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2011年05月25日05:30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特别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是大家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是，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而提交会议讨论的农业文件草案，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如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对此，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许多同志当然不能满意。
　　从11月11日的分组讨论开始，就已经有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1]接着，他提出了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因此而活跃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特别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社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更加鲜明的标题，对《北京日报》的消息向全国作了报道。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都以同样的标题予以刊登，广大读者为之振奋。随后，河南、浙江、江苏等省省委也郑重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期间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除陈云发言提出的问题外，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提出其他一些重大错案，如“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错案的平反问题。有的同志指出:这些都是过去中央定的，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并作出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二)为因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三)现已查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应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四)彭德怀曾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五)陶铸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将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六)将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七)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八)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这次讲话后，与会者认为对“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也应有个说法。12月14日，会议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的定稿本，增加了一条内容:“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1975年至1976年连续下发的12个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这项决定作为第二条，讲话的内容变为九条。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终于得到基本解决。与会同志十分振奋，更加畅所欲言。一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说服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展开讨论和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这时还不成熟。
　　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一些自发的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人还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意见。这引起了围观群众间的争吵和混乱。针对这一动向，邓小平立即指示:“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2]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3]在传达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后，北京等地的这类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中央工作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同志的批评。多数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还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示态度，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搞建设，仍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少同志则提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这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
　　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时，许多同志对文件草案回避严峻的现实，空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表示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指出:现在全国有近两亿人每年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过去在政策上对农民卡得太死，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挖得太苦了，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有些同志还分析了人民公社体制上的弊端，提出了政社分开的主张。对农业学大寨，也有不少同志提出异议，指出全国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都搞成大寨一个模式?大家还提出了不少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有的同志说: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陈云在发言中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4]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作了改写。
　　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时，很多人都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不少同志看后提议: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可能的条件下多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
　　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不少同志赞成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方针；同时，对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今后两三年把比例失调的状况大体调整过来，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再不要重犯1958年一哄而起的错误。陈云在发言中还提醒大家: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根据这些意见，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使两年来的急躁冒进倾向开始得到纠正。
　　会议的讨论还涉及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与会同志结合过去的惨痛教训指出:党和国家遭受灾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国家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因此，应当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的建设；尽快制定各种法律，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由于会议的内容大大超出原定的议题，会期也超出原定的时间。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他宣布，会后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叶剑英讲了三点意见:(一)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二)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人大常委会要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三)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样一场革命，许多人还准备不足，思想不解放，所以，“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5]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共分四个部分。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对半年来党内外热烈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着重强调了解放思想、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他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这次会议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纠正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邓小平指出: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提出，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目前的经济管理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由于闭幕会上这些讲话的重要性，会议又继续进行了两天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
　　12月15日，会议结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打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90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经过认真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2月22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注:
　　[1]]陈云:《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1978年11月12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4]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1978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5]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