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的是与非

核心提示：在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其它“发达阿拉伯国家”，面纱也在迅速消失。一场摘面纱运动已开始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其势头随着教育的普及而越来越猛。

我在埃及开罗长大。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上世纪40、 50和60年代——面纱还很罕见。不只是开罗，在许多以阿拉伯及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城市也是如此。事实上，牛津(Oxford)历史学家艾伯特•胡拉尼 (Albert Hourani)在50年代中期考察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后预言，面纱将很快成为历史。

胡拉尼的预言发表在一篇题为《正在消失的面纱：对旧秩序的挑战》(The Vanishing Veil: A Challenge to the Old Order)的文章中。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大错特错，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精品，因为它如此精准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我的祖国，当时面纱已变得越来越少见，同时正如胡拉尼所解释的，在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其它“发达阿拉伯国家”，面纱也在迅速消失。一场摘面纱运动已开始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其势头随着教育的普及而越来越猛。

在那个年代，我们认同胡拉尼所有的观点和假设，包括他把摘面纱、“进步”与教育联系起来，以及把戴面纱与“落后”联系起来。我们相信，戴面纱不过是一种文化习惯，与伊斯兰教或宗教虔诚毫无关系。就连极其虔诚的女性也开始不戴面纱。不戴面纱简直被视为一种现代、“高级”的穆斯林行为方式。

所以，面纱从80年代中期起开始稳步“回归”并越来越普及的现象，令我们不安。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女性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女权主义者，感到十分忧心。为何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尤其是生活在自由的西方社会、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的女性，似乎愿意戴上这个象征着男权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物件？

90 年代末，面纱出现在了我居住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这促使我本人开始研究这一现象。我对点燃自己心中火花的那个晚上仍记忆犹新。当晚，我和一位朋友走过一个公共场地。我的朋友是一位从阿拉伯世界前来访美的著名女权主义者。我们看到一大群人，其中所有的女性都戴着面纱。在那个时代，这一幕还很罕见，老实说，这让我们两人都感到忧心忡忡。

面纱的回归从女权主义者的立场看令人忧心，与此同时，它在其它方面也让我感到不安。整个80和90年代，已在美国定居的我从远方关注着故乡的变化——许多我所熟悉的城市以前几乎没人戴面纱，而现在街上绝大多数女性头上都顶着一面。

在我看来，女性服饰外观上的戏剧性变革，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面貌和气氛。这是伊斯兰主义在70年代传播的结果——这是一种政治意味浓厚的伊斯兰教形式，与当年我在埃及常见的那种深沉内向、非政治的宗教大相径庭。受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推动，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一直伴随着它的标志：面纱。

那几十年，埃及的暴力和思想压制不断升级。1992年，著名的新闻记者、伊斯兰主义批评者法拉杰•福达(Farag Foda)惨遭枪杀。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教授纳斯尔•哈米德•阿布•扎伊德(Nasr Hamid（微博） Abu Zayd)被冠以叛教的罪名接受审判，最后不得不逃离埃及。不久后，埃及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Naguib Mahfouz)被一名伊斯兰主义者刺杀，凶手认为他的书亵渎了神灵。这些事件令人震惊地标志着埃及陷入不宽容。

在美国街头看到面纱，让所有这一切都跃入我的脑海。难道说面纱越来越常见，预示着伊斯兰激进主义在美国也开始抬头？这些年轻的女性（戴面纱的以年轻女性居多）是从哪里得到她们的想法的？在这个挑战男权思想早已司空见惯的国家，她们怎么会不加过滤地接受别人告诉她们的一切？穆斯林兄弟会已成功在这里建立了立足点吗？

从某些方面讲，我在直觉上对剑桥那一幕的解读是正确的。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它伊斯兰主义组织的确已经在美国建立了根据地。尽管大多数移民并非伊斯兰主义者，但少数确实是伊斯兰主义者的人迅速着手建立清真寺及其它组织。许多和我成长经历类似的移民自己不戴面纱，却将子女送到伊斯兰主日学校，在那里接受伊斯兰主义的世界观，包括戴面纱。

戴面纱的人总是最显眼的，但目前受到伊斯兰主义者影响的人，不到美国穆斯林总数的30%至40%。这也大概是戴面纱的女性与不戴面纱的女性的比例。这当然意味着，美国大部分穆斯林女性不戴面纱，原因要么是她们认同世俗观念，要么是她们认为面纱是伊斯兰主义而非伊斯兰教的象征。

