那么明初的明军究竟装备了多少火器呢？可以参考一下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政府的规定，每一个一百多人的“百户”，要有十人使用火铳、二十人使用使用刀牌、三十人使用弓箭、四十人使用长枪。按照这个比例，火铳占了“百户”这个明代基层军事单位武器装备总数的十分之一。通常，由若干个“百户”组成“千户所”，再由若干个“千户所”组成“卫”，卫所分驻各地（每一卫一般有五千六百人、每一千户所一般有一千二百人）。据史籍记录，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军大约有一百二十一万余人，那么，理论上应该有十一万左右的将士装备了火铳。 然而，1380年，火铳占了“百户”武器装备总数的十分之一，并不等于1392年“百户”装备的兵器比例仍旧是十分之一，估计可能早已经超过了十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明军在其间的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终于有能力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了——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在军队中增加枪炮的装备数量。

  明军首次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的战斗，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要从朱元璋出兵云南说起，1381年（洪武十四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率三十万大军，从湖广、四川等地兵分两路进入云南，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昆明，故元宗室梁王自杀。接着，又顺利地攻取了大理，设立土司等管理机构，招抚诸少数民族。云南平定之后，傅友德、蓝玉班师回朝，沐英奉命率领数万将士镇守该地。沐英是朱元璋的养子，理应肩负重任。

  但是，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却叛服无常，与驻防明军时有冲突。沐英为了巩固统治，非常注重加强防务。他针对云南位于边陲的复杂地理环境，从楚雄至景东，平均每一百里布置一营，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驻防明军与地方土著“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首领思伦发的关系比较紧张，朱元璋在1387年（洪武二十年）叮嘱沐英要抓紧时间，日夜抢修工事，尤其是金齿、楚雄、品甸以及兰苍江中道等要塞，不但要城高壕深，而且还要安置粗大的排栅，他还特别交待，在每一个要塞里都要配备大量火铳，数目可以是一两千支、也可以是数千支。最后还要求云南制造火药的工场，连晚上也要暂时取消休息，加班生产，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洪武年间，火器最初是由中央政府专门制造的，那时制造火器的机构先后有宝源局、军器局、兵仗局及鞍辔局，还禁止制造火器技术的外传及制造火药原料的贩买，后来因为边陲未靖，战乱还时有发生，所以充许一些边镇自行制造。

   从朱元璋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云南的明军，防御某些军事要地时，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铳，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1386年（洪武十八年），明军与思伦发在云南景东地区爆发了激战，并逐渐升级为大规模的战事。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思伦发又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进攻，他的军队来到摩沙勒安营扎寨。沐英命令指挥宁正率部前往应战获胜，斩首一千五百级。

  思伦发吃了亏，不肯就此罢休，在三月份重新进犯，亲自带领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发动规模宏大的进攻，边陲军事要地定边（今云南南涧）告急，沐英反应速度，带着三万余骑兵从云南府（今云南昆明）出发，日夜兼程，经过十五天的强行军，到达前线，与思伦发对峙，战争迫在眉睫，硝烟味越来越浓郁。

  沐英的骑兵装备了大量火器，主要是手铳与神机箭，不过，大型火炮就比较少，原因是骑兵在强行军时不方便携带。而思伦发的军队虽然没有火器，却有一百多只大象配合作战。

   战斗开始了，明将都督冯诚以三百骑兵出阵挑战，思伦发则以一万人蜂拥而来应战，前面还有三十只大象正阔步向前迈进。

  明军当然不会被大象吓倒，他们过去在成都有过与大象作战的经验，对付这种庞然大物是胸有成竹的。云南前卫指挥张因等五十余名骑兵，在打头阵时连发弓箭，射中一只大象的左膝及胁部。乘这只大象负伤倒地之机杀死了象背上的敌人，并一鼓作气，歼敌百余人，捉获一只大象而还。

  事实证明，思伦发的大象战斗力并不强，可是，两军主力在第二天正式决战时沭英仍然不敢轻敌，他将阵前的将士为分三个行列，每个行列都配备着火铳、神机箭，等到思伦发军队卷土重来时，首先由第一行发射，当第一行射击完毕，则转身退到第三行之后，重新装填弹药及箭，做好再次射击的准备；同时，第二行立即前进到原先第一行的射击位置上，继续射击。以此类推，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用火力压制对手的目的，这其实就是叠阵。叠阵，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战术，一贯以来都是用弓弩排列成行进行轮番射击的。而朱元璋在鄱阳湖之战已经使用过类似的战术，不过，那时候是弓弩与枪炮等冷、热兵器混合作战，而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动用火器作战了。



  洪武年间的三叠阵示意图

  思伦发没有吸收首战受挫的教训，再战时依旧驱赶着的大象往前冲，那些参战的大象，全部披挂上铠甲，背上安置着由栏杆与盾牌组成的“战楼”，“战楼”当中坐着指挥步兵进攻的将领。大象的两边腰胁部还分别悬挂着两个竹筒，里面插着格斗利器——短槊，可以让将领随时抽出来从上往下刺杀。
   
  当这些大象闯到阵前，明军开始轮番射击。当时，全军分为三队，都督冯前领前队，都督同知宁正领左队，汤昭领右队。将士皆奋勇作战，火铳、神机箭等火器射击时发出的霹雳响声在山谷中回荡着。那些大象成为了活动靶子，根本没机会突破明军的战阵，没多久便落荒而逃。沭英令指挥张因、千户张荣尾随追击，至其营寨，纵火焚烧，烟焰涨天。然而，思伦发的主力还在，激烈的战斗仍然持续着。

  明军的叠阵，需要每个队列都一丝不拘地互相配合，才能达到连续射击的效果，假如个别将士因为临阵产生怯意而手忙脚乱，甚至退却时，那么就会令到叠阵的射击突然中断，让敌人有机可乘。

  思伦发手下有一名叫做“昔剌”的元师，异常骁勇善战，这人拼命地向着明军左队猛打猛冲，左队的将领宁正抵挡不住压力，稍为退却。正在山冈后面督战的沐英，无情地派人拨刀骑马飞驰而下，准备执行军法。宁正见势不妙，连忙转身重返前线，继续战斗。

  沐英治军，纪律严明，如果手下将领胆敢在战斗中擅自退却，下场就是立即掉脑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思伦发的军队伤亡已经非常严重，连元师刁斯郎等人也身中百余箭而死，可是他们怎么努力也突破不了明军按步就班连续射击的叠阵，结果惨败而回。明军跟踪追击，斩首三万余，俘虏万余人。那百余只象也大半沦为了炮灰，死得很难看，身体上的箭密密麻麻，活生生变成了刺猬。还有三十七只被俘虏。

  大获全胜的沐英在此战中解决了火器不能连续射击的难题，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359年朱元璋军队首次在作战时用火器发射铁弹丸起，直到1388年才有能力用火器连续射击，前后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的摸索，才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跨越。

  三十年时间似乎太漫长了，但这在人类历史上却是超前的，沐英领先了日本人一百几十年，例如日本战国时的名将织田信长，在1575年5月的长筱之战用三千名携带火器的炮手配置成连续射击的三个梯队（相当于叠阵），大胜军阀武田胜赖带领的精锐骑兵。

  沐英也比欧洲领先了二百年左右，欧洲还要到十六世纪未十七世纪初，荷兰总督莫里茨（Muritz）才在编写的操典中，记录了训练时采取将士兵分成几排轮番射击，这种战术后来在欧洲比较流行，它与沐英的叠阵基本是一致的。

  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元末明初，拥有大量火器的朱元璋军队，其先进的装备、编制、战术，已经将亚欧各国远远抛在了后面，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 连载四：
（二）北方阵营

  阵，是古代军队野战时摆出的队伍的战斗队形 。阵在我国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的《孙膑兵法》，里面讲述的阵形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十种。古代著名的阵还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八卦阵、唐代李靖的六花阵、南宋吴阶、吴麟的叠阵等等，不可胜计。不过，种类繁多的战阵，很多都与奇门遁甲、占卜符咒等神秘主义扯上关系，流于故弄玄虚，实用的并不多。

  营，通常以土、木、石等军事材料临时建成的屯兵点，有挖壕、立栅、联结兵车等多种形式。

  阵与营都能够在野战中攻守兼备，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常混合在一起使用，难分彼此，统称为“阵营”。
   
  朱元璋肇造明朝，他的军队打天下时无疑用过很多行之有效的阵营。其中，与火器关系密切的是叠阵，分别在鄱阳湖之战与沐英平思伦发之战中使用过，这些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明军在南方使用叠阵致胜，那么，在北伐中原时阵营又发挥了多大作用呢？其实，明军北伐的过程非常顺利，无论是元朝的政府军还是北方的各类军阀，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望风披靡，大部分地区都是传檄而定，所以，在野战中期逢对手，进行布阵与破阵的机会不多，主要有三次而已。

  第一次是1368年（洪武元年）四月的河南塔儿湾之战，战前共有五万元军列阵于洛水之北与明军对峙，副将军常遇春以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气慨，一马当先，单骑闯入敌阵与二十名元将激战，并用箭射死一名元军前锋。大将军徐达随后带领部队全线出击，迅速打败了元军，为完全占领河南赢得了关键的一次胜利。

   第二次是1368年（洪武元年）十一月的太原之战，那时明军已经攻克了元朝的首都——大都，盘据山西的元将王保保离开太原，从雁门关、居庸关等地反攻，企图收复失地。徐达果断采取“批吭捣虚”之策，率领精锐骑兵自太行山麓的井陉而直扑太原。当王保保前进到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时，闻大后方告急，不禁大惊失色，无奈只好放弃进攻计划而回援太原。双方军队在太原城下对峙。元军在城西贴近明军而布阵，明将郭英登高侦察，看见元军兵虽多，却不整齐；阵虽大，却不戒备森严，便向上级建议乘夜劫其营，恰巧在这个时候，王保保部属豁鼻马秘密向明军约降，并愿作内应，徐达大喜，果断同意劫营的建议。当晚，元军被里应外合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自相蹂躏，王保保仅与十八骑逃去。明军进而席卷山西。

  第三次是在1371年（洪武三年）四月的沈儿峪之战，这一战，徐达的对手仍然是王保保。王保保自太原败后，逃出塞外，重新纠集故元残余势力，于洪武二年十二月包围兰州，西北大震。徐达率领军队在万里之外前往救援，经潼关、出西安、过定西，一路气势如虹，兵锋直指王保保。王保保退往定西县北的车道岘屯营，徐达紧跟不放，驻师于车道岘南面的沈儿峪，派左副将军邓愈在元军的营垒外立栅，步步进逼。

   双方隔着深沟一日数战。王保保吸取了太原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劫营这一招反过来对付徐达，便秘密派出千余精兵，由偏僻小道潜过来，劫取明军左丞胡德济驻屯的东南垒。

