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志张小凡后来: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访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

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哪里走，在中央领导层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最后才形成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和主要决策者的局面

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访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

本报记者　欧灿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发现一个特点：红军一边走一边频繁地开会，在湘江战役之后尤其明显。周恩来曾经回忆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70年后回顾这一系列会议，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记者：我们知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一系列的会议？

　　石仲泉：伍修权在回顾长征的一首诗中写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哪里走，一直是广大指战员所思索的问题。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关于战略方针的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在3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已经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5倍于己的强敌，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势必遭遇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才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

　　记者：湘江战役已经让红军广大干部认识到，红军遭受巨大损失是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为什么此后还有路线之争，为什么博古、李德要一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

　　石仲泉：这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典型反映。博古、李德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不能从变化了的实际形势出发，也不肯承认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思想路线，所以顽固地坚持最初的战略方针。

　　记者：对许多普通读者来说，真正了解的只有遵义会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几次会议的情况。

　　石仲泉：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重要标志，但这个伟大转折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中完成的，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它们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和主要决策者的局面。简要地说：

　　通道会议，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但仍然坚持要相机北上，没有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通道转兵只是战术转兵，不是战略转兵，但为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初步明确了要战略转兵，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了限制其军事指挥权和立即强渡乌江的决定，使博古、李德想实施其错误主张的企图完全破灭。

　　“鸡鸣三省”会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党的最高组织机构的权力转移。

　　苟坝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进一步确立和加强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

　　记者：看来每一次会议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遵义会议和其他系列会议之间的关系？

　　石仲泉：我的基本观点是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我强调系列会议，就是想强调合力的作用。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一系列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段历史链条上的一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因此，有的地方抢着说自己是某某会议旧址，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某一个会议的作用，实在没有意义。

　　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遵义会议毫无疑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理由有三：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这在当时是最紧迫的），因而红军困境稍有缓解，博古、李德就老调重提。第二，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第三，此前的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军事指挥人员，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

　　记者：通过这一系列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飞越大渡河》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

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夹道迎。

安顺场边孤舟勇，踩波踏浪歼敌兵。

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

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毛泽东和他的十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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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作为领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一生，贡献了毕生精力。作为父亲，他具有丰富、真挚的情感，他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吃百家饭长大的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在那动荡的日子里，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毛泽东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行万里路！”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人关进协操坪监狱，小岸英也同妈妈一同关在监狱内。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被释放，后由党组织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到上海。1931年4月，地下党机关遭破坏，岸英兄弟流浪街头。1936年，上海地下党只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送到苏联。毛岸英先后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1943年1月加入俄共（布）党。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获中尉军衔，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同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毛岸青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生于1923年岸青和哥哥岸英一起到苏联学习，考取了东方大学。毛泽东喜欢毛岸英，也疼爱毛岸青，寄厚望于他。每每见到他的进步，都加以热情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在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毛岸青因儿时大脑被打伤，和哥哥岸英牺牲的刺激等缘故，在大连疗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1970年，两人喜得儿子，叫毛新宇，全家生活幸福美满。

下落不明的毛岸龙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不久杨开慧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不幸失踪，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

　　1929年3月在红军第二打下龙岩时，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第一次喜得千金，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失踪的毛毛是第五个孩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扬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个奶妈。奶妈便把孩子叫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量，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很快，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早产儿

　　1933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当年，红军正在进行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贺子珍怀着孕随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贺子珍的身体又十分虚弱，结果早产，这个先天不足的男孩连名字也没留下，便夭折了。

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孩子

　　1935年2月下旬，红军长征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前面的路程遥远而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后来，贺子珍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毛泽东得知贺子珍把孩子送掉了，赞同地说：“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

姣姣便是李敏

　　1936年冬，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抱起婴儿说：“真是一个小姣姣。”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就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0年，四岁的姣姣从延安来到莫斯科。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客死异国的第九个孩子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又生下第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的及抢救，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