我的研究可能证实了一些最初的担心，但也动摇了我的设想。我在研究了埃及女性如何被说服戴面纱后发现，女性自身在面纱的推广和伊斯兰主义运动方面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无名之母”扎伊纳布•阿尔加扎利(Zainab al-Ghazali)。她是一位能量极大的社会活动家，帮助该组织在创始人去世后继续运转。

对于这些女性而言，戴面纱可能带来一些好处。加入伊斯兰主义组织，并改变装束，有时能让她们在与父母相处时更具底气，也增加了就业和求偶机遇。此外，由于面纱宣示了女性忠于传统的性观念，戴上它反而加大了她们自由出入公共场所的可能性——使她们得以与男性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在做了第一批采访后，我对面纱的男权主义涵义的假设开始动摇。一位女士解释道，她戴面纱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当今社会性别歧视观念的意识。（这令我想起了美国焚烧文胸的那段岁月，当时，一些女性拒绝刮腿毛，以示对男权主义的抗议。）还有一位女士认为，自己戴面纱与犹太朋友戴圆顶小帽的道理一样：这种宗教服装能让众人注意到少数族裔的存在，这些少数族裔与所有公民一样，有权获得公正和平等。对于其它许多人而言，戴面纱是为了宣扬自豪感，并拒绝负面成见（与 60年代非裔美国人盛行编一头小辫子一样）。

在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中，伊斯兰主义和美国的梦想（包括男女平等的美国理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于穆斯林女性运动而言，过去十年是相当不寻常的。 9/11事件发生后，西方对伊斯兰教及其对女性的看法提出猛烈抨击。或许正是这种大环境促使美国的穆斯林采取纠正行动。女性开始重新解释核心宗教典籍，包括古兰经，她们也开始担任美国穆斯林机构的领导职务：例如，英格丽•马特森(Ingrid Mattson)曾两次当选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主席。这种女性领导地位在母国从未有过：即使是对穆斯林兄弟会至关重要的阿尔加扎利，也从未在一个有男性成员的机构中担任过正式领导职位。

这些女性中，很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戴面纱。在女性有权选择自身穿着的西方，面纱显然具有多重含义。这些含义基本上与我小时候接触的旧观念大不相同，也与某些国家仍极其盛行的陈旧的男权含义截然不同。在西方，根植于民主、多元化和男女平等的大背景的女性面纱，可以拥有在某些国家不可能拥有的含义，那些国家连平等的观念都不认同。

但在美国，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有意思的是，面纱问题以及戴面纱是否是教义所规定的，如今正受到从小就戴它的女性的审视。一些人重读宗教典籍，她们得出结论认为，面纱与伊斯兰教虔诚无关。她们摘下面纱，尽管仍是虔诚的穆斯林。

这一变化——在曾经戴面纱的知识女性中表现尤甚——是否会加大势头、并发展为21世纪的摘面纱运动（在另一个大陆、以全新的方式，重复20世纪早期那场摘面纱运动），现在还言之尚早。不过，在许多国家开始试图禁止女人戴面纱、且这些规定一般都引发反弹之际，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没颁布这些禁令的美国，一场新的运动可能正在悄然兴起。这一次，领导者是那些一度戴面纱的虔诚的穆斯林女性，她们决定摘掉面纱——往往是在经过大量思考和研究之后。

现在，我偶尔（尽管不如以前频繁）还会怀念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伊斯兰教。那时的伊斯兰教不需要面纱，也远离政治。人们信仰它，并不是以当今这种程式化的、僵硬刻板的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内在意识，按照个人性情、癖好和经历过的人世沧桑。

我对那个已经逝去的世界的偶尔怀念之所以会减弱（但没有完全消失），在我看来原因有很多。我有点儿像个侦探似的，追寻导致面纱完全出乎意料且令人难以置信的 “回归”的异常历史波折。在此过程中，我发现故事本身如此扣人心弦，让我似乎忘却了自己的怀旧之情。我还抛却了多年来积聚心中的隐约的恼怒、甚至可以说是羞辱感——令我恼怒的是，历史（看似如此轻而易举地）碾碎了那个现已消失的更光明时代的完全合理的希望和可能性。

在这一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件长久以来我只在理论上明白的事情：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必定是具有活力的。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女牧师和拉比，而就在几十年前，这种事还闻所未闻。在我探寻面纱不断变化的历史之际（过去一个世纪期间，这方面的历史已两次掉转方向），我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伊斯兰教的一场巨变。我个人的假设和这些假设据以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我们一度将戴面纱的人贴上“落后”的标签，而不戴的人是“进步”的，并认为这么做完全合适、合理。现在看起来，这种看法是荒唐的。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会令人不安，但同时也令人精神振作，甚至为此激动。

作者：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 莱拉•艾哈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