  胡德济部在元军的突然袭击之下惊慌失措。幸运的是，徐达及时率兵赶到击退对手，为了整肃军纪，斩了几名临阵退缩的将官，并将胡德济缚送京师交由朱元璋处理。

  第二天，明军在徐达的严厉督促之下，精神震奋起来、军容焕然一新，发起全面进攻，在决战中大败元军。俘虏八万余人及一万五千匹战马。王保保仅与妻子等数人逃脱，凭借水中飘过的流木渡过黄河，由宁夏奔向蒙古草原的重镇和林。

  看来，明军在沈儿峪之战的胜利与其布下的攻守兼备的阵营有莫大的关系。明军在此战中究竟布的是什么阵营？历史却没有留下记载。

  总而言之，明军北伐中原时与对手在野外进行阵营攻防战的机会不多。真正在战场上出现精彩纷呈的布阵与破阵并不是在元明战争，而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中，那场战争主要在北方进行，还大量使用了火器。

  靖难之役是明帝国的一场内战，前因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将各个儿子封为藩王，分别驻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王府及官属，维护国家安全。藩王们有统兵及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没有治理地方民政的职责，这就形成了“宗藩制度。”

  然而，这些藩王在全国各地飞扬跋扈，多行不法事，对中央政府而言，是一个隐患。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在七十一岁时辞世，因为太子朱标早逝，所以由嫡孙朱允炆继承大位，史称“建文帝”，时年二十三岁。

  建文帝鉴于藩王们尾大不掉，逐渐形成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势，便与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后来还有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等人商议，决定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废为庶人，湘王朱柏畏罪自杀。

  兔死孤悲，身在北平的燕王朱棣预感到危在旦夕，不想坐以待毙，决定先下手为强，用计捕杀了奉朝廷之命来捉拿自己的谢贵、张昺，正式举事，控制了整个北平，接着告谕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宣称要铲除朝中迫害藩王的奸臣齐泰、黄子澄，并美其名日“靖难”。

  燕王朱棣发难之后，连接攻克居庸关、怀来、永平等地，而通州、蓟州、遵化、密云等地的守将则以城归降，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众至数万，与朝廷军队展开生死博斗，这场内讧打了整整三年多。为了叙述方便，下面简称朝廷军队为“南军”，朱棣的军队为“燕军”。

  建文帝明令征伐朱棣，但当时建都在南京的明朝政府，昔日跟随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宿将，死的死，亡的亡，仅剩下耿炳文与郭英两位老人。不得已，只好任命耿炳文为大将，率军北上。耿炳文虽然是功臣宿将，可是野战非其所长，此人平生最大的战绩是在江南抵抗张士诚时，在长兴这个地方坚守了十年。而朱棣却并非只懂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对军事深有研究，刚刚起兵，就连战皆捷，在气势上压倒了南军。1399年（建文元年），燕军在滹沱河击败了耿炳文率领的十三万南军，再北上辽东，智取大宁，收降八万余人。接着，回师在北平城下大败代替耿炳文为将的曹国公李景隆。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长得仪表堂堂，其实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受挫后不得不暂时退保德州。

  1400年（建文二年）四月，朱棣与李景隆再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会战。

  战前，李景隆率一路军队从德州经河间北上，而郭英的率领的另一路南军则从真定北上，两路军队在白沟河会师，据说总共有六十万人，号称“百万”，对北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燕军从固安出发，南下迎战，主力于四月二十四日渡过白沟河，与预先到达河边的万余南军前锋骑兵相遇。南军人少，便布阵企图稳守，燕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破阵。

  古代战争，破阵的最佳时机是在敌人开始挪动，各级之间联络不通畅，上级没有充分掌握下级动态的时候。例如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富平之战，金军以三千精骑，袭击宋军阵营外围的民寨，驱赶乡民涌入宋营。随后，金军主力趁着宋营纷扰骚动，失去统一指挥的好机会，一举破阵。战争史上总是不断地重复着相似的战例。此刻，朱棣也打算利用南军挪动的机会破阵。可是，对面的南军阵营，却摆出防守的姿态，一动也不动。怎么办呢？朱棣决定用计智取，故意派出百余骑兵前往挑衅，引诱对手应战。南军将士们见来犯的燕军稀稀疏疏，很多人都求战心切，踊跃出阵，整齐的阵容开始挪动，甚至有点散乱。燕军主力立即抓准时机快速向前突击，朱棣亲自率领数十名精骑绕到南军阵营的背后进行夹击。南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溃败，那些残兵败将在逃回大营时又引起了新一轮的骚动。

  燕军乘胜向南军的大营追击，准备再次破阵，眼明手快的朱棣重施故技，带领数十名精骑象尖刀一样左右穿插着，硬是从敌阵中强行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大批燕军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从这个突破口中汹涌而入，不一会儿，南军大营里面人山人海，双方将士乱作一团。

  天色已经昏暗，逐渐变成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咫尺之间，难分敌我，大家只能摸索着战斗。

   南军在战斗中将“揣马蹄”与“一窝蜂”等火器埋藏于地，临战时用来对付燕军。“揣马蹄”这种火器顾名思义，是一种用于伏击战马的武器，估计与火蒺藜差不多。而“一窝蜂”则是一种与神机箭相似的多发型火箭，一般将三十二枝装有火药筒的火箭，放在一个六角形的长桶中，桶内还布置着多层平面格板，格板中间有蜂巢一样密集的洞。每一技火箭分别插入格板的一个洞里，而所有火箭的引线则集中束缚在一起，伸出桶外。使用时只须将引线点燃，桶内的火箭就会齐发，射程可达百步。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一窝蜂”埋藏于地上发射呢？那是因为各类大型火器在没有配备专用的炮架及车辆的情况下，埋地射击是常有的事。


   一窝蜂火箭图片

  
   明代兵书《武备志》中的火龙箭插图，发射方式类似于一窝蜂

此外，南军在作战中可能还动用了手铳，自从沐英于1388年首次在南方排列叠阵连续射击火器以来，叠阵射击这种战法就得到推广，现在应该普及到了北方。但是，南军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就是他们举起火器射击时，闪烁的光亮反射到自身披挂的铠甲上，在黑夜中特别光彩夺目，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燕军攻击的目标。
  燕军没有南军那么多火器，他们专门向火光闪耀的地方攻击，或者刀劈，或者射箭，杀伤了很多敌人。

  夜已深，双方精疲力竭，各自收兵。燕军宿于白沟河之北。朱棣在与数名骑兵殿后之时，迷失了方向，他下马伏地观察白沟河河水的流向，才分辨清楚东西南北，顺利回营。

  二十五日，燕军步骑兵十余万渡河再战。

  南军也布阵备战，阵容宽达数十里。李景隆为了避免这个超级大阵营在进退之间引起骚乱，决定在战斗中不再轻率出击。

  燕军大将朱能率领万余骑兵突击，但冲不动南军稳守的战阵。朱棣亲自带领数十名骑兵出其不意地从南军阵线的左掖杀入，而燕军一大批精兵紧随其后蜂涌而至。双方人马刹那间混淆在一起，闹哄哄地乱成一团浆糊。很多将领都不清楚部属的具体位置，大多数人各自为战。

  南军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出二万余人兜路前进，企图威胁对手的侧后。朱棣望见燕军的背后烟尘滚滚，及时察觉到南军的意图，立即率领部分兵力返回去，将偷袭的南军拦截于河边堤岸。经过苦战，击退了来犯之敌。

  这时候，南军主力所在的阵营，形势已经不容乐观。燕军破阵时顺着风向纵火，烈焰在四处漫延，焚烧营垒。南军终于支撑不住，兵败如山倒，损失数十万，遗尸百余里，丢弃的器械物资堆积如山。

  这一战，以冷兵器为主的燕军击败了装备着大量火器的南军，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燕军找到了对付火器的有效方法。这个办法是顺着风向进攻，这样一来，就会使南军处于逆风的不利位置。火器在逆风发射的情况下，一方面射程必然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火药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会被风反吹回来，遮住射手的眼睛，使人看不清目标。

  朱棣在随后的多次战斗中重复使用了顺风进攻这一战术，不过，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他在1400年（建文二年）的东昌之战中，却出乎意料之外地被南军击败了。

  东昌之战发生在白沟河之战结束后不久，那时，建文帝鉴于李景隆北伐屡战屡败，便改封守卫济南有功的盛庸为将，取而代之。

  盛庸率领大军驻屯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县），企图截断南下抢掠的燕军的归路，两军遂于1400年（建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东昌布阵对峙。盛庸军背城而阵，阵中排列着大量火器，毒弩等远程兵器备战。

  朱棣在战前观察敌阵，发现南军的精锐部队以及火器等精良武器俱排列于阵营正面，而阵营的两旁以及背后空虚，便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布置于南军阵营之前；另一路则由自己率领绕到南军的背后进行夹击，使其腹背受敌，然后一举而歼灭之。

  这个军事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朱棣率领的那一路军能否顺利从南军的背后突入其阵营中，打乱其阵脚，否则，另一路从正面强攻的燕军必然会被南军从容不迫、按步就班地用火器、毒弩所重创。为什么正面的燕军不采取顺风进攻这一对付火器而行之有效的战术呢？其实，只有在平原作战，进攻的一方才可以自由地兜着圈子，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选择进攻路线，但是，这次南军是背城而阵的，因此就限制了燕军选择进攻路线的自由。

  现在说说燕军破阵的经过，朱棣按原定计划率领少数骑兵绕到南军阵营的侧后，耐心地观察这个阵营的厚、薄、虚、实之处，并不时发动试探性攻击，准备选择突破口，他首先攻击了南军的左翼，最后如愿以偿地从中坚突入。到目前为止，破阵的过程似乎非常顺利，不过，朱棣犯了轻视南军的错误，他率领的少数骑兵毕竟力量有限，不幸陷入了南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境危险。

  正面的另一路燕军拼死来救朱棣，他们不等南军的阵营混乱就发起进攻，结果遭到了南军火器、毒弩的阻击而尸横遍野。不过，南军阵营的东北角也在激战中几乎被突破，盛庸不得不抽出西南角的部分将士前往增援。朱棣乘隙从西南这个变得薄弱的方向突围而出。

  这一战，燕军失败了，大将张玉在破阵时战死。南军捉获燕军将士，往往将其剜目、剖腹以泄愤，揭示了战争极其残酷的一面。

  步兵在坚城之下布阵，是击败来犯骑兵的有效方法，历史上很多军队都这样干过，比较有名的战例是公元十二世纪的顺昌之战，南宋名将刘锜的步兵背靠顺昌城布阵，粉碎了金兀术的精锐骑兵的进攻。明代的东昌之战再次证明这一战术并未过时。

