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2011年05月25日05:59

　　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的重新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首先，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其次，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从以往的美国对苏联占有明显优势到60年代末期双方形成均势。再次，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第四，中国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也有了进一步增长。美苏两国再不能如同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了。
　　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形势，在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首先感到调整对外政策的必要。当时，美国的最大困境是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的争夺中一时处于被动地位。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如何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是关键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调整对外政策的任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特别是中苏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审视国际局势，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
　　1967年秋，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据此观察，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1]。
　　1968年11月，尼克松竞选获胜。抓住这一时机，中方向美方提议于第二年2月下旬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并通过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重申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的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发言人还说，如果美国方面不改变以往的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2]。这是向即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传达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政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于1月28日破例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这篇演说。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表面看来并没有出现任何松动，有时甚至显得更加紧张，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却各自以极其秘密的方式，着手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进行准备。
　　中美关系尚未发生变化，中苏关系却从恶化走向敌对。1968年夏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发生后，中国认为苏联已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对苏联扩张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原本已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此后，苏方又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中苏公开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任务就变得更加紧迫。
　　究竟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调整外交战略?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必须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毛泽东委托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周恩来嘱咐他们:主席认为，对于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要以元帅的战略眼光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3]。在此前后，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从6月上旬至9月中旬，陈毅等四位元帅进行了十几次讨论，先后写出两份书面报告，还向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口头建议。
　　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呈送中央。这份报告从战略高度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对中、美、苏三方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报告指出:当前国际上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对于美苏两家，真正的、现实的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美苏互相勾结和互相斗争，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因此有所和缓，反而更加敌对。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对手”，而不是现实威胁。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美国有侵朝、侵越两次战争失败的教训，而它的战略重点又在西方。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但是，苏联要与中国大打也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主要是担心形成东、西两线作战，难以速决以及其战略重点也在欧洲等。报告还指出，对于美苏可能发动突然的核袭击，要有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
　　这份报告的重要作用在于提出了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第一，针对当时流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明确提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二，通过精辟的论证，指出在美苏之间，苏联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两个判断为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基本依据。正当四位元帅准备进一步探讨，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我国应采取何种战略和策略时，中苏之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7月26日，苏联外交部致信中国国务院，建议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就全面和缓两国紧张关系的途径交换意见。然而，8月13日，大批苏军突然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我边防人员发起突然袭击，再次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随后，外电不断传出消息，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正当中苏关系显得更加紧张之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时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在归国途中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中方表示同意。中苏关系究竟是朝着更加紧张的方向发展，还是有可能和缓，一时为世界所瞩目。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周恩来强调，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他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他警告说，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将抵抗到底。关于如何解决最紧迫的边境冲突问题，周恩来提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三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此，柯西金表示完全赞成，并补充了一条措施，即当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此外，周恩来和柯西金还就恢复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电话联系、恢复两国互派大使及恢复两国贸易等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一俟双方征得党中央政治局同意，即可付诸实行。但此后双方互致确认函时，苏方来函中未提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4]。由于担心苏联会假借边界谈判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国内的战备气氛不仅未因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转趋缓和，一时反而变得更紧张了。
　　面对相继发生的重要情况，陈毅等四位元帅通过认真观察、慎重思考后一致认为，新出现的情况表明，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估计基本正确。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到，在目前中、美、苏三方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叶剑英援引历史典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按照这一思路，在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后，四位元帅经紧急讨论，写出第二份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于9月17日呈送中央。在这份报告中，他们进一步提出:苏联虽有发动侵华战争、速战速决的打算，但在政治上还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表明“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进一步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一些设想。他说: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陈毅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恩来口头汇报[5]。
　　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形成了调整外交战略的明确思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策有了可靠的依据。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初步启动
　　1969年下半年，中、美、苏三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阶段。中国领导人一边酝酿新的战略构思，一边耐心观察美苏的动向。美国尼克松政府有了一个走向中国的概念，但尚不知如何着手。当时，美苏两国正准备举行高级会谈，但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和欧洲安全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迟迟不能达成原则协议。这时，苏联对正在酝酿的中美接近十分敏感，尤其担心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打破苏美战略平衡。
　　按照周恩来和柯西金北京会谈达成的协议，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两国新任大使也分别到任。虽然苏联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但自珍宝岛事件后极度紧张的中苏关系毕竟有所缓和。这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压力，尼克松政府随即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就在这个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通知中国，美国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参观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时，追上中国驻波使馆的外交官，表示他想会见中国代办，说尼克松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晚，周恩来看到驻波使馆发来的电报，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着敲门砖了。”[6]
　　经过几个月的试探，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第一百三十五次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并取得重要进展。在会谈中，美方代表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和澎湖的义务，但不妨碍中国的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政府还愿讨论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意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方代表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紧张局势、根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意见和建议。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7]。3月21日，中国收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传来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周恩来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8]
　　然而，就在这时，中美接近的势头由于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而受挫。基于反对侵略扩张的一贯立场，毛泽东于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直到当年6月底美军撤出柬埔寨，中美接近的过程才重新启动。
　　1970年7月10日，美国媒体报道说，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让他站在身边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9]。在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前不久，美中双方已通过其他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华。周恩来于11月中旬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中美正在酝酿的两国关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几次表示，希望在世乒赛结束后能访问中国。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几经考虑，在世乒赛的最后一天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轰动。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这就是当时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总统传达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10]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者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
　　确定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和基辛格访华
　　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会后，政治局把讨论情况写成报告，报毛泽东审批。
　　这份报告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关键的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以下原则:(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五)如因一、二、四这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11]。
　　上述八条原则除重申中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外，有三点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二是在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强调要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认真加强对台工作；三是初步提出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这三点变化体现了中国方面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诚意以及在策略运用上的灵活，富有建设性。
　　为使全党能尽快适应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央于5月31日向全党转发了上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纪要，并要求将有关内容逐级传达到基层支部。6月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全面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加深对打开中美关系重要意义的理解。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抵达当天，周恩来同他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基辛格首先说，他来北京有两项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撤走驻台美军的2/3，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意即期满后不再延长；美国不再指责与孤立中国，美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基辛格的上述谈话尽管与中方的主张和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作出了解决一些问题以改善中美关系的承诺，表明尼克松政府愿意向前迈出一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基辛格保证美国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他说，美国政府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坦率地说: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在台湾的军队，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12]。第二天，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协议。
　　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公告的发表震惊了全世界。
　　此后，为实现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
　　注:
　　[1]周恩来在1974年12月12日接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及其夫人时说: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
　　[2]《就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议会期问题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7日第5版。
　　[3]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5]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1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7]关于这两次会谈的内容，主要引自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并根据其他文献作了补充和归纳。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
　　[9]毛泽东:《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43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453页。
　　[11]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
　　[12]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页。