  东昌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三月，朱棣与又在盛庸夹河、滹沱河等地较量。燕军于1401年（建文三年）二月十六日从保定出发南下，三月进至滹沱河。北上迎战的南军则驻扎于夹河。

  燕军距南军四十里而驻营。朱棣与诸将召开军事会议，商量破敌之策，他认为南军列阵总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只有在战斗中摧毁其精锐，便可威慑其老弱。这次会议制订出具体的作战计划是将燕军分为两路，一路由谭渊率领的中军，在南军阵营前面五六里的地方列阵，监视南军的精锐部队；另一路是由朱棣率领的精干部队，绕到南军阵营的后面，向南军的老弱部队发起猛攻，目的是不断驱赶其老弱后退。南军后面的老弱在退却时无形中也推动着前面的精锐部队一起快速跑动。当疲惫不堪的南军挪动了五六里时，正好碰上以逸待劳的谭渊部队，到那时，燕军两路部队，便可以形成一前一后地夹击着南军的有利态势，必然胜券在握。

  三月二十二日，燕军列阵前进至夹河，进一步缩短与南军的距离，朱棣带领三名骑兵侦察敌情，从南军的阵前掠过，发现其阵营的前面分别排列着火车、火器、强弩、战盾。所谓“火车”，并非是指明代常见的那种搭载油锅、推至城门楼下用以烧城的两轮车；而是指“火柜攻敌车”之类的战车，这类车用坚木制造成长一丈的车辕，车轮则高二尺五寸，由牛或骡推行。车柜阔二尺八寸，高约二尺，柜的下面架着五杆长枪，上面放置着百枝火箭，由两名士兵操纵，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武器。


   火柜攻敌车图片

  面对南军阵营前面如此精良的武器，朱棣当然不想啃硬骨头，决定按原计划避免进攻南军阵营的正面，转而以其侧后为突破点，他指挥的负责迂回侧后的那一路燕军，有一万名骑兵，另外还有五千名步兵。其中，有五千匹战马是乘载着两人的（包括一名骑兵与一名步兵）。这支部队绕到南军阵营的侧后，发起冲锋时，五千名步兵迅速从马上跳下来，攻击南军的左掖。

  左掖的南军隐蔽在一层层叠放着的盾牌后面，抵抗着燕军步兵。

  燕军步兵早有准备，亮出预先制造的长达六七尺的木柄长矛，用力刺穿南军的盾牌，利用长矛顶端那些横贯的钩状铁钉，将盾牌倒钩住往回拉扯。就这样，硬是从层层叠放着盾牌的阵线当中拉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燕军纷纷弯弓向这些缺口射箭，很多南军士兵在利箭的威胁之下惊惶失措，弃盾而逃。这些逃兵熙熙攘攘地往回跑，到处乱窜，严重干扰了阵内发射火器的射手，令到射手们在仓促之间难以发射。

  燕军骑兵争先恐后地往缺口里面一涌而入，左冲右突，努力扩大突破口，并从南军的左掖直捣阵营的中坚。

  燕军部队在南军侧后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击，致使整个南军阵营开始动摇，向后移动。大批南军将士都向同一个方向奔跑。

  再说燕军的中军，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在距离战场六七里的地方等待着战机。终于，主将谭渊望见前路烟尘滚动，大批南军将士络绎不绝地接踵而至，便迫不及待地出兵拦阻，双方闹哄哄地混战在一起，就象汹涌而至的洪水撞击着堤岸一般。

  南军拼命作战，想杀出条血路。虽然燕军主将谭渊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但是，朱能、张辅等将领还在，他们继续指挥中军前进。终于与横贯南军阵营的朱棣部队会师。尽管两路燕军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了夹击任务，杀伤南军甚众，却未能歼灭南军主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双方各自收兵回营。

  第二天，朱棣与诸将总结战斗的得失，认为未能歼灭南军主力的原因是中军主将谭渊指挥不当，拦路迎战过早，导致南军无路可退，不得不决一死战。并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开大路，等南军主力通过之后再尾随追击，利用追击的机会大量消灭敌人，战果会更漂亮一些。

  不过，燕军没有获胜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战场上没有括起大风，他们不能顺风破敌。但是，不久夹河、滹沱河一带终于吹起了东北风，南军的未日也就到了。

  二月二十三日，燕军与南军各自布阵待战。燕军在东北方向，南军在西南方向，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双方将士分分合合，互有胜负。忽然间括起了猛烈的东北风，尘埃飞扬，漫天敝日，咫尺之间难辩敌我。逆风的南军特别不利，很多将士被沙砾击中面部，不得不睬起了眼睛，火器的威力也减半，甚至使用不了。

  燕军顺风大呼出击，兵分两路，各自横扫南军的左右两翼，斩首十余万级。南军大败，尽弃军械辎重而四散，坠入滹沱河里溺死者不计其数，盛庸单骑逃回德州。
   
  南军的火器部队，继白沟河之战后，又一次逆风而败。而利用风向击败敌人似乎已经成为了燕军的专利，他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这招来打击敌人，过不了多久，又在同年闰三月进军滹沱河与南军吴杰部作战，乘大风扬起之机获胜。

  当时两军相遇于藁城，南军这次不再依赖那些只有正面坚固，而两翼及背后虚弱的阵（例如叠阵），因为那些阵往往被对手用迂回行军的方式从虚弱处突破，他们吸取了教训，在战场上布下了一个方阵。所谓方阵，是将精兵利器平均分布于四面的阵。方阵似乎没有虚弱的侧后，每一面都是坚固的正面。

  但是这个方阵在未交战之前却遭到了朱棣的嘲讽，他认为方阵四面受敌，岂能致胜？只要方阵的一隅被突破，其它的三面必然解体！话虽然说得漂亮，可是能否真的破阵那只有天知道了。

  上天帮了朱棣的忙，又一次括起了东北风，燕军抢先在东北方向布阵，而南军的方阵则摆在西南的逆风方向。

  朱棣在进攻时广布疑兵牵制南军方阵的三面，而集中主力攻击方阵的东北隅，他率数百骑抢先突入，配合主力顺着东北风破阵，斩首六万余级，再奏凯歌。

  燕军与南军反复拉锯，一直打到1402年（建文四年），战火逐渐从北方漫延到南方，朱棣以破釜沉舟的气慨，毅然率主力南下，攻占扬州，从瓜州渡过长江，经镇江包围了京城南京，南京守将李景隆大开城门迎降，燕军入城，建文帝从此活生生地从人间消失，下落不明。

  朱棣进京，杀掉了被称之为“奸臣”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便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永乐”，史称明成祖（又叫明太宗）。他即位之后，表面继续拥护父亲朱元璋定下的分封诸王制度，暗中却不断削弱诸王的军事力量，例如陆续将分封在各个战略要地的藩王们迁入内地，削弱诸王参与军事行动的权力等等，目的是尽量杜绝诸王反抗中央政府事件的发生。但是，只要分封制度仍然存在，就必然存在藩王伺机背叛的隐患。 连载五
（三）神机铳炮

  尽管燕军在“靖难之役”中多次击败拥有先进火器的南军，但朱棣本人仍然非常重视火器，而火器也在他即位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神机营”这一全部使用火器的新兵种的的组建。

  明朝是什么时候组建专门使用火器的神机营的呢？各种史籍记载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朱棣在1410年（永乐八年）之前已经着手组建神机营了，并且在这一年北征中首次使用这支军队。它后来与“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师三大营”，成了朱棣赖以克敌的铁拳。

  “神机营”最初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火器，直到朱棣死后的正统年间，当时负责操练神机营的明将顾兴祖考虑到在风雨阴霾的天气中不太方便使用火器，才建议列队时于每队的前后装备刀、牌等冷兵器。

  神机营除了手铳、盏口铳炮、碗口铳炮、神机箭之外，还有独眼神铳、击贼砭铳、神机炮等火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神枪”，它是永乐年间非常有影响的火器，据说由安南传入，衍生出一系列产品，包括神威烈火夜叉铳、单飞神火箭、三只虎钺、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等。

  手铳、盏口铳炮、碗口铳炮、神机箭等火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再重复。

  独眼神铳，是与手统同一类型的火器，它以熟铁打造而成，短的神铳为二三尺，长的神铳为四尺。尾部插入长木柄，可以放在用铁圈制成的铳架中射击。
  
  独眼神铳图片
      
  击贼砭铳，用铁打造而成，铳管长达三尺，柄长二尺，射程可达三百步。射击完毕，铳管还可以当铁锤使用，可谓一物两用。
  
  击贼泛铳图片

  神机炮，由小型将军炮发展而成，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这类炮可以发射弹丸，其口径在5.5至8.5厘米之间，长度在71.5至90厘米之间。
  
   神机炮 图片

明军最早使用神机铳炮参战是在1406年（永乐四年）的征安南之役，当时，明朝与安南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公开冲突，朱棣决定动武，其中，出征的将军就有“统神机将军”程宽、朱贵等人，还在战斗中使用了神铳，这神铳应该是独眼神铳之类的火器，明朝从安南引进神枪是稍后的事。
  
  神枪，枪管用铁制成，管长腹大，这东西不但可以发射弹丸，还可以发射箭。例如在枪筒里装填上弹药之后，再垫上一块木块（这种产自广东木块“重而有力”，称作“铁木力”，也就是“木马”），同时在木块前面放入一支箭（或弹丸）——当点燃火药之后，箭（或弹丸）就会飞向目标，射程达到三百步。从神枪的装填弹药的程序中可以看出，它使用了木马，作用是能防止枪管泄气，增加射程。
  
  神枪图片

  神威烈火夜叉铳，是由神枪衍生的系列产品之一，样式与手统相似，特别之处是发射的木马上面钉上了锋利的箭镞，箭镞上面有醮上毒药的三棱倒钩，射入靶子很难拔出。如果将易燃品捆绑在箭镞里，还可以当火箭使用。
  
神威烈火夜叉铳图片

  单飞神火箭，枪管用精铜铸成，长约三尺，里面可以放置三钱火药、木马以及一枝箭，射程为二三百步，据说射出的箭可以同时贯穿数人。它通常与神枪并用，两者的射击方法也差不多。
  
  单飞神火箭图片

  三只虎钺，用三支神枪合并在一起制成，三支枪管伸出的三条引线也并在一起，点燃引线，同时射出三枝箭。
  
    三只虎钺 图片

  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用精铜铸成，身长三尺八寸，里面放置火药及木马，同时发射九箭。
  
  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图片
   
  永乐年间的各类火器比起洪武年间的火器更加精良，由于使用了木马，使很多铳炮的射程与弓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逐渐取代弓弩的位置。

  此外，发明了装药匙，用它装着火药直接放入铳炮的膛内，可保证每次火药量没有太大的差异，这能使铳炮每次的射程都差不多。

  
  装药匙 图片

  顺便提一下，铳炮安置引线的地方叫做“火门”，永乐年间，开始在铳炮的火门上面增加了一个可以旋转的盖子，叫做“火门盖”，对防止风吹雨打会起到一些作用。
      
  现在说说神机营的组织编制了，这支部队下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等五个军事单位。中军下辖四个“司”，每个司各自设立一个管理枪炮等火器的监枪内臣、一个把司官、两个把总官。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则下辖三个司，每个司也各自设立一个监枪内臣、一个把司官、两个把总官。还有掌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的官军，营名叫做“五千下”（这个名字起缘于最初组建时将领谭广辖下的五千匹战马），该营下辖四个司，每个司各自设立两个把司官。

  神机营中的营官，一般在公、侯、伯等贵族或者都督、都指挥等高官中挑选，也可以由内官兼职。
   
  神机营由最初的组建到定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数从少到多，全盛时编制据说有七万五千多人，它是世界最早的，专门装备火器的新兵种，这比欧洲在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的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这支新式军队首次参战是1410年（永乐八年），对手是鞑靼。

  说到鞑靼，那还是要从元末明初说起，蒙古统治者被朱元璋驱逐出塞外之后，重新倒退回“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从元顺帝到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再到另一个儿子脱古思贴木儿，蒙古大汗换了几茬。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已经主要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分。

  鞑靼的地盘大约在今斡难河（鄂嫩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一带，部落主力由包括阿速卫在内的故元侍卫亲军组成，实权人物是阿速人阿鲁台，走马灯式流换着的大汗已经沦为傀儡。

  瓦剌原在叶尼塞河上游，后来势力南下，发展到东至和林、西至贴木儿帝国一带，部落主力由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部及森林民等发展而成，实权人物有三个，分别叫做马哈木、太平以及把秃孛罗。

  鞑靼与瓦剌为了争夺蒙古草原的霸权，一直鏖战不休。

  永乐年间，明廷为了牵制鞑靼，向瓦剌遣使通好，于1409（永乐七年）正式册封其头目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赐予印诰，双方确立了朝贡关系。在此之前，鞑靼发生内乱，原大汗鬼力赤并非元帝后代，这使得他在重视血统的游牧诸部落中地位岌岌可危，终于突然离奇死亡，很可能是在内讧中被弑杀。另一位自命为元裔的本雅失里则被权臣阿鲁台等人拥立，继任大汗。本雅失里志大才疏，在位期间与明朝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但杀死了明朝的使者，还南下长城一线剽掠。

  朱棣当即派遣靖难功臣淇国公丘福为镇虏大将军总兵官，率师十万，进入蒙古草原，北征鞑靼。然而，明军在蒙古腹地的胪朐河一带惨败。朱棣大怒，决定亲自率军北征鞑靼。 永乐年间的三叠阵示意图
  
  这种新的射击战术与沐英首创的叠阵射击火器法相比，谁优谁劣？就战斗队形而言，新战术在队形不变的情况下，只需要前、中、后三行将火器互相传递即可，所以，在射击速度上当然要比“叠阵”所逞现的前、中、后三行不停地互相变换位置要快。而且，还可以根据士兵的个人素质，专门选择一些目光锐利、神闲气定、擅长射击的人在前面负责发射，使射击效率更高。

  神机营所用的新战术，也会根据不同的对手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例如，有些敌人在临战时伏在地上听声，等明军的枪响过之后，便跃起突阵。因此，明军开枪前后，会在附近连放三五个爆竹，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所适从。另外，为了能够确保连续射击，前一行首先由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处于奇数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第二、四、六、八、十等处于偶数位置的士兵射击。

     
  向明军进攻的鞑靼军队持有构枪、刀等，而普遍装备的远程武器是弓箭。其弓以桑榆为干、取野牛黄羊之角、以鹿皮为胶、配以皮条为弦，虽长但是力弱。其箭以柳木制成、以铁为镞，比较粗大。这种弓箭能射五十步，射程明显比神枪短。因此，当鞑靼军进入明军神枪百步射程范围之内时，就会处于光挨打而不能还手的窘迫状态。
  
  现在，神机营用各种火器在战场上一轮接一轮地射击，弹丸与箭雨交织纷飞，重创了鞑靼军。朱棣把握时机，率领千余精锐骑兵冲上前。鞑靼军抵挡不信，开始败退，阿鲁台惊惶失措，一度堕马。


  谭广率领的神机营亦参与了冲锋，各种大军跟踪追击。在回曲津，安远伯柳升又一次用神机枪炮发射，甚至有一箭贯穿两名敌人的。这时铳声震动数十里，鞑靼军人马纷纷倒毙。明军猛打猛追，斩鞑靼名王以下数百十人，阿鲁台携带家属逃得无影无踪。


  六月十四日，明军一直追击到广漠镇才压运着一批批俘获的辎重班师，有一部分依附阿鲁台的兀良哈人却尾随在他们的背后，企图乘机劫掠这些辎重（兀良哈人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裔，从洪武年间开始归附明朝，他们被设立成为羁縻卫所，牧地在潢河以北至黑龙江以南。明朝本意将这些卫所当作屏蔽边境的藩篱，不料他们却叛服无常）。

  朱棣决定用计歼灭这股跟在后面的兀良哈人，便先命数百骑兵埋伏在河曲的柳林里，再用包囊装上草来冒充辎重，由十余骑兵持火器在后面护送。

  
  兀良哈人果然中计，误认为明军主力已经撤离，一轰而上抢夺辎重。伏兵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圈之后，马上跃起用火器射击，同时，朱棣也亲率精兵杀回。兀良哈人大乱，人马陷入淖泥中，除数十人成为俘虏之外，其余全部死亡。

   
  神机营在这次北征中使用火器的一些战术，例如先以少数骑兵诱敌，等到敌人大队人马反击时进入火器的射程之后，再用大量火器射击等等，在后来与蒙古诸部作战中反复使用。
  
  前文已经提到朱棣在“杀胡城”作出了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军队返回开平。王友、刘才率军回到禽胡山一带，为了躲避鞑靼知院失乃干的三千部队而绕道应昌，结果导致一些明军因缺粮而饿死，事后，王友、刘才的避战行为受到了朱棣的严责。

  
  朱棣率主力在广漠镇一带班师时，也不再经原路回师，而是折向西南，经过兴安岭的永宁戍、通川甸等地回到开平，七月十七日，回到北京，朱棣在绕道回师的途中同样出现了缺粮的情况，明军用俘获的畜牲来应急。朱棣还让将士互相赊粮，并承诺回到关内之后由官方代为偿还，幸好在途中，英国公张辅及成安侯郭亮运来粮草予以接应。

  
  明军最初制订的计划是沿着进军路线回师，并预先在进军时沿路筑城贮粮（例如平胡城），目的是为返回做好准备。但后来战局的变化致使不能按照既定计划沿着原路退兵（两路军队均绕道回师）。所以，朱棣回到开平时，不得不令都督张远等人重返平胡城，把贮存在该城的粮食运回，他吸取经验教训，在后来几次出征塞外时主力基本上都是按原路回师，充分利用进军时在沿路预先贮存的粮草，尽量避免出现缺粮的情况。

  
  朱棣首次北征历时三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末能全歼鞑靼军队，却扫荡了其根据地斡难河、胪朐河一带，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太师阿鲁台称臣朝贡，也算是有些收获，但是战争未有结束，只是暂时进入了休战期。

（四）塞上风云
  朱棣首次北征之后，并没有放松对蒙古诸部的戒备，除了下令边将要注意修治防御据点的壕沟、墙垣之外，自己有时也会亲自离京北上巡逻边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羽翼渐丰的瓦剌的最高掌权者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尽管表面上仍然和明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但反迹已经一日比一日明显——政治上，他们偷偷地选了一位名叫“答里巴”的傀儡为汗；军事上，则出兵入侵鞑靼的地盘，暴露出吞并鞑靼的野心；甚至擅自扣留明朝使者、企图侵略明境。

  阿鲁台把瓦剌三王擅立大汗的事告诉了明廷，请求明军发兵讨伐瓦剌，并表示愿意做先锋，他的政治姿态获得了朱棣的丰厚回报。1416年（永乐十一年）七月，明朝正式敕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元代“和宁路”始名“和林”。因此，所谓的“和宁王”其实就是和林王。不久，朱棣又授予阿鲁台很多部下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之职。这时，兀良哈三卫也纳马三千赎罪，朱棣宣布赦免其过去扰边之罪。至此，明朝与鞑靼、兀良哈三卫已经结成了共同对付瓦剌的政治联盟。


  1416年（永乐十一年）十一月，朱棣令明朝将领巡视宁夏、大同、山西等边境之地，挑选精兵，调潼关、庄浪、巩昌、西宁、平凉诸卫兵驻防宣府，还从辽东等都司调遣兵马增强宣府、大同的防御力量，随后又令武平、归德、睢阳、淮安诸卫兵会合于北京。

1417年（ 永乐十二年）春，朱棣经过准备，率军亲征瓦剌。

  这次北征，明军仍然号称“五十万”，瓦剌方面应战的军队为三万余人。

  朱棣二次北征的进军路线基本上与首次北征时追击鞑靼大汗本雅失里的路线相同。巧合的是，二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忽兰忽失温在克鲁伦河及鄂嫩河之间，与首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斡难河畔亦相距不远，同在和林地区之东，真是旧地重游。

  三月二十七日，朱棣亲率大军由北京安定门出发开始了对瓦剌的征伐。这次北征，他特地带了皇太孙同行，目的是让皇太孙亲历战阵，经受考验，而且也没有隐瞒北征的企图，在途经沙城时还举行了大阅兵。

  北征大军通常利用早晨至中午这一段时间行军（有时亦利用中午至傍晚这一段时间行军），其余时间休息，因此进军速度不算快。从三月二十七日于北京出发，到六月初七在蒙古高原腹地忽兰忽失温与瓦剌主力作战，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的行军时间里，明军只有在五月初七、六月初二及初三这三天是全日行军的，他们在行军时每隔十多天便休息二至四天，其中在兴和及沙城一带还休息了十天。与上次北征一样，他们每进军一段路程便驻扎在预先筑好的城寨里。显然，这次北征仍然是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进军方式，朱棣先令成安侯郭亮督运粮草到万全，之后，又令忻城伯赵彝、建平伯高福、尚书吴中、郭资、都御史李庆、通政马麟督运粮草，都指挥王焕等以骑兵护送。

  四月二十四日，当明军进至屯云谷一带，瓦刺部众孛罗不花等人来降。

  五月初三日，北征军队到达禽胡山。不久，忻城伯赵彝、尚书吴中运来粮草，朱棣下令筑城贮粮，让赵彝等人率军驻守，并遣还运送粮草的民丁。

  五月十九日，各军到达小甘泉，那一带全是沙碛之地，不方便再以宏大的阵容一齐行军，朱棣遂下令随征五军分别按次序通过。

  五月二十三日，明军到达通泉泊。前锋都督朱荣向朱棣报告，称有数千可疑的人正在由西往东行走，朱棣命朱荣继续侦察。

  二十七日，前锋将领刘江回报，称已经侦察到这批可疑人物的行走路线。朱棣命刘江率兵急起直追，与前方的朱荣会合，相机行事。六月初四，在双泉海，哨马发现有数百名瓦剌将士在前面出现，这些人与明军稍战即退，刘江率兵追至康哈里孩一带，击毙了其中的数十人。第二天，明军前哨再次遇到并击退了一股瓦剌人。

  六月初七日中午，明军来到了忽兰忽失温，这时，瓦剌首领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已经驻军于高山之上，占了地利。这表明，忽兰忽失温是瓦剌首领们主动选择的战场，看来他们早已经决定在此地与明军决战，并提前派一些士兵将明军引诱到这个预定的战场来。

  瓦剌将士大约有三万多人，每人带从马三四匹，集结地离明军约十里。朱棣亲自披上铠甲，带领一部分精锐士兵首先前进，各路人马紧随其后，相继登上了一座山冈，他经过观察，判断出前面的瓦剌已经兵分三路，便下令几名重装骑兵往前直冲过去，向瓦剌挑战。

  瓦剌居高临下，冲下山来迎战。安远侯柳升率领大营早有准备，特别是隶属于大营的神机营，负责打头阵。当敌人进入明军的神机铳炮的射程之内时，当场被打了个人仰马翻，死亡了数百人。瓦剌将士开始惊惶失措，弃马而走。朱棣亲自率领重骑兵乘机发起攻击，鼓噪而进。瓦剌且战且退，率领中军的武安侯郑亨在追击时不慎中箭，只好暂时退下，然而，过了不久，郑亨又重返前线指挥作战。

  瓦剌将士在进攻明军的阵营受挫之后，重新安排集结布阵，防御明军的反击。看来此刻瓦剌的首领们，已经不再奢望能够在主动发起的进攻中击败明军，他们转而采取防御的策略，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平局。不过，对明军而言，平局就意味着失败，因为明军号称“五十万”，而瓦剌仅有三万人，双方在战场对峙下去，明军后勤的压力会比瓦剌大得多，况且，明军很难在对峙的状态下安全撤离战场返回中土，这是由于古代通讯设备落后等诸多原因，任何的阵前撤退都很难是有秩序的撤退，极有可能导致军心动摇，而最终演变成一场各人争先恐后逃跑的大溃败（历史上阵前撤退而溃败的例子有著名的淝水之战）。因此，明军唯一的选择是，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平安撤离蒙古草原。

  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明军逐渐获得主动，开始兵分两路发起进攻了，左哨的宁阳侯陈懋，协同左掖的成山侯王通强攻敌阵的右边。瓦剌拼命抵挡，稳住了阵脚。这时候，左哨的都督朱崇（陈懋的副手）、指挥吕兴带领将士手持火器逼近敌阵，一轮接一轮地射击。瓦剌伤亡惨重，其阵脚已经被打乱了，但仍然顽抗到底。

  右哨的丰城侯李彬协同右掖的都督谭青及其副手都督马聚，强攻瓦刺阵营的左边。双方将士混战在一起，战斗已经白热化。明军将领马聚受伤，都指挥满都力战死，朱棣在远处望见战局一时陷入胶着状态，便亲自率领重骑兵再次发起进攻，加入战团，前锋将领刘江干脆下马手持短兵器步战，突入阵中，消灭了很多敌人。

  在明军的全线攻击之下，瓦剌抵挡不住，终于崩溃了，将士们四散而走。明军乘机追击。

  当追击的明军越过两座山冈之后，再次与重新集结起来的一部分瓦剌将士发生遭遇战。瓦剌人顶不住强大的军事压力又溃散了。明军右哨的丰城侯李彬等人一直追到土剌河，在那里生擒了数十名敌人，另外，中军副将孙亨嗣也俘获了战马三千匹。不过，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等人则成功逃跑了。当朱棣收兵回营时，已经是深夜了。

  第二天，诸将要求继续对瓦剌展开追击。朱棣听从了皇太孙的意见，认为穷寇勿追。

  其实，朱棣完全有能力对瓦剌军队展开大规模、长时间、远距离的追击。虽说忽兰忽失温之战结束之后,明军与瓦剌都有伤亡，但人多势众的明军承受伤亡的能力比瓦剌大得多。然而,朱棣却选择了撤退,原因是明军在忽兰忽失温地区作战时,后路始终在阿鲁台部的潜在威胁之下。当时阿鲁台的根据地可能在呼伦贝尔一带,距离明军仅有几天的路程，他原来声称要与明军一起讨伐瓦剌，可是最后却失约了。

  因此，朱棣对这些归附者仍有疑虑，例如他在进军时就要求将士加强戒备,指出，如果有蒙古人往东走,可能是瓦剌派往鞑靼的使者,如果有蒙古人往西走,可能是鞑靼派往瓦剌的使者,明军一旦发现这些人,应当予以拘留。朱棣还在大战结束之后的六月九日重申各路人马要注意遵守战场纪律，在厮杀时不许与敌人说话。这是因为明军中有大量归附的蒙古兵，他害怕这些人与瓦剌暗通消息。

  明军在战区逗留了二三日打扫战场，便沿着进军的路线回师。当天中午撤到回流甸的时候，朱棣遣使阿鲁台，通报击败瓦剌的战况。

  六月十一日，北征大军回到三峡口，峡口山上盘据着一批瓦剌士兵，还有数百人在双海子出没。明军用火器射击双海子，逼使敌人撤离了该地。峡口山上的敌人见势不妙，也撤离了。归心似箭，八月初一日，朱棣率军由安定门进入北京。明军回师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进军则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可见回师的速度比进军的速度要快得多。

  史载，明军与瓦剌军作战时，“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在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通常为一比三。故此可以判断瓦剌在作战中可能有过万人死亡或者受伤。而明军的伤亡，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与瓦剌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从神机营参与的两次北征来看，其作战方式有进攻、防御、埋伏、突击等等。这支部队在战争中经常首当其冲，全程使用，套用一句成语，叫做“勇冠三军”。朱棣根据神机营的优异表现，后来规定在布阵时，手持神机铳的射手一定要布置在阵营的前面，马队排在后面。前面的队形疏散开来，便于射击，而后面的队形密集一些会使阵营更加坚固，这个战术是他根据以往的作战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按照这个战术布置，当明军与对手作战时，将首先用神机铳发射铅弹挫敌锋芒，然后再用骑兵冲击。 实践证明，神机营在其后的多次北征中不负众望，纵横驰骋于苍茫塞外，如入无入之境，使那里成了自由开火区。

瓦剌遭到惨败之后，不久，向明朝遣使谢罪，表示愿意重新归附。鞑靼的阿鲁台却利用瓦刺中衰的机会，向西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势力获得了较大的发势，并开始桀骜不驯，南下威胁明边了。而明朝则于1413年（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显然，迁都有利于经略蒙古。

  就在明朝迁都的那一两年间，北部边关连续遭受了阿鲁台的侵扰，最特出的例子是兴和这个地方的被围，导致守将都指挥王唤战死。朱棣针锋相对，决定再次北征阿鲁台。他不断征调辽东、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卫所的军队至京，并令山东、山西、河南、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扬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及滁、和、徐三州，广发壮丁、制造车辆，到边防要地宣府馈运粮食，做好战争准备，他还打算亲自巡视边防。

  这时，南下侵扰明边的阿鲁台嗅觉异常灵敏，适时退回大漠深处。双方的军队脱离了接触，战争暂时打不起来。阿鲁台时来时去，令明朝北部边关几无宁日，朱棣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1413年（永乐二十年），朱棣召集重兵出塞，开始犁庭扫穴。动员了大量军民运送辎重。

  根据英国公张辅等人的提议，明军的辎重分“前运”与“后运”。前运有总督官三人，分别是隆平侯张信、尚书李庆及侍郎李昶，其下由泰宁侯陈瑜等二十六人领导车辆的运输，由镇远侯顾兴祖等二十五人领导驴子的运输。而后运则全部用车辆运输，有总督官二人，分别是保定侯孟瑛、遂安侯陈英，他们率领一千骑兵及五千步兵护送。前运与后运共用驴子三十四万头，车辆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送粮食达到三十七万石。

  朱棣不敢轻敌是对的。鞑靼虽然曾经在永乐八年（1410）败于明军，然而经过了十几年的生聚教训，应该恢复了元气，能够动员起来备战的军民大约为二、三十万。

  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北征各军从北京出发，途经榆林堡，到达宣府以东的鸡鸣山。阿鲁台获悉明军大举出塞的消息，连夜逃遁。
  
  朱棣在进军路上令户部以山西、河南、山东所运的六万余石的粮食贮存于山海，还下令户部再运二千石粮食贮于开平，他特别重视开平的防守，指示兵仗局运一千余斤火药到开平加强防守，还要求开平守将郭亮，把城外各个无险可守的屯堡全部迁移入城内，并且指示当鞑靼军队再来侵扰时，应当据城固守待援。其后，当大批粮食运送到时，管理后勤的总督官除了将部分粮食分给将士之外，剩下的全部运回开平备用。开平成为了明军运送辎重的一个中转站，大量北征粮食贮存在那里以应急，后来，朱棣北征班师时，还下令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率军运粮前往接应。
   
  当明军到达龙门时，这地方以北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各营按次序前进，避免互相掺杂拥挤在一起。

  各路军队在北征途中经常举行阅兵，朱棣认为这样可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将士进一步熟悉阵法、配合默契。他还令各位统军将领在营中骑马比赛射箭，应城伯孙亨射艺不精，当场被罢免兵权。而督运粮草的隆平侯张信托病不参加比赛，亦被一度降为办事官。

  北征各军浩浩荡荡地经过云州、独石、偏岭、西凉亭、闵安、威虏镇、行州、威远川、开平、应昌等地前进。

  六月，阿鲁台派军南下进攻万全。朱棣经过分析后认为阿鲁台此举只是详攻，目的是为了牵制明军北上，故不予理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后来，明军到达阳和台时，进攻万全的鞑靼兵果然撤退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朱棣在途中下令各营将士行军的时候，不得擅自离开队伍十丈之外，违者处斩，其军官头目因管辖不力也要处斩，负责运送粮食的军民，不论行军还是宿营，都应该紧随大军之后，掉队者斩。

  明军扎营布阵时，大营（包括中军）居中，左哨、右哨、左掖、右掖分别驻扎在大营的外面，直接听命于大营。

  明军的营阵，步兵在内，骑兵又在步兵之外，神机营更在骑兵之外，而神机营的外面是长围。长围的周长大约为二十里，将士们平时只准在长围之内放牧与樵采，不准随便走出长围之外。

  好钢用在刀刃上，神机营不但战时首当其冲，连行军时也布置在最前线。

  应昌以北一带土地愈来愈平旷，明军数十万军民结成一个庞大的方阵向前推进，场面非常壮观。就连神机营、马队也要序列整齐，不容许参差错乱。

  这个声势浩大的方阵经过玉沙泉、答兰纳木儿河到达了在阔滦海（呼伦泊）以北杀胡原，全程达一千公里左右，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敢于阻拦的鞑靼将士。

  朱棣为了查明阿鲁台的确切位置，派出前锋左都督朱荣、都督佥事吴成等率领精骑四处搜索。搜索的范围应该在周围三百里之内，然而，阿鲁台为了躲避明军，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荣、吴成在侦察的过程中，俘获了一些鞑靼人，并把他们送到了朱棣的御营。据这些鞑靼人供称，自从明军出塞之后，鞑靼内部恐惧不安，一些部落自动散去。阿鲁台现在已经携同家属向北逃窜。明军在阔滦海（呼伦泊）附近缴获了阿鲁台所弃的马驼牛羊，烧毁其遗留的辎重之后，随即班师。

   兀良哈三卫沿兴安岭东、西坡游牧，朱棣不满其依附阿鲁台，决定在回师途中加以讨伐。

   因为兀良哈的人口比起鞑靼要少得多，战斗力也弱一些，所以明军不必象对付鞑靼那样，用主力结成方阵推进，而是采取多路出击、迂回包抄的新战术。

  朱棣先令步骑二万，分作五路扫荡兀良哈的巢穴所在地洮儿河一带，自己亲自率领数万精骑向西迂回包抄，断其退路。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则率领大队人马随后策应。

   首先出发的二万明军扫荡了兀良哈的巢穴，斩首数千。

   数万兀良哈人慌不择路，向西逃窜，当他们驱赶着牛马、车辆逃到兴安岭之东的屈裂儿河（归勒里河）时，刚好与向西迂回包抄的朱棣所部迎面相碰，陷入了包围圈中。明军在战斗中斩获无算，夺得牛羊驼马十余万，并焚烧敌人的辎重而回，在同年八月经开平、独石、云中进入关内，返回北京，只留下郑亨与薛禄驻守开平。而先前派往扫荡兀良哈巢穴的二万军队，亦已经由东路的大宁、喜峰口入关了。至此，第三次北征结束。

  可是，和平迟迟没有来临，塞外的局势仍然极为微妙。鞑靼阿鲁台处于两处作战的状态。在南线，鞑靼与明朝的关系仍然紧张；在西线，鞑靼与瓦剌为争夺蒙古草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仍然持续着。鞑靼左拙右支，非常被动。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朱棣从降明的鞑靼人之中得到情报，阿鲁台企图侵犯明朝边境，又一次决定出塞大动干戈。

  当阿鲁台风闻明军集结在边塞时，取消了南下侵犯明边境的计划，向北潜逃入穷荒僻壤，躲藏起来，并在那里过冬。不巧，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下起了连绵的雨雪，积雪深达丈余，致使羊驼马等畜牧死亡殆尽。各部落开始内乱，互相劫杀，损失惨重，有很多被鞑靼人俘虏的明朝军民乘机逃了回来。

  这次，明军主力只在塞上徘徊，没有深入塞外追击，从而避免了在雨雪中作战，否则难免要面对鞑靼人的杀手锏——大风雪突击。

  第二年正月，大同、开平守将同时上奏朝廷，称鞑靼又卷土重来，在边境上虏掠。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塞内外。朱棣在多位公侯大臣的支持下决意亲征。这是明朝继永乐二十年、永乐二十一年之后，连续第三年征讨阿鲁台。虽然北征大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白邛山一带。但是鞑靼仍然是避战远遁，弃土而逃。双方没有碰头，所人没有什么大仗可打。明军回师时兵分两路。朱棣率领骑兵为东路军、武安侯郑亨率领步兵为西路军，两军约定于开平会合。

  东路军向东经过屈裂儿河（即归勒里河）、涛遇河（即洮儿河），乘势扫荡了盘据在这一带的兀良哈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朱棣在班师时忽然患病，六月十八日病逝于榆木川（即乌珠穆沁部东南一带）。

  明军秘不发丧。从征的大学士杨荣、太监海涛驰归北京，禀告皇太子。七月二十七日，东西两路军队于武平镇会师。八月一日，将士们奉着朱棣的灵辇经过开平、威虏城、西凉亭、隰宁、云州、东城、雕鄂、怀来、居庸关回到了北京。



  朱棣死后，明仁宗继位，改号“洪熙”。阿鲁台于洪熙元年遣使来贡马，弥补双方的关系。同时，明仁宗宣布赦免兀良哈之罪，恢复正常往来。战争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是鞑靼却在战乱中损耗甚巨、更加削弱。这为后来瓦剌统一蒙古创造了条件。

连载七
(五)京师精英



  神机营与五军营、三千营统称“京师三大营”。该部是朱棣在位时抽调各地卫所精壮部队到京师操练、检阅，与在京卫所将士合建而成，战斗力比较强，足额可达三四十万左右。



  神机营是使用火器的新型部队，五军营与三千营也装备了大量火器，是捍卫京畿地区安全的主力，朱棣去世后，仍然跟随明宣宗南征北战，立下新的功勋。



  明宣宗是朱棣的孙子，其父明仁宗即位不久病逝，他于1426年（宣德元年）继承了帝位。不过，皇帝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就要面对叔父朱高煦起兵叛乱的考验。



  能征善战的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曾经在靖难之役中跟随在父亲的鞍前马后四处奔波，立下汗马功劳，一向以继承父命自居。但是皇位最终却落入了体态肥胖，文弱迟钝的大哥的朱高炽（明仁宗）的手中。朱高煦被封为藩王，封地远在山东乐安州（今山东广饶），这人心理不平衡，对皇位念念不忘，他在外擅立五军都督府等中枢机构，还派亲信潜入京师及济南等地串联部分官员，约为内应，准备举事，将继任兄长之位的侄子赶下台——就象当初朱棣把侄子建文帝撵下台一样。



  但是时移势换，人心思定，没有多少人支持朱高煦拙劣地效法朱棣的叛乱行为，各地官吏纷纷将其阴谋上报给明宣宗。宣宗当机立断，迅速率京营亲兵出征，决意将这场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初十，从京师出发的平叛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下山东，包围了朱高煦的封地乐安州。宣宗的御营驻屯于城北，他命令手下诸位将领分别在乐安的四个城门之外布防，堵住对手的逃亡之路，并对城上的守军轮番发射神机铳、炮，各种火器雷霆般响个不停。城上的守军被打懵了，土气低落，他们虽然也装备着火炮，但是却躲藏在城堞后面，无心恋战。



  宣宗抓紧时机对守军进行卓有成效的分化瓦解工作，亲笔致书招降。朱高煦眼见部属们各自心怀异志，知道无力回天，大势已去，迫不得已在八月二十日出城投降，这人的最终结局是被削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于三年后被处死。



  宣宗本来是个守成的君主，缺乏祖先开拓进取的精神，他在位期间，节制用兵，休生养息，先是决策从朱棣打下的安南撤军；其后又不惜弃地三百里，将塞外重镇开平卫迁回独石，此举虽然削弱了北部边疆防务，但是却节省了军费。



  不过，宣宗举止投足之间仍然遗传有祖父气魄雄伟的皇家风范，当初朱棣选择北京为首都，实行“天子守国门”的政策，如今宣宗也会率领京营沿着长城巡行，视察边防。1428年（宣德三年）九月，他在边关石门驿一带巡视时，长城喜峰口守将遣人启奏，称塞外的兀良哈三卫出动万余人骚扰边境，范围广及辽东的大宁、会州、宽河地区。



  兀良哈三卫的游牧地本来在兴安岭东、西坡一带，现在开始大举南下至蓟辽边外地区游牧。此刻，宣宗得到兀良哈进犯的消息，决定对其进行奇袭，他利用夜色的掩护，率领精兵从喜峰口出塞，疾弛四十里，到达宽河地区，在距离兀良哈营地二十里远的地方布阵备战。



  兀良哈人根本不知道明帝率京营亲征，还误以为前来挑战的是明军边防部队，因而有点轻敌，漫不经心地跃马应战。明军随驾铁骑分为左右翼，摆出了夹击的姿势，一场骑兵与骑兵的较量就这样展开了。



  宣宗亲手弯弓射死三名敌军前锋，左右部属也纷纷射出雨点般的箭，迫使兀良哈骑兵在中途勒停了奔马。接着，明军用神机铳轮流射击，很多兀良哈人在霹雳啪啦的铳声中坠下战马，其余的人赶紧掉头撤退。



  宣宗带着数百名骑兵尾随追击，咬住不放。这时，一些兀良哈人回望时发现了皇帝御用的黄龙旗，这才醒悟过来，终于明白他们的对手是何方神圣，因而放弃抵抗，下马投降。



  御驾亲征的京营将士们意气风发，押着俘虏凯旋，继续保持着不败的神话。然而，这个光彩夺目的常胜光环在二十一年后的土木之变中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连载八：
（六）南疆烽火



  明代火器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沐英在洪武年间与云南麓川地区的土著思伦发作战时创建了叠阵，连续射击火器。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明军在云南作战时只能使用这种叠阵。实际上，不同时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法，这叫做“与时俱进。”时间一转眼过了三四十年，到了正统年间，明军在战火重燃的云南使用了全新的战斗队形，用来讨伐思伦发的后裔。



  云南持续动荡不安的原因还是要从世代统治麓川的思伦发家族说起，而说起思伦发家族又不能不提到火器。 回顾历史，洪武年间云南的土著军队装备的还是冷兵器，没有火器。思伦发与沐英作战，吃了大亏之后，重新与明朝修好，称臣朝贡。这正象当代政坛上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久，思伦发的军队开始更新换代，也装备上了火器。那是因为在云南金齿地区镇守的明军，环境比较艰苦，致使逃亡风盛行，某些士兵逃入了思伦发的管辖范围，向其传授了制造火药、火铳的技术。思伦发喜出望外，视这些逃卒为亲信，加以封官赐爵，位在诸部长之上。以刀干孟为首的诸部长对此心怀嫉妒，策划政变，将思伦发驱逐出境。


  思伦发逃往云南府，辗转到达京师，请求宗主国明朝出兵平乱。朱元璋为了稳定云南的局势，于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命明军出师制止麓川地区的纷争。当时，大名鼎鼎的沐英已经死去，由儿子沐春承袭西平侯的爵位，继续镇守云南。“虎父无犬子”，沐春肩负重任，带兵平乱，擒获了刀干孟，随后，在“山高皇帝远”的麓川地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分设直属云南府的孟养、木邦、孟定等三个行政区，以及直属金齿卫的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个长官司。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思伦发处境尴尬，只能接受麓川地区被分割的既成事实，他虽然官复原职，仍旧当上了“麓川宣慰使”，但管辖的范围已经缩小，势力大不如前。



  思伦发死后传位给儿子“思行发”。思行发死亡时则由兄弟“思任发”袭位。为什么这几个封建领主的名字都有一个“发”字？因为夷语“发”相当于汉语“王”的意思。



  思任发有恢复领地的野心，频繁出兵侵扰孟定、南甸、腾冲、潞江等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与明朝爆发军事冲突。



  明政府态度强硬，继承英年早逝的明宣宗为帝的明英宗，没有对云南的动荡局面无动于衷，他于1436年（正统元年）诏令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协助黔国公沐晟动用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沐晟在父亲沐春还在世时就与思任发相识了。当初，思任发为躲避刀干孟发起的叛乱而跟着思伦发逃往云南府，一度作为人质住在沐晟的家中，因此，两人私交甚笃。



  此刻，沐晟怀念旧情，不想与思任发在战场上刀刃相见，便积极斡旋，企图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方政却急于求成，在事先没有通知沐晟的情况下擅自带兵前往征讨，不料，因轻敌而陷入对手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弹尽粮绝、损兵折将的困境。



  沐晟对方政刚腹自用，不听节制的行为深恶痛绝，竟然横下一条心拒绝派兵救援。结果，方政战死沙场，而沐晟也因见死不救而遭到朝廷的严厉责备，在恐惧中暴卒（传说是自杀）。



  思任发势焰熏天，乘胜连犯滇西南的景东、孟定等地。云南明军多次出兵都没办法彻底平息战乱。



  1441年（正统六年），明英宗决定加大打击力度，诏令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手，率领京营、湖、川、两广等处兵马十五万出征。



  统帅王骥身材魁梧，虽然出身于科举，但并非书呆子，他精通骑射，文武双全，曾经在西北边境督军征讨过鞑靼而功绩彪柄，是一个用兵不泥古法，大胆推陈出新的实干人材。



  那么，王骥是如何对军队进行革新的呢？据说，有一次他在覆舟山下举行阅兵，了解到部队惯用的作战队列是以五十人为一队，排成一字型。以鼓声为号，随着节奏而变化成方型、圆型、斜型、直型。可是，五十人为一队的编制比较雍肿，有时难以有效约束。针对这个问题，王骥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以五名士兵组成一个战斗小组，首领叫做“伍长”，拿着一面旗子居中指挥，另外四人立于四面。作战时假如四人战死，中间的伍长亦不得独生。这个“五人为伍”的队列便成为了最基本的编制。



  昔日沐英创建连射火器的叠阵，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排成三队行列，而云南地理地貌复杂，地形波状起伏，限制了叠阵的广泛使用。相反，王骥以五人组建的战斗小组，则比较适宜在麓川这样的崎岖的山地作战。


  五人为伍，一样也可以使用火器连续发射，例如以手快眼疾的一至二人在前面射击，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给侧面及后面的三四个士兵，同时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及箭的火器。而侧面及后面的士兵则负责从前面士兵的手中接过空枪，尽快装好弹药，准备下一次传递。

   

  王骥基本上按“五五制”的原则改编属下军队。五人增加五倍，成为二十五人，设为一队，队长居中以指挥四面；五人增加五十倍，成为二百五十人，设为一营，先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一百二十五人为正兵，出奇兵时则正兵不动，互相照应，前后左右之人要全部听从处于中间的营官的调动；五营共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正兵，相机调遣，专听中军主将一人之令。也就是说，中军主将、营官、队长、伍长皆居中以命四隅，层层监督，能将上级意图贯彻到基层的每一个人，这样，指挥官在作战时就会犹臂使指,运用自如了。



  过去明军卫所的将士世世代代居于驻防地段，且耕且守，传统的编制是以十人为小旗、五十多人为总旗、一百多人为百户、一千多人为千户、五千六百人为卫。因为战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卫所抽调数量不等的兵源，所以战时编制与平时编制有很大区别。就算是战时的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而王骥创新的战时编制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意味着取代明军卫所传统的编制。



  南下的明军，战时使用的火器仍然是神机铳炮，其中常用的是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产品，例如九龙箭（又称“九龙筒”），这种武器是以九枝箭装入铳内，点燃引线，则九箭齐发。  

  九龙箭图片

  1441年（正统六年）十月十六日，明军到达金齿，招降了驻守在该地的思任发的部分手下，接着又兵分三路进军。东路军有三万余人，在参将冉保等人的率领之下，向细甸、湾甸水寨前进，经过镇寨，转攻孟通；中路军共二万余人，主帅是王骥及蒋贵，他们率领水师在上江击败思任发的伏兵，斩首千余级，并包围其山寨据点；西路军则由左参将官聚率领，从下江夹象石等地出发策应。

  十一月九日，三路明军会师于王骥等人的驻地上江一带（今保山县西北怒江西岸），向敌军盘据的山寨发起猛攻时，却遭到火铳、弩以及石块的阻击，一时难以奏捷。

  明军过去在西南山区作战，攻坚武器主要是七梢炮。七梢炮是一种人力操纵的抛石机，曾在平江之战中露过面——这些前文已经提过了。使用这种武器需要二、三十人。通常在敌人固守的山寨周围安装，立起来就打，比较方便。

  七梢炮图片

  但是，这次王骥没有依赖七梢炮，而是针对上江寨基本上由木材筑成的特点，大胆改用火攻。恰巧在十一月十日，括起了南风，明军顺风放火，焚烧上江寨前的一排排木栅，熊熊烈焰不断向寨内蔓延，吞噬着一切。

  山寨眼看支撑不住，一部分焦头烂额的守军企图从水门突围，却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伏兵拦截住了，无一逃脱，而滞留在寨内负隅抵抗的千余人，也在明军手持长矛的步骑兵协同进攻之下，全部覆灭。

  此战，明军先后斩首五万余，其中包括首脑人物刁放戛父子以及刁招汉父子。

  明军攻克上江寨，再接再厉，在夹江石一带渡过下江，越过高黎贡山，到达腾冲。王骥留下左副总兵都督同知李安在此地护饷，自己带领主力从南甸、罗卜思庄方向来到目的地——杉木笼山（今保山县南）。思任发部下有两万余人驻守在这里，他们的寨子修筑在一座山峰上面，并在左右延伸的山脊上星罗棋布地设置了七个营垒，各自首尾相应。

  战斗打响了，王骥由中路突进，而左参将宫聚、右副总兵刘聚分别带领左右两翼部队缘着崇山峻岭之间葱茏的树丛攀登而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以破竹之势一举破寨，斩首数百级，再乘胜经戛赖、陇把等地前进到思任发在马鞍山的总寨。

  思任发拥众十余万，他的寨子同样耸立在陡峭的山峰上，地势险要，东南面是临江的悬崖峭壁，守军还在周围三十里山地广泛树立木栅，深挖壕沟，使此地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各路明军陆续发起进攻。这时，历史再次重演了，思任发又将希望寄托于大象身上，驱赶着这些野兽向配备了火器的明军进行反击，时光仿佛倒流回洪武年间，当时思伦发的大象也是这样死在沐英的火器之前的，看来思任发没有吸取父亲思伦发昔日失败的教训，所以现在一样败得很惨，他的大象在明军的队列面前不堪一击，铩羽而归。

  明军虽然先后两次打退象阵，并一度突入寨中，但未能完全攻克寨子。双方相持五日。这时，邻近的一些土著开始抛弃屡战屡败的思任发，接二连三地倒向明军。局势几经反复,总算尘埃落定，甚至连苍天也帮了明军一个忙，括起了西风，王骥抓紧时机，采取火攻，他指挥各路大军向敌人寨子的西中门、西北门、西南门、西南江上二门、东北门、东北出象门等六个大门发起总攻，顺着大风到处放火，将思任发总寨的房舍、仓库烧成灰烬。激烈的攻防战打得如火如茶，大约有八万守军死去，这些人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一口气，尸体浮满江面。

  思伦发携同妻子十余人从山间小道突围而出，渡江逃脱，流亡于蒙养、孟蒙、孟广等地，最后被缅甸人俘虏。

  王骥初征麓川告捷，遂于1442年（正统七年）五月十五日班师。不料，思伦发一个名叫“思机发”的儿子等风声已过，重出江湖，凭着家族的传统影响力，又再控制了麓川地区，他故态复萌，继续骚扰周边地区。朝廷不得不在第二年再次诏命王骥挥师南下平乱。

  明军主力重返腾冲，目标锁定麓川地区的思机发，但也没有忘记向缅甸索取思任发，可是缅甸人漫天要价，不肯交出。

  王骥虽然未能将思任发弄到手，然而在移师转攻思机发的根据地者蓝（今南坎附近）时，却进展顺利，俘获其妻子及一批部属，并在该地设立“陇川宣慰司”，然后于1444年（正统九年）春天班师。第二次麓川之役的激烈程度比不上第一次麓川之役，明军未能捉住思机发，让他成功脱身而逃到了孟养，为战争的再次爆发埋下了伏笔。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云南巡抚杨安与缅甸达成了协议，计划拿思机发这个叛乱分子盘据的孟养，交换缅甸人手中的思任发。思任发在双方移交的过程中被斩首，脑袋装入盒子里，一路传送上了北京。不过，出卖思任发的缅甸人也没能得到孟养，反而与思机发的隔阂更深了，冲突不断。

  思机发以孟养为据点，多次挫败明军地方部队的围剿。为了结束云南的动荡政局，王骥仍旧以总督的身份于1448年（正统十三年）率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处总共十三万大军，第三次出征麓川。

  1449年（正统十四年），各路明军在腾冲会师，依靠一些云南土司的协助，造船强渡金沙江，拆毁思机发布置在西岸的一排排木栅，登陆后俘杀数万守军，还获得了四十万石的积谷。

  思机发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西边的“鬼哭山”（又作“鬼窟山”，位于孟养西南），在连绵百余里的山区修筑了十个寨子，设立多条防线，加强纵深防御。具体包括山顶上的一个大寨，以及左右两翼山峰的两个寨子，另外还在后面的群山叠嶂中布置七个小寨。每个寨子都有围有二层木栅，木栅之间还缚着巨大的石块，因而更加坚固。

  跟踪追击的明军首先攻破了左寨，接着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双方装备的冷、热兵器都在攻防战中派上了用场，各种火铳、强弓射出的弹丸、利箭如瓢泼大雨一般落下。

  王骥故技重施，乘着吹来南风的好机会，将大量易燃的柴草堆积在各个顽抗着的山寨的南面，纵火燃烧。 用不了多久，各个寨子便在冲天烈焰中变成焦碳。硝烟中，死者不计其数，而思机发又一次突出了重围，逃过了浩劫。 明军追击到孟那、阿瓦等地，一无所获（东躲西藏的思机发重蹈父亲思任发的覆辙，在五年后被缅甸人捉获，递送明朝，死于京师）。

  明军在班师之前，扶持思伦发的另一个儿子“思禄发”控制孟养。王骥要求思禄发在位期间不能随便渡过金沙江。双方订立盟约，划江为界，共同立誓，宣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至此，正统年间在南疆燃烧的烽火逐渐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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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木之变



  明英宗在位期间，蒙古的形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瓦剌部不断地扩张势力，乘明朝专注麓川，连年用兵南疆的机会，兼并鞑靼、兀良哈三卫等部落，陆续统一了分裂的蒙古诸部。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以明朝履行朝贡贸易不公平为借口，顷全力分兵四路进犯。其中，桀骜不训的权臣也先进攻大同、傀儡大汗脱脱不花进攻辽东、阿剌知院进攻宣府，包围赤城、还有一路偏师入犯甘州。也先率领的那一路军是主力，兵锋甚锐，先后在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猫儿庄堡）、阳和后口（今山西阳高县）两个地方大败前来迎战的明军。

  

  局势非常严峻，年轻的明英宗在自己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唆使之下，不顾群臣的劝阻，仓促率领京营出征，号称“五十万”，但真实的人数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随征的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大批公、侯、伯、爵，文武官僚。



  这时的京营因循守旧，积弊已久，例如士兵逃亡，将领吃空额等各种腐朽现象一直没能改正过来，战斗力已经远远比不上永乐年间了。



  这次北征，缺乏认真的准备，军队经居庸关、宣府、阳和前进时，遇到大风雨，道路泥泞。还未到大同，将士们已经因缺粮而饿肚子了，甚至有很多人倒毙在路途中。



  明军好不容易到达了大同，却传来了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军队在阳和后口全军覆没的坏消息，包括王振在内的很多官僚都惊惶失措，他们又携同明英宗匆匆班师，这些人朝令夕改，盲目行动，使军队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劣境。



  北征大军途经宣府回师，负责断后的恭顺侯吴克忠战死、而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余骑兵也在鹞儿岭（今河北宣化县附近）被尾随而至的两万瓦剌军队杀了个片甲不留。



  八月十四日，明军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一带）时，处境已经非常不利，驻营地地势过高，掘井达到二丈深，仍找不到水源，将士们整天饥渴交迫，战斗力大减。虽然在南面十五里之外的地方有河流，遗憾的是已经被瓦剌军队抢先一步占据。尽管形势如此危险，都指挥郭懋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土木堡附近的麻峪口打退了瓦剌试探性进攻，守住了阵地。然而，明军仍旧四面楚歌，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对手围困住了。



  八月十五日，明军企图回撤，但军队尚未出发，就不断遭到瓦剌骑兵的窥伺以及绕营骚扰。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明英宗停止了撤退，双方派遣使者进行和谈。



  瓦剌的领导人非常聪明，他们抓住明军企图撤退却又担心受到袭击的矛盾心理，假装撤围，让开通往京师的道路。明军果然中计，将士们迫不及待地离开宿营地前往低洼之处寻觅水源，以解焦渴。大家都想尽快离开土木堡这个干旱得冒烟的鬼地方，动作灵活的人从后面赶上，挤压着前面步履蹒跚的人，好象农夫争先恐后地赶集一样，局面渐渐失控，陷入了无组织状态。



  瓦剌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破阵机会，他们的骑兵从远方迅速杀回来，四面冲击。明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很多人毫无还手之力，引颈就刎。



  此役明军几乎伤亡殆尽，明英宗突围不出，下马据地而坐，最后被俘。而倒行逆施的王振早已触犯众怒，在混乱中被护卫将军樊忠用棰子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在土木堡战死的高官显要还有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还有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以及副都御史邓棨等数百人。

  

  瓦剌军队打扫战场，搬走了明军抛弃的堆积如山的辎重，胜利转进。事后，宣府总兵杨洪带人来到土木堡旧战场，还拾得三千八百余顶头盔、一百二十余副甲胄、二百九十余面圆牌、二万二千余把神铳、四十四万支神箭、八百个大炮。特别要注意的是，瓦剌竟然没有搬走明军遗下的四十六万件火器，这可能意味着精于骑、射的瓦剌人，尚未习惯使用火器。



  杨洪将一万把神铳、二十五万八千支神箭、五百四十个大炮拨给宣府、万全、怀安、蔚州等卫，加强边防。其余的一万六千把神铳、十八万二千枝神箭、二百六十个大炮，则发往万全都司贮藏。



  就这样，曾经名扬天下的京师三大营从此威风扫地，一蹶不振，后来虽然建制得到重组，但战斗力一直未能恢复过来。



  兵多将广的京营在土木堡为什么败得这样惨？原因有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日渐腐朽，积重难返之外，还有与明军统帅部忽略神机营，指挥不当有关。



  明英宗的曾祖父朱棣还在世时，历次与蒙古劲旅交锋，都异常重视神机营与骑兵的协同作战，他总结经验，规定布阵时，手持神机铳的射手一定要在前面，马队安排在后面；而宿营时，步兵在内，骑兵在步兵之外，神机营更布置在骑兵之外。也就是说，明军时刻准备着用神机铳炮发射弹丸挫敌锋芒，然后再酌情动用骑兵出击。按照这种战术，明军先后在静虏镇、忽兰忽失温等战斗中获胜。



  然而，以明英宗为首的统帅部重视的是首先使用骑兵，而不是首先使用神机营，北征大军从宣府回师时让归附的蒙古人吴克忠率领骑兵断后，结果吴克忠误入埋伏而战死。接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余骑兵临危受命，紧急赴战，却被诈败的瓦剌人诱入包围圈中，在鹞儿岭全军覆没。这两次战斗都在没有神机营的配合之下进行的，总共损失了四五万骑兵。抵达土木堡的十几万明军主要以步兵为主。失去了骑兵配合的神机营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在阵地上打退瓦剌人的进攻，而不能及时展开追击，扩大战果。



  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很难在与骑兵对峙的被动状态下安全撤离战场。稳妥的应付办法是在原地固守待援。但是，驻营地土木堡却没有水源，将士们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呆下去。最后，饥渴的明军冒险移营，结果，遭到来去自如的瓦剌骑兵的袭击而全线崩溃。



  综观木土堡之战，明军装备的数十万件火器，威力未得到充分展现，基本上成了摆设。正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连载十：
（八）保卫首都



  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朝震惊。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在皇太后及继任兵部尚书于谦等人的支持下，于1449年（正统十四年）九月即皇帝之位，史称“景宗”（年号为“景泰”）。



  瓦剌军队在土木堡获胜之后，挟持着明英宗一路前进，大肆动掠沿边一些府、州、县、边关、驿堡、屯庄，过了一个多月，于十月初兵临北京城下。



  北京本来留守的部队不足十万人，而且多数是老弱之辈。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奉旨提督京城兵马、节制诸将的于谦，及时制止了少数人散播的放弃北京，迁都南京的言论，他不断调动河南、山东、南京等地的兵马前来首都，加强防御，还分道招募民兵，甚至将在运河上负责漕运的官军，编入神机营操练。而制造攻守器具的工部也赶紧收集材料，日夜开工。经过上下一致的努力，很多人重新树立了抵抗的信心。



  京营总兵官石亨向于谦建议屯兵于城内坚守，却被否决。明军主动出击，派出二十二万军队，分列京城九门之外迎战。



  不想示弱的于谦身披甲胄,亲自来到德胜门督战，他命令石亨派遣将士携带着神炮等火器，埋伏在德胜门外两旁的空房子里，预先布置一个口袋，只等猎物进来。然后再派几名骑兵故意前往挑畔对手，通过诈败的方式成功引来一万多追兵。



  瓦剌人不知中计，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躲藏在房子里的明军按计划向外面射击，神机营都督范广首先发射火器，其后，铳炮之声连绵不绝。瓦剌受到重创之后溃败而还，甚至连首脑也先的弟弟孛罗与平章卯那孩等贵族也死于炮弹之下。



  此刻，西直门外也爆发了激战。都督孙镗率军在抵御另一股进犯的瓦剌骑兵的过程中，不太顺利，幸好得到守军在城上发射铳炮的支援，才击退敌人。



  不久，瓦剌又向彰义门发起新的进攻，明军都督王敬、武兴两人指挥部下在城门之外排列成叠阵迎战，前面的将士手持神铳、后面依次拿着弓箭与短兵器。阵后还集结了数百名骑兵。这种布置比较附合朱棣所规定的神机营与骑兵协同作战的原则。不过，参战的骑兵并非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而是临时前来效命的皇室内官。



  战斗开始没多久，瓦剌军队在明军神铳的猛烈轰击之下退却了。不料，明军阵后的骑兵为了抢功，争先恐后地从阵后一哄而出，追赶敌人。叠阵也在人呼马叫的喧嚣声中陷入瘫痪状态。瓦剌每一名骑兵都准备了数匹战马，经常保持着良好的备战状态，他们立即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明军这次顶不住了，不得不撤退回城内。指挥官武兴也在退却时被乱箭射死。在这个危急时刻，京师的居民爬上屋顶助战，他们向敌军投掷砖头、石块。而大批援兵在佥都御史王竑、毛福寿等人的率领之下及时赶到，增强了防御力量。瓦剌眼看占不了便宜，只得怏怏而去。



  瓦剌军队屯兵于坚城之下，夜晚会受到明军炮弹的骚扰，而在京城外围抢掠的部队，进展也不太顺利，例如有部分骑兵在围攻居庸关时，被明军用火器击退。更重要的是，瓦剌内部互相猜疑，也先没有得到其他人很好的配合。虽然阿剌率部三万人从宣府入边、辽东的脱脱不花也率部两万余人从古北口入边，但他们没有前来北京与也先会师，一直逗留不进。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四面八方涌来的勤王之师，对瓦剌的后路构成日渐严重的威胁，最后，也先只好挟持着明英宗撤军，从紫荆关退出了